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有文化的人，倾向于看很闷的电影。照我们办公室某爱收藏大片的同事的话来说，这种片子老“憨”的，比如我前一阵看的《三峡好人》。
“憨”就“憨”吧。也许是因为我有些逆反心理，人人都在讲的电影，我就偏要以很不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不忍拒绝别人好意，马马虎虎地看了一遍《色戒》DVD。结论只有三个：革命手段比较盲目，大钻戒很丑，爱情真误事。他们由此说我很粗糙。的确，他们比较细腻，对某些镜头居然能倾注如此多的热情和兴趣，津津乐道意淫幻想了这么久。显然，至少在中国，此片的热点在于其限制级镜头，人民热烈赏鉴讨论，直到新热点的产生---- CGX的照片。这些现象无可厚非：我越来越意识到，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弗洛伊德的理论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本能与压抑的斗争归纳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解释了人们行动思想的最终根源。
不过我今天是要讨论另一部很“闷”的电影。我用了很大的耐心，看完了意大利导演Michelangelo Antonioni 的纪录片《中国》，片长3个半小时。最初，是它1972年这个拍摄的时间吸引了我。
1970年底，中国和意大利建交。意大利电视台提出要拍中国，中国也同意了，确有此向世界宣传一下新中国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之成就的需要。他的摄制组有中国导游，要按照事先制定的路线和内容拍。电影从《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开始，拍了北京、河南的林县，再到苏州、南京和上海，最后在外国人必看的中国杂技中结束。
电影是对文革中的70年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文献资料。很容易理解，导游带去的地方都有特定的安排，意图为展示成就。比如北京某市场副食品丰富地堆积如山，显然是装的，90年代菜场里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呢。去林县是因为那里有中国最早的人民公社，有人工挖出的红旗渠；南京有长江大桥，上海则是主要港口和工业基地。同样可以理解的，导演也没有那么听话，显然他还是多拍了很多规定以外的镜头。在河南还未经同意，闯入了一个贫困的村子拍了很久。最后电影里，用以歌颂成就的镜头并不多。电影基本没有配乐，除了少量解说词，大多是自然的低低人声和街道上的喇叭声，要么就是幸福的小朋友表演的歌舞。
整个片子都灰蒙蒙的，似乎只有在上海有看过蓝天，这很奇怪。人普遍都很瘦，衣着灰暗而松垮。城市和农村到处是大头像、宣传画和标语。播音女声高亢刺耳，比Mariah Carey和Celine Dion卖弄嗓音时更令人头痛。人们做每件事都要先讨论，因为政治思想一解决，一切都迎刃而解。
那时候的北京街道很空旷，没有堵车，好像现在电视里看到的平壤。不过王府井倒是人潮涌动。新华门两边的标语和现在一样，（新天地边的）一大会址也和现在一样。那时候，上海的老洋房和现在差不多，城隍庙的绿波廊有很多人喝茶。 我总算看到了小学语文书提过的“滚地龙”。我还看到了交警岗亭，高高地在天上，这好像是很小很小的时候的印象了。
人民公社农业很“发达”。秧苗看来很密集，北京填鸭们挨着个儿被抓着脖子，饲养员讲饲料管往它们喉咙里深深一塞再拔出来，从而完成进食的过程。猪猡们在地上懒散地打着盹，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样板戏，吵醒一只猪，它打了个激灵，跳了起来。
学校里听话的小朋友们总在表演政治性很强的赞歌赞舞，我认为他们是单纯而快乐的。研究语言学的Chomsky说，语言要在脑子里那块语言习得装置（LAD -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长好之前学。同理，洗脑也要从小开始。从空白的基础开始是不痛苦的，因为脑子根本不知道还有别的可能性。 空白上有了基础再洗才痛苦，洗得不成功还得装更痛苦。George Orwell在《1984》中说，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Ignorance is Strength。本来么，人是理性和感性的矛盾结合体，了解带来顾虑，理性带来烦扰，冲动是魔鬼，无知才是力量。
