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莫名其妙地陷入了或者被迫旁观了若干场辩论，颇有许多话想说。但它们都是很大的主题、并且是再怎么讨论也没有什么结果的，比如基督教与无神论、女植物人拔管子之争、天主教教皇John Paul II的去世等等。这些事情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却忍不住为许多人的逻辑和论据之缺乏并霸占了公众话语的空间而感到烦扰。按照时间顺序，本来这次的blog应该写这些的，或是写写最近到来的春天，发发填税表的牢骚，但是因为最近的反日活动，我的注意力就被完全地吸引住了。所以这次我还是先做一次王家卫，来一次蒙太奇，写写反日吧。
但 我不知道何从写起。几个礼拜以来，我每天更频繁地看新闻，为国内的游行而激动；同时又渐渐觉得出现的一些破坏事件被用心险恶的国外媒体大加渲染从而会使我 国难看，觉得不太好。可是人本来就不是纯理性的动物，我认为冲动和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人中无耻或是无动于衷的那一群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不是 什么新鲜事了。可是美国英国一些重要媒体的胡言乱语甚至作假，帮日本怪中国，则愈加地令我气愤，这样的颠倒黑白，正义何在？
我后来终于忍不住写了一个email给我原来同学的list，Yale国际关系专业最近几年的学生很大一部分都会收到。我不管他们怎么看待我没头没脑发来的颇有火药味（但是很有道理）的长篇大论，我只是觉得需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里媒体的偏见（以及日本所否认的罪刑），多一个也是好的。我的大意是讲CNN搞 了个假投票，不管怎么投，票数和百分比都不变，结论是大部分的受调查人都认为中国人的愤怒情绪不是正当的。当然这种调查本来就是不科学的，可以不理会，但 这样作弊也实在太厚颜无耻了。从而说开去，这里许多媒体不谈日本如何用种种谬论美化自己的暴行、不谈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谈日本对批评天皇的言论的 压制，却反弹中国的教科书也很可疑，或者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大部分的游行，却允许这次反日游行的表现，暗示应该禁止镇压它。我也同意我们的教科书也有问题， 政府在游行集会言论自由上也做得很不够；但是很明显，有些事情应该用人性和公理判断，而非意识形态，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慰安妇，这些事情都是反人类的 罪，对于修改教科书和参拜那个神社，是非应该是那么的分明，而那些自诩的中国专家和专门从中国报道的记者却避重就轻，改换主题，睁眼说瞎话，好像凡是所谓 多党制的民主国家(日本)就是对的，而中国是共产党一党制，所以就不可能对。他们给人一种印象，PRC成立前被日军害死的中国人民活该倒霉，谁让抗战后内战后，获得政权的是共产党呢？
我的日本同学Akiko 第 二天也就给所有人回了信。我知道她不喜欢日本政府，但还是为她的坦率吃了一惊。她大骂小泉去拜那个破神社，而很多日本人根本就不在乎。现用教科书的确已经 够误导，关于二战，更多强调的是美国轰炸以后，日本老百姓的日子是多么苦，多少人依然承受着原子弹后的痛苦。她本人原来也不清楚这场仗的原委，直到她到了 香港读中文在学校里看到了一本画册….她最后说她本来就痛恨自己工作所在的东京银行，听说其北京分行被砸鸡蛋，禁不住就要笑。
我看了她的email，很感动，并做了一点自省，要确保自己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注意不把怒火指向所有日本人，好在我的email里面讲得很清楚，阿拉反的是右翼。后来有些同学开始回信，说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我也以为这比在华盛顿的智库（有人管那些智库叫idea whore, 卖脑不卖身，为那些政客动足脑筋，提供理论基础，以实现其Agenda）实习机会的信息有趣多了。
信的原文：http://groups.yahoo.com/group/ycias-list/message/34
Akiko的回信：http://groups.yahoo.com/group/ycias-list/message/35
此处媒体一边倒的谎言，好像鲁迅说的，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最郁闷的那个周末，一醒过来，就立刻想到日本的事情，一下子非常清醒，睡不着了；平常我可是要继续赖床2－3小时才起来的。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我在窗上挂了个国旗，抬眼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红色总算改善了我的心情。同时，我和几个朋友在email/MSN上交流这些事情，ZYQ给Economist写了信，ZQ给NPR写了信，写得都很精辟，yingying跟我一句一句地谈。他们都是好同志，总算我不是一个人郁闷。我又写给了Economist、NY Times和Washington Post。不晓得那些胡言乱语操纵着话语霸权的混蛋看不看这些email, 我希望他们是看的，我不指望能点化他们――照他们的逻辑，他们说不定又认为我们是政府派出的枪手。但我希望至少刺激他们一下。
