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好亲婆 (2010/12/14写完)

10月的时候，上海街头满是桂花香，闻上去很甜，让人有点恍惚。给好亲婆买了桂花味的香，点起来，这样她也能闻到了。

10月5日晚上有人打电话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啊呀，要吵醒好亲婆了。然后想起来，她不在了。妈妈说，如今她看到一些东西，第一反应是，这个是好亲婆会喜欢的，然后想起来，哦，不需要了。

需要多久才会习惯，我那天真烂漫的好亲婆已经不在了。

妈妈说，做人有感情，真痛苦。是这样的，佛的见解也是这样的。我以为四法印里最有说服力的一条就是，一切情绪皆苦。

家里少了好亲婆，一下子冷清了，她本是我们家最热闹的人。

早上起来，她要大声对每个人说“Good Morning!”，要求每个人同样地回答。吃完早饭，就坐在大藤椅上，看她百看不厌的《还珠格格》或《情深深雨蒙蒙》。她也唱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或《何日君再来》之类的。她拄着她的拐杖，在家里笃笃笃地走来走去，东问西问，家里永远很热闹。

好亲婆年纪大了，没什么短期记忆力，总是重复地问一样的问题。一套问题问完以后，再从头开始，并始终充满新鲜的好奇。只要我们继续回答，她就一直问下去。她的声音很响，还喜欢考我们，“侬认得我伐？” 我们说“认得的”，她再问“侬叫我啥？”，我就会说“好亲婆”或者“My Dear Grandmother”，她就笑。

她似乎总以为我还在美国读书，所以每次周末或过节我回家，她都会问:
“这次侬回来几天？”
“两（n）天”
“只有两天啊？！”
“我本来就在上海……”
“侬几年级啦？”
“我老早就上班啦！”
“上班啦？侬在哪里上班？”
“银行里”
“银行里？侬会打算盘伐？”
我笑起来，“现在不用算盘了，都是电脑了”
“侬工钱多少？”
“一千块！”
“一千块！！！”她就高兴地哈哈哈笑。（我们经过测试，发现说多一点，她就会过于高兴，让我们很担心，再说少一点，她也觉得一般般，没什么很高兴。）她五十年代在那个中学的工资倒有120块，在那时算是很多，也不晓得她对工资和物价的概念停滞在哪一个时代。

好亲婆的父亲是辛亥革命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最早成员之一，可惜他很早就生急病过世。她的母亲则超级能干，独自在苏州将子女们养大，自己99岁无疾而终，也是个传奇。好亲婆40年代南京中央大学毕业，50年代来到上海，在中学教生物和英文，还是49年后第一批上海市优秀教师，陈毅市长签发的奖状。她老是说，如果有来世，她还是要做教师。她很为她的学生们骄傲。后来，在爸爸妈妈都忙着读书的情况下，又把我领大。我的小学中学同学有不少也吃过她的拿手菜 ---- 手工做的油面筋塞肉。也许因为她是老师的关系，她习惯对我们管得蛮紧。记得我在华虹上班的时候，如果晚上晚点回家，她不停让妈妈打我的BP机及后来的手机，让我很有压力。

应该是在我去美国的那几年，她记性变差了，脑子越来越糊涂，但是脾气却似乎好了，也懒得管这管那了。这，说明她老了，但是如果一件事能让她反复惊喜，发了会儿脾气也很快忘记，那对她自己来说，大概也没什么不好。

这个小孩般的老人，常常说些让人发笑的话。我们也像哄小孩一样地哄她，她很乖。为了她的健康，有些东西不可以多吃。但有时候想，人生在世，不要那么辛苦啦。当她吃到那些零食，她就由衷地说，这个好吃的，并很认真地说谢谢。她和我一样，喜欢吃Beard Papa的原味泡芙。

9月27日中午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好亲婆突发心脏病入了监护室，情况不妙。

我赶紧冲到中山医院，看到好亲婆脸色不好，虚弱地躺在床上。我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这个人对种种坏事的发生，总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意识到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但后来她醒来，又开始问那一套我们回答过无数遍的问题，脸色也有恢复。我又觉得大概还好吧，即使医生说检查结果很糟糕。她肾脏不好很多年，从来不知道她心脏有问题，这次居然这么严重。