因为主要拍的是中国的人，电影里有许多骑车、走路、打拳、拉着板车或站着发呆的人，而镜头不因为他们的回避而放弃对他们的拍摄。还有许多人，好奇地看着镜头后的外国人，不论是在北京、河南、苏州、南京还是上海。给我留下最深印象是，在标准路线外的河南某农村，看见这群外国人扛了摄像机进了村，衣着破旧无所事事的男女老少纷纷站到门口路边，观察这些闯入他们领地的怪物。他们好奇而惶恐。当镜头对准他们，他们又纷纷躲开；怀抱孩子的妇女赶紧从家门口站起，回家关上了门。有个男人去墙后方便，镜头也很不厚道地继续拍他好奇的神情。解说词：“这些中国人，从没见过一个西方人。他们走到门口，既惊讶，又害羞和好奇，想多看我们几眼的愿望如此强烈…….他们虽然害怕，但相当礼貌，他们担心走开会冒犯我们，所以他们在镜头前能熬就熬，常常僵硬如石，一动不动。在我们闯入这个山区小村的所有时间中，我们看到了众多神色惊奇的脸，但他们从未表现出敌意。村长希望我们看见的一切，都井井有条，他向村民解释，我们是谁，想干什么，在我们停留的时间中，他向衣着破烂的妇女及老人示意，让他们藏起来。”――长镜头无休无止，令人尴尬的沉默。
电影在意大利和美国等地放映。1974年初，《人民日报》上刊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从此，人们开始如火如荼地批判这部谁也没看过的电影。据说，当时是周恩来批准了该片的拍摄，该批判是江青用来斗他的工具。Antonioni就这样成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外国导演――以他没有料到的方式。很受伤。
虽然不曾亲历，这些景象对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并不陌生。或在别的媒体上看到，或是某些事情还在文革后存在了很久，或者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着。一个外国人，一个导演，来中国拍记录片捕捉的一定是他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我不觉得导演怀着恶意拍摄中国，但他对生活细节的直接表现，和比例过小的歌功颂德，显然背离了当时中国将之作为正面宣传工具的期望。不过，虽然政治黑暗，但是人的见识比现在小得多，监管技术手段也粗拙得多。当初如果知道拍出来是这样的，可能就从来不会有这么一部电影。不晓得如果他现在来，这部电影又将是什么样。而《人民日报》当时对电影的指摘，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心虚的表现：显然，所有人民的心情都是无比舒畅的，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人民日报》社论说该电影“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
抛开当时的政治不讲，我觉得这里值得讨论的是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到现在还在，恐怕在全人类都在。生活的真实很多时候很丑很尴尬，不论是什么时代。比例感（Sense of Proportion）比一个细节是否真实更加有影响。每件事每个人都是复杂多面的，更何况一个国家。Intelligent Design 不见得很intelligent, 造人造得不完美 ――人的认知是如此地具有选择性和片面性。在展现真实细节的同时又要争取合乎真实比例，很难。
第二，由谁来展现谁的真实给谁看，还有采取如何的方式，往往比该真实本身更加重要。的确，镜头里看上去很多中国人貌似愚昧，虽然这也不是他们的错，这是这么多年的历史大环境造成的。但我不喜欢Antonioni的拍摄方式，他显然没有获得被拍摄对象的许可或信任，在对方明显感觉很不舒服不愿意被拍的情况下，依然不依不饶地追拍纯朴得不好意思说不的中国人民，包括人家在方便的镜头。这样比较野蛮无礼。另外，当时中国人大概没有什么隐私的概念，居然安排他在北京医院里拍了一剖腹产全程， 麻药全靠针灸，肚子上就这么一针针扎上去，再一刀划上去，孕妇看来一点儿都不痛，可还是血淋淋的。不晓得在当时的意大利，这样做是不是可以。对于中国人民的穷苦生活，他镜头给人的感觉，就像很多来中国的外国旅游者一样，猎奇而缺乏同情。我突然想起，去年5月份我在上海地铁过道里，看到一对外地夫妇，蜷缩在墙边，还有两个小毛头，看上去非常穷苦落魄。一个外国小青年，拿手机拍照，拍完以后很得意自己的作品，吹着口哨就走开了。我看了很生气，差一点上去骂他。为什么？我讨厌他把别人的痛苦当有趣，讨厌他仅仅把别人当作一个Object，没有对别人的尊重。当然，我也知道，1972年，要Antonioni摄制组去一一要求路人被拍许可，也是不现实的。