4月18日周一傍晚，很烦的我突然得知周五纽约联合国前示威的事情，顿时非常开心。我终于也有机会可以表达自己了！虽然年纪一大把了，下班后，我基本是蹦蹦跳跳回家的。在路上，我注意到了傍晚的金色阳光照在白色大蛋糕状的City Hall上，达利展览的广告旗上，他的小胡子奥妙而幽默地翘着，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开得鲜艳的要命，蓝色水池里的大喷泉的声音那么悦耳，让我想到美丽的日内瓦。晚风吹来，舒服。
我就这样激动了若干天，虽然时不时要被某些无耻的言论搞得胸闷。终于到了4月22日周五早上，我穿着Yale的校名衫，上了去纽约的火车。我本来就要去纽约拿我去台湾的签证，所以这样更是一举两得了。
台湾办事处刚刚搬到第五大道和42街 交界的地方，碰到一个等办护照的台湾女人对我凶巴巴的，我也没理她，我要去反日示威，哪里还顾得上她？！确切的说，我拿到的那玩意儿不叫签证，同一个国 家，要什么签证？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旅行证。想一想，当初居然能够达成一个中国的大前提真不容易，很明显，中国这个定义是故意的模糊，留下了无数 发展空间。最近，国民党、亲民党去大陆交流对话，陈水扁就觉得自己的重要性旁落，急吼吼地说人家叛国，真丢人。即使岛内政治大家各有算盘，陈水扁如此失 态，试图阻碍对话，又阻挡不了，搞些文字游戏，乱扣帽子，让人看笑话。我相信有许多台湾人是宁愿台湾独立的，大家各有想法，再加上多年的宣传得力，出现这 种情况，正常得很。Propaganda嘛， 哪个政府不做？陈水扁确实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的意愿。但我认为对话总比打战好，也总比冷战好，最多白对话，陈这么着急，很明显他们关注不是什么所号称的为台 湾人民谋求幸福，而多半是成立台湾国的野心。亲日的李登辉更令人厌恶，还有参观了靖国神社、说慰安妇是自愿卖身赚钱的台联的家伙们，那才叫卖国，无论中国 的定义是什么。回到原题，我走在42街突然看到几十辆警车呼啸而过，误以为那是为下午示威维持秩序的，一下子很激动，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了。我一下子加快了脚步，风吹着我的头发，感觉很酷。
不过时间还太早，我就又去找在UN附近上班的Jonathan 。前一天他像一个“冲头”一样发了一篇NY Times上的文章给我，大意是中国教科书上美化文革大跃进，说国内的反日游行令人想到文革时候的革命小将。我顿时怒不可遏，回信说这是一篇SxxT, 而最近SxxT太多，我决定不再一篇篇地反击，这根本就不值得我花精力。我顺便揶揄地告诉他说：我第二天要去纽约抗议，很明显，耶鲁的教育未能开化我，未能把我从政府的洗脑中解放出来。我依然受到了政府对学生的大规模操纵，而这文革时所惯用的操纵手段，在2005年已经跨出国界，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这个真正民主精髓所在的地方。他看了我这个email大概昏过去，就回信说他不是故意要惹恼我，并愿意听听我和日本韩国同学到底怎么想的。我回信说，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吧。于是在披萨店排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前前后后一堆人，我故意说话说得比较响，想抓紧任何机会扩大影响。 可惜别人都在叽叽咕咕说话，店里又吵吵闹闹，没人偷听我们的对话。Jonathan不 理解为什么我那么气愤，原来是因为他以为我们教科书上依然说文革和大跃进是好事，这下他知道了那篇文章的论据不成立。当然，他本来就同意日本一面说批准那 本最糟糕的教科书是言论自由，一面又压制有关慰安妇等损害天皇形象的言论，也是很差劲。拉美裔的伙计把装着披萨的纸袋给我，还用中文对我说，你好吗。那个 纸袋不是普通的棕色纸袋，而是印着若干个黑社会的人人头，还写着，“这不是一口袋午餐，而是一口袋罪犯”。原来是一个电视的广告，我觉得这很可爱。联合国 附近有个僻静的小花园，五颜六色又粉粉的郁金香开得很美，我就和以此为背景，和这口袋罪犯合了影。
然后，Jonathan就陪我走到示威的地方，虽然时间还是有点早。若干人在路上发传单，有中国人模样的，也有老外模样的，不出所料，果然是那白痴的轮子。一个女人把一份报纸递给我，我一看就轻蔑地说，“This is rubbish!”。Jonathan 就笑，我也觉得很好笑，呵呵。后来他回去上班了，而我们的队伍还没有来，我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经过发传单的轮子的时候，就骂“垃圾”。这群轮子，本来就够丢人了，而对于反日活动，他们的立场明显是幸灾乐祸，无耻啊。
后来ZYQ打手机说，说费城的队伍已经开始进场了，我就飞跑过去，又突然看见交叉马路上出来一群人，打的是熟悉的耶鲁学生会的旗子，我狂喜。然后又看到ZQ，背着个大照相机，我非常高兴，接着又看到WQ，哈哈，他们原来都说可能不来的，最后都来了。看到了PZ, WX, 还有以前Helen Hadley的不少同学，并认识了前几天在email上结识的GR，在这样的场合重遇整整一年未见的朋友同学，又认识新的朋友，这是真的欣喜。