我们轮流去守夜照顾。她醒过来继续跟我们瞎七搭八，还蛮好笑的。她以为鼻子这里的管子是眼镜架子，叫我们帮她拿掉。她又以为我们在家，而护士们则是客人。到了晚上，叫她们也睡觉去。护士们都不错，觉得她虽然有些小任性，但很好玩，都表扬她。

我喂她吃点东西，有机会也一直握着她的手。她也倒过来捏捏我的手，说“痛伐？” 我说“不痛”，我们相视而笑。嗯，我小时候她也喂了我无数次，并把我抱来抱去的。她皮肤白里透红的，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或老人斑，我觉得好美。有个病人家属说，你外婆看上去好清爽，坐在那里，像个弥陀佛一样。我听了微微一笑。

我每天给她拍几张照片，29号那天，她精神不错，还对着iPhone镜头做怪腔。我想，为什么我的好亲婆这么好玩的啦！她还是充满了好奇心，总是转头看来看去，眼睛亮亮的充满了天真。

10月2日，她睡醒了，转头看着站在床两边的妈妈和我。先对妈妈说，依凡，侬对我还是蛮好的。再看看我，又对妈妈说，侬看，欢欢还是蛮漂亮的，牙齿这么齐。探视时间结束时，她对我们说Goodbye, Bye-bye，叫我们也去睡觉，并强调第二天等我们再来，“我等纳哦！”

可是后来她就昏睡了，眼睛怎么也不能睁开。喂她吃东西最多她也只是张嘴。原来，那个Goodbye, Bye-Bye 就是此生的告别。据说因为血里低钙，她开始像帕金森病的人一样发抖，看了令人极心疼。还听说她闭着眼，有过一滴泪。她一定很难受，但是说不出。

开始几天我总是觉得好亲婆有长寿基因，大概还会奇迹般地好起来。但是这次老天真的带她走了，好像是带走了个无助的小孩子。

如今的医学仪器把人的健康状况量化得那么精确那么直观。我们看着显示器上的读数渐渐恶化，听着仪器时不时滴滴答答，揪心。10月4日中午，医生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心率下降了，呼吸慢了，跌到一定程度，医生打了针肾上腺激素，然后数字上升，过了一会儿再慢慢下降。这样的反复对每个人都是折磨。到第三次，医生问我们还要打吗，我觉得不如让她安睡吧，流着泪说不用了。

但是好亲婆应该知道，在她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在她身边，而我始终握着她的手。我第一次直接地知道温暖是如何慢慢消散的。那温暖消散得很慢。

我的伤心夹杂着难以置信。我那天真可爱的好亲婆就那样躺着，护工帮她擦身，我们也搭手帮忙。穿过中山医院的历史建筑和院子，我们跟着工人送她去太平间。这个下午阳光明媚，天空蔚蓝，与我们的心情正相反。原来睡在家里的大床上，现在却躺在冰冻的太平间了。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是不是要害怕啊。但是，应该是她的精神去了别处，只是抛弃了这副皮囊。

今年8月1日她刚过了90足岁生日。爱吃甜食的她，看到生日蛋糕，很开心，我抓拍了很多张照片。挑了一张慈祥喜感、神采飞扬的照片，拿到店里去放大配镜框，人家也说，这个老太太好“灵”啊。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办理后事的种种程序都是为了分散生者悲痛的专注度，不至于埋头哭泣不能自拔，而纪念的仪式则将被打扰的悲痛重新集中起来。

追悼会开始前，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看好亲婆的遗容。她问我们，老太太是不是平时保养得不错，化妆出来效果很好。于是我们看见好亲婆穿着好看的绣花红缎子衣服，带着红色帽子，安详地躺着，嘴唇和脸颊气色都很好。