今年两月份，韩国同事第一次来上海，之前她还去了台北。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国。要领略上海特色的，我就带她去了小杨生煎，反正别的景点她可以自己去找。简陋的小店里，有慕名而来的日本人、美国新加坡人和欧洲人。吴江路是非常平民的地方，可她就不停地说，这里就像韩国60年代的时候，让我听了不太爽。我可以带她去南京西路的名牌店看，可是那有什么特色啊。周末她自己去玩，第二天上班，她无比兴奋地要给我看照片，说她看到了上海当地人的生活。原来，她好像是独自闯荡了南市区的棚户区。她拍了无数晾在竹竿上的棉毛衫和内衣和破旧的房屋。一个店铺收购旧家电，可能有人在测试旧洗衣机的功能，她却坚持说这个人出租洗衣机供人洗衣。很不幸的是，她居然需要上厕所，而那里只有最普通的公厕，很脏。更让她惊讶的是，里面两大妈门也不关好地前后蹲着，快乐地聊着天。她问我，为什么这些人居然这样适应这样的生活，好像还很喜欢的样子。她还坚持说，你们上海当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而陆家嘴和新天地这么好，是否只是给外国人看的。我以前是和她辩论过北朝鲜问题的，知道与她辩论又累又无实际意义。但我实在觉得，把上海看成60年代的韩国，并认为上海人当地生活的典型就是在公厕公开上厕所并聊天是非常错误的。我只好说，她出差住香格里拉去新天地吃饭，浦东金融区高楼林立，这些都是上海光鲜的地方，那只是一方面。她看到的旧区，也远非上海人居住的典型。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在介于这两者之间。那些房子很旧，也会被改造。不能说那就是上海的文化，也不能说为了保护这所谓文化，而强迫人家依然住在那里。美国也一样，豪华场所和贫民区都只是社会的一面而已。（没有读过Duke MBA，没有上过5星级厕所的人，不见得就生性愚钝地喜欢脏厕所。）
可是再转念一想，如果拍这些东西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我又会是什么感觉？其实，如果对不够光鲜的地方采取鸵鸟政策，掩耳盗铃，那才丢人。进一步说，贫穷本身也不丢人， 丢人的应该是在不平等不诚实的社会条件下造成的贫富差距，对之视而不见，那才是无耻的。
我喜欢摄影，光、影与色彩的组合。风景照自然很养眼，但是更有趣的往往是人。我说得可不是那种站在景点前拗个造型手做V字状的那种人像。反映新闻大事，当地生活，或感情流露的，都很有意思。可是在旅行中，我往往不好意思拍人家特写。我总是很设身处地为人家想，怕人家不喜欢被拍而不高兴。而要我上前去要求去拍，天生羞怯的我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所以，在这方面，我是没有前途的。Antonioni那样风格的片子，我是拍不出的，呵呵。
写了这么长的blog，总结反省一下。只有当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愿意承认那些关于自己不快尴尬丑陋的事实，才有可能去改变。要承认这一切，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这就好像对某些恐怖症的治疗。恐怖的源头往往是和幼时某一经历造成的条件反射有关，真正的恐怖原因被压抑在了潜意识之下，另一样东西则被象征取代，成了恐怖的对象。弗洛伊德这一派的精神分析医师通过与患者交谈，甚至分析他们梦，从而解开这里的死结。只有在一个人或民族愿意直面现实，承认剖析自己的弱点和恐惧（即使是自己最不愿承认的），才能变得坚强，才能前进。网络不通、自欺欺人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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