示威的所在是一个小广场，在联合国斜对面。几百人中，有许多是各所大学的学生，除了Yale外，还有Columbia等。还有不少人开了很多小时的车，从波士顿或巴尔的摩过来，精神可嘉。除了学生以外，还有华侨组织，也包括ABC和 台湾人。韩国人也来了，广场上也有不少韩国国旗。大家拉着中英文的横幅，打着各种各样标语，还有揭示暴行的图片。集会的格式是各界代表轮流发言，然后大家 齐声喊口号。我们面前黑压压一群媒体记者，多半是日本媒体，都沉着脸在拍。大家爱国热情都很高，齐心协力，令人感动。有个老人，好像有家人死在日本人手 中，他演讲起来充满热情，喊起口号声嘶力竭，当他喊起“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这是发自心肺的。我个人认为，中文演讲和标语太多，我们熟知有关一切，而目 的应该是让别人（包括日本媒体）知道日本的真面目，理解中国人民的立场，所以应该用英文。而不少英文口号和标语的语法需要改，不过呢，要求也不能太高了。 耶鲁的中国学生捐钱买了50本Iris Chang的Rape of Nanking（南 京大屠杀）的书，作为标语的一部分，还发给日本记者和路人，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认识。美国的书贵，学生囊中羞涩，却还这样全力支持，即使这些书的影响还是 有限，但这是多么执着真诚的努力，那些诋毁这一切自发努力为政府操纵的人，或者用一个贬义的愤青帽子来扣的人，良心在哪里?
突然发现ZQ上 去了，他代表耶鲁学生发了言。他用英文讲的，讲得很好，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他不是一味的谴责，而讲的是很有道理的话，这样更加能让外人理解接受。大红 的国旗在他头上飘扬，下面簇拥了一大群人，他看上去很酷很有领导气质，让我这个老大为这个小喽?骄傲。后来日本共同社的记者还采访了他，那个记者没说什么 特别的。但是，听GR说， 采访她的另一个记者则非常阴险，一个劲儿想从她嘴巴里套话，想套出这个游行不是自发的，而是政府组织的。记者问她，你这样游行，国内父母知不知道，是不是 父母叫你们来的？她回答说，这和父母有什么关系！真可怕，如果她回答说父母知道（并支持）的话，那个记者一定就可以发挥成，政府通过其父母唆使这次集会。GR很警惕，回答得真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幸好那个记者没有问我，不然说不定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多危险。
关于非学生人士，ZYQ的报告写得够好的了，我就在此引用一下：“……终于见到了这次集会费城地区的组织者。原来他们并不是UPenn，Drexel或者Temple的学生会，而是费城的侨界，就是早些年到美国的华人，大多操着带点广东、福州腔的普通话。说实在的，原先我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总以为他们没太多文化，只能在Chinatown开开中餐馆。这次集会却使我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的年龄都不小，却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热情。准备工作做的很细致，租了大巴，为每个人准备了好吃的sandwich和饮用水，还写了许多标语。以他们的年龄和境遇看，他们中的许多也许是要终老美国的，但为什么他们依然关心着爱护着那个似乎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利益纠葛的祖国呢？看起来 ‘爱国之情’对许多人说来真的是至死不渝的。”
可 惜，我们被批准的只是在这块固定的地方示威，并不能在路上走，所以谈不上游行。由于联合国所在的第一大道并不繁华，往来的行人不太多，不过有些双层旅游车 经过的时候，就停一会儿，上面的游客就好奇地看。不过，这个广场是示威专用地，既然目的是要反对日本入常，跑到第五大道也不合适，虽然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这一天突然很冷，风很大，不过可以把旗帜舒展开，所以还是值得的。
在 集会的中间，广播里放了几次《歌唱祖国》。如果在国内，听到这歌估计没什么感觉，但是在纽约的街头听到，还是很感动。最后唱了国歌，我好久没有机会唱了， 心情很激动，虽然起调的人把它起得太高了，呵呵。我知道有些可以度身事外的人，会觉得我们都被洗脑了，但是那些人还有什么更高尚更值得的passion 吗？
周五那天早上起来，看到小泉在万隆又道了一次歉，照Economist的话来说，这下子是日本第18次道歉了，中国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可是同一天，近百位国会议员又去参拜了靖国神社。我认为，他还不如不要道歉的呢。
集会结束后，冻僵了的我和Yale的一帮人一起去56街去吃中饭（他们是饿着肚子喊口号的！）。阴天，走在路上，拿着红红的小国旗，像火一样。川菜辣得我要死，我也没吃饱，青岛啤酒倒把我的脸弄得很红。然后我们走到42街的中央火车站，他们就回New Haven去了，我则在纽约继续晃悠消磨时间。
