最近我太忙啦，已经很久没有写blog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太多的事是以不了了之而结束的，或者永远地悬而未决。所以，我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我才可以正式关上那一段未有记录的生活的抽屉。
4月29日，我终于飞向台北。台湾对于生在大陆的老百姓来说，是个陌生而熟悉的地方。小学语文书里讲阿里山日月潭多么美，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台流行歌曲都很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琼瑶或表现家庭亲情爱情的电视剧哭哭闹闹地霸占了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同时，台湾在政治上和祖国统一的意义上，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两岸间有很多隔阂。所以，感觉台湾很近也很远。听了很多，就是去不了。
我在芝加哥和东京一共转了两次机----漫长的旅途令人劳累，但是我时不时就突然很兴奋，我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去看看台湾到底什么样，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不带成见地去见识一下。我去的时候赶上国民党主席连战地去大陆访问，我自说自话地觉得我去台湾简直跟他的访问交相辉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0日晚上10点多，我终于到了台北。机场的英文名字是蒋介石机场，中文其实是中正机场，“中正”其实是他的名，“介石”是他的字。机场比我想象的旧而小，跟香港机场或上海浦东机场不可同日而语。这么晚了，空气还热烘烘的，到酒店一路上黑漆漆的，都是矮山。我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终于驶进市区，依然不是我想象的霓虹闪烁的样子，街上也没有许多人。我潜意识以为台北和香港差不多，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唯一印证我印象的是，每走三五步，就可以看见一个银行。我知道台湾的银行实在很多（50多个本土银行），造成了过度竞争的局面，政府正在试图改革，争取把数目减半。
所住的晶华酒店从外面上看就是一个大方盒子，不过里面很豪华。ATM机出来的是台币，100元的颜色红红的，跟人民币差不多，呵呵。我去便利店买了一个热茶叶蛋、一根雪糕和内容丰富的碗面。哈哈，我很高兴看到收银台边煮着茶叶蛋的电饭锅，让我想到上海。到底都是中国人，饮食习惯还是差不多的。这里似乎有无数人骑摩托车，胆子很大，速度很快，即使绿灯，我也要很小心地穿马路才行。我想起来，以前有一个台湾人自豪地对我说，“我是台湾人，我穿马路从来只看车，不看灯，哈哈。”
第二天五一劳动节星期天，我就四处走走。看看地图，酒店所在离台北的政治机关很近，很好奇，决定去参观一下。
走到中山北路上，沿街的房子普普通通，但是有门廊――这也是厦门的特色，大概是为了适应这里炎热的气候，可以为行人遮阳，也为房子里的人提供一些缓冲。行道树颇为茂密，人行道边停满了摩托车，车牌上俨然写着“台湾省”，老伯伯摆着摊卖玉兰花和香烟。
往南走过一系列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大路如南京东路和长安东路，路越走越宽，街上人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周末，没有人来上班吧。终于，我看到了第一个政治机构“监察院”，一幢白色的西式古迹房屋。紧接着是“立法院”，每每看到新闻里立委争斗的热闹，今日见到其所在，只是一土黄色双层砖建筑，门口有一保安站岗，不起眼地让人吃惊。然后再是“教育部”，方方正正的样子。有着郁郁葱葱花园的台大医院旁有一幢11层大楼，上面飘满青天白日旗，还有巨幅标语：原来这就是国民党总部了。国民党总部正前方有一个庙一样的建筑，大路的那一头尽头则是“总统府”。
去“总统府”的路上，有一个“二二八”公园。我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电影（梁朝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共产党员）之前，对“二二八事件”一无所知：1947年2月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起治安事件的处理失当引发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反抗运动，3月份被镇压。长期以来这是禁忌，近年来，台湾政治演变，这才成了可以谈及的话题。在看过“二二八”纪念碑后，我逛到了边上的台湾博物馆，可惜因为整修而不对外开放。饿了就去了馆前街一家小店吃牛肉面。我和旁边一位模样淳朴和气的中年妇女搭讪，她一听我是上海的，就说我不像大陆来的。我就问她，大陆来的人应该什么样子的？她指着自己的脸摇摇头，她大概是想说，大陆人的形象都不好吧。虽然我知道她对我的评论是好意的，这显然是对大陆人的一个简单化的误解。没有去过大陆的台湾人在哪里能看到大陆人？马路上不多，只有电视里：电视里的大陆人主要是政府官员，讲到台湾问题时自然多半很严厉；另外还可能看到偷渡来台湾被抓到的人，形象一定不讨人喜欢。最后，我建议她有空去大陆旅游一下（顺便可以看看普通人的样子）。