我长大以后，就再也不会出声大哭了，我只会伤心地不停流泪。向身上满是鲜花的好亲婆告别时，我也未能大声哭喊。我只能低声地或在心里跟她说话，因为我觉得，精神在另一个世界的人，听我说话一定是通过别的途径的。一个朋友说，因为我的四分之一是好亲婆，所以每次我想她的时候，她也在想我，这样挺美好。

10月14日，我们去龙华领骨灰盒。一个人的90年就这样结束，装进了一个雕花盒子。

现实总是这样的超现实。

我们带着她去卫家角墓地。好亲婆终于又和外公在一起了。两个人，相隔二十多年，都住进了骨灰盒，又在一起了。谁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呢，也许这样他们就不寂寞了。

或者，死去的感觉就和我们无梦熟睡的感觉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就当事人而言，既然什么都不知道，那也没什么可怕了。就像我每次遇到烦恼的事，就赶紧睡着，那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然而，如果有轮回乃至涅盘，我也去雍和宫告诉了佛祖我外婆的名字。我也有吃素、播放经文。看到小虫子，我都不杀生，并叫别人也不要消灭害虫。

失去是人生最平常普通的事，但总是让人那么难过。因为我们都已对拥有产生了执着，而执着是我们痛苦的来源。

人生的遇见想来都是机缘，成为亲人则更是神奇。但是，到最后，所有人和所有人都要说再见。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再见真的是会再次遇见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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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以前的一篇blog -- 我好歹是回来了：

鹌鹑蛋 (2006.7.18)
生活中的许多事许多感受，也不先跟我先商量一下，就自说自话地发生了，令我猝不及防。

有一阵，突然很想吃卤蛋。去超市的时候，看见了鹌鹑蛋。想起来我小时候，好亲婆经常烧一碗红烧鹌鹑蛋。虽然鹌鹑蛋的胆固醇很高，但我很喜欢吃。于是我就买了鹌鹑蛋回家。

先把鸡蛋和鹌鹑蛋放在水里煮熟，然后浇冷水在壳上。小时候我一直帮好亲婆剥蛋壳，所以我是剥蛋壳的高手，水平可以大概和黄金荣削苹果媲美。蛋壳下面有薄膜，所以很容易一下子就把蛋壳一圈地剥下来了，而且不会把娇嫩的蛋白弄破。在我的手指触碰蛋白剥蛋壳的时候，小时候的回忆一下子就回来了，我就突然差不多哭起来了。

如今，我在美国和妈妈用Skype对话的时候，好亲婆经常也来跟我说几句。她总是翻来覆去那几句：欢欢啊，你身体好吗？（好的。）工作忙吗？（忙的。）不要太忙。身体最要紧。（你自己当心身体才是。）什么时候回家啊？（下半年）下半年什么时候？（秋天）那是几月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回来了就不再去了？(还是要去的) 那有没有机会回来上海工作？（有的吧，但不是这次。）我是多么想你回上海工作啊，你每天下班回来吃饭我就可以看到你，多开心啊。(……)

好亲婆年纪大了，所以忘记了刚刚问过我的话，把刚才的问题重新再问一遍，我也再同样地回答一遍。对话一次次地重复。她虽然年纪大了，她问的其实是最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回来了就不再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了就不再去了？――我也想知道答案啊。这样的可能是有的，但是什么时候呢？生活在美国和中国各有好处，前者是自由，后者是丰富。家人都在上海，我自然想念他们，但人在费城，我也喜欢自己有点远离现实的小世界。显然，什么时候回去不能完全由我决定――要看机会。但我其实也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我一直在得过且过，反正有客观原因，我可以再逃避一会儿。但多想一下，又觉得自己大概从离开上海到美国的那瞬间开始，就开始对不起家人了。于是被罪恶感侵蚀，但又对此无所作为。

在New Haven 混着找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好亲婆会关心地问，工作有希望吗？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呢？――啊啊，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从而可以回答她呢。

所以好亲婆的问题经常让我想撞墙。

大概是因为她年纪大了，就不考虑哪些问题是会让我很难过了，于是一针见血。

这就叫做真实。我活该。

但我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