对逛百货公司毫无兴趣的我去了附近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建筑宏伟美丽，雨后的灰色外墙显得非常干净。门前园子里开着粉红色郁金香，好像美女的嘴唇，很香艳的样子。图书馆内部也很有气派，让我想到耶鲁的图书馆。我自然拍了很多照片。最后，我坐在图书馆门外的椅子上给yiyi打电话，报告我的兴奋。后来我饿了，就去中央火车站那里买点东西充饥，卖甜点的little pie company很有名，我看中了小杯状的奶酪蛋糕，本想买两个，一摸口袋只剩下最后两块钱现金只够买一个，滑稽。
终于熬到了6点45分，等到了Jonathan。他正好有林肯中心音乐会的票子，我自然要去听：National Chorale 演 出威尔第的安魂曲。唱诗班的男人们都穿着一色的西装，女人们穿得五颜六色，大概是为了迎合春天这个季节。那个男低音还是个中国人。唱诗有些单调，听了有些 困，但是当乐团开始大声奏乐，我就醒过来啦。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自然兴奋不已地告诉他下午的壮举，给他看照片，并希望旁边的人偷听我们的对话，呵呵。音 乐会幕间休息的时候，我想起来要给我妈打电话，以免她看见我那么晚还没有回家上网，一定以为我被纽约警察抓走啦，哈哈。
买了一个小热狗，乘上23：15最后一班回费城的火车，我依然沉浸在相当程度的激动中。在火车上，我就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妈妈、Eric和小朱，进行骚扰和炫耀。这一天我一箭多雕，实在太牛了。不好意思，写到这里我想不出什么很严肃深刻的结尾了。反正大家也看累了吧。
P.S.
1. 这里还有我2003年9月写的一个blog: 《关于日本》，我觉得很有道理，嘻嘻
http://pantheon.yale.edu/~hg52/blog/japan.htm
2. ZYQ写的一点东西，我觉得非常好。稍作删节，引用如下：
“今天六点多醒来，竟然睡不着….我忽然想到几个名人在50年前的那场国难中的表现……
1、胡适
胡适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说过：“现 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 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早年在回国的船上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失望于中国黑暗的政坛，曾经发誓“二十年不问政治”。但是抗战军 兴，，胡适先生却欣然担当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踏入政坛，用自己在美国的关系和学界的声望，奔走于中美政府之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抛弃自己的原则……
2、吴佩孚
吴佩孚在历史教科书上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他镇压过京汉铁路大罢工，也是当年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最终被北伐军赶下了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祖国对他的伤害不可谓不深。那么，在日军侵华的时候，他去做汉奸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实恰恰相反。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时，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深受祖国“伤害”的军阀可以保持民族气节……
3、林徽因
林徽因女士出生于书香门第，16岁即入伦敦St. Mary's College学习，后来又在UPenn获得美术学学士，在Yale学习舞台美术，可以说得尽欧风美雨之熏陶。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她的儿子梁从诫问她，如果日军真的打进重庆，你们准备怎么办？林徽因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回答：“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精通西学、才貌贯世的学人可以置幼子于不顾，视生死如无物…..
4、杨荫榆
杨 荫榆不是一个讨人欢喜的人物，曾经被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大加鞭挞。而且她长年独身，性格乖僻，连她侄女杨绛对她的回忆也是颇有微词。抗战时期， 苏州沦陷，杨荫榆住在盘门，四邻小户人家都深受日军蹂躏。因为她早年在日本留学，精通日语，就多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因此成为日本 人的眼中钉，终于在1938年元旦被两个日本兵枪杀。在民族危亡之际，就连这样一个性情乖张的人都会挺身而出反抗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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