吃完牛肉面，我原路返回，去看陈水扁的所在。“总统府”是日本统治时期所建，1946年重建后为庆祝蒋介石60岁生日就叫做“介寿馆”，门口站着三四个戴着白头盔的卫兵。“总统府”平常开放给公众参观，但大陆人士除外，所以阿拉就在外面看看喽。很难说这座粉红色的建筑是什么风格，据说从其「日」字型建筑平面的安排及正门入口朝东（向日）的 设计，代表了日本帝国设计思想，但同时其装饰结构又颇为繁复，好像又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的味道。据说这叫折中主义。气势庞大，但我觉得有些不伦不类。附近还有“外交部”，那段时间正好陈水扁去太平洋一小国外交去了，电视里看到，实在有些好笑。这是后话。
接着我走去中正纪念堂，也就是纪念蒋介石的所在，台湾尊之为“蒋公”。先看到雪白蓝顶的牌楼建筑，上书“大中至正”，后面是一片大广场，正对着中正纪念堂。广场左右两座一摸一样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据说和北京的太和殿很像，但是太和殿什么样我已经忘记了），分别挂着“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 ”的牌子。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很多人穿着彩色背心，打着彩旗，正在集会游行。学生反对学费涨价，而工会成员腰间绑着饮用水的空桶，派着铜鼓的用场。白墙蓝顶的八角形中正纪念堂本身的造型颇像北京的天坛，坐东面西，遥望大陆。89级台阶表示蒋介石的寿命，台阶中间是常见于中国宫殿庙堂的御路，不能走。进了纪念堂，正堂中有巨大蒋介石坐像，背后墙上写着“民主伦理科学”，像美国林肯纪念堂的布局。两旁有头戴白头盔手拿刺刀的白衣卫兵一动一动地站岗，我问工作人员，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笑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接着看。果然，从旁边又出来三个同样装扮的兵，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每一步，脚都在半空中放半天，手臂向前举与肩平。时不时把刺刀换手，动作好像很花，由于脚步很慢，看上去挺滑稽。最后终于完成了仪仗兵交接，据说一小时换一次。纪念堂的陈列都是关于蒋介石的文物。有两辆漆黑发亮的凯迪拉克，是他的专车。（我突然想起来要给每个小喽?发一辆凯迪拉克的美好理想和庄重诺言。）在史料图片展中，我觉得颇为有趣的是，讲起抗日战争时，共产党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内战更是一字不提，抗战胜利后就一下跳到了台湾遥望大陆。看来，带有立场观点的历史，无论出在谁手，都是不可全信的东西。
出得中正纪念堂，我去乘地铁，叫做捷运。途中有几个站都叫“忠孝XX”的，我就想到很早以前童安格的一首歌，第一句就是“走在忠孝东路”。到了国父纪念馆，也就是纪念孙中山的所在，四方形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黄色屋顶，飞翘的屋檐。里头也有孙中山的大坐像，还有仪仗兵的交接。文物陈列室一角有三位老人讲着上海话，我假意过去看陈列，却在偷听他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就转过头用上海话对他们说，老伯伯你们是上海来的啊？你们略微吃了一惊，但随即就和我说话，还问我住在上海哪里，还说这里上海人很多的。他们多半是国民党的老兵，当时选择来了台湾…..历史很大程度是人造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它是怎样沉重而不可预知的东西，不论是对重要历史人物或是不同老百姓而言，都巨大改变着命运，而人只有一辈子。就建筑和保养程度而言，国父没有蒋公气派大。从国父纪念馆可以看到新落成的台北101大楼，共101层，是世界第一高楼。这幢大楼没有什么高的邻居，而香港和浦东的高楼则比较密集或至少错落有致。
晚上，我去了士林夜市。这个地方真有意思。许多条狭窄小街，两边开满小店和摆满地摊，更有甚者，有时候马路中间也摆着地摊。我对服装和小玩意儿没什么兴趣，有趣的是小吃：应有尽有的卤内脏及鸭翅鸡爪等（你要吃什么就指一指，摊主就把它放在铁板上撒上调料和油烙一烙）、士林大香肠（红色的大肉肠油光光，在灯光下看来特别诱人）、大肠包小肠（香肠外包着一层糯米一起烤）、大饼包小饼（面饼皮里包着油炸过的酥?，有咸有甜，如芝麻花生咖喱口味）、猪血糕（名字怪吓人的，由猪血和糯米做成，很有咬头，好吃）、青蛙下蛋（粉圆飘在一种冻状液体中，液体中还有片片柠檬――这是台湾的特色甜食，可惜它的名字让我想到初中做的解剖癞蛤蟆的生物实验，那只遭我毒手的可怜蟾蜍有着一肚子黑色的籽，所以我就不想吃这个青蛙下蛋了）、甜不辣（其实是鱼饼，口感很好像鱼丸，但是是方的――后来才知道这源自日本的Tempura天妇罗，虽然Tempura应该是蔬菜或海鲜包了面粉在油里狠炸的结果）。有一种源自中东的东西叫沙威玛，一大堆鸡肉穿在一根柱子上转着被烤，摊主时不时用刷子刷点调味品上去，要吃的话他就帮你割肉，夹在面包里，这个我没有尝试。在拥挤的路中间看到一对母子，手工做着花生糕和芝麻糕：他们把糯米放到圆筒状的木头模子里，再放一勺花生粉，压实，再用镊子把它夹出来就成了，吃上去香喷喷。还有个老头在马路中间卖水果，有一种没见过，小小的，绿皮粉红穰，吃上去没什么味道。他用台语回答我，我也没听懂。后来同事告诉我，这叫土芭乐。我还看到一个老头在卖槟榔，显然他不是西施。
在小吃的重重包围下，我一路走一路吃，来到一个妈祖庙，叫做慈诚宫，晚上香火还很好。有趣的是庙里一袋袋的米堆得高高的，大概是善男信女捐的，庙对面搭了临时舞台和座位，上写某某歌唱艺术团大公演，一男一女在上面唱台语歌和邓丽君的歌，不过好像没什么听众。这里真是民俗得不得了。我在路边小摊又坐下来吃了一碗高雄肉圆，很像煮得很烂的肉汤团，我还要了一大把香菜。
这时候我的时差反应出现了，就很困很困地回到旅馆，进了房间后就动弹不得，半夜才醒过来，精神又好起来。这就是初到台北的流水帐，一半政治景点，一半大吃小吃。感触以后再说。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