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主要是我4月29日在机场转机等候的时候所写，好像又是老黄历了：
当每日经过的停了一个冬天的大喷泉开始喷水，我意识到，费城漫长的冬天终于延口残喘地过去了。这是几个礼拜之前的事情了。
春天的风吹在脸上和脖子上的感觉，舒服得简直有些过分；一树树的粉红的花，开得汹涌；大红和鲜黄的郁金香把白色的City Hall与蓝天互相映衬，喷泉的水声、飘出来的水汽和水池的蓝色晶莹及散坐周围的人们都展示了春天的美好。
不过，说实话，春天的到来同时也有些人让我心慌，这个新到的春天让我想到New Haven的春天，在严寒后突然绽放的美丽和温暖在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有关的种种回忆突然回到我的心头。到了费城以后就一直没心没肺地过日子的我，突然开始怀旧起来，即使怀旧中又有少许至今难以致信的后怕。同样，夜深人静听音乐也很可怕。我有时候责怪自己的记性，记得很多事情的发生之背景音乐，在半梦半醒中不当心听到，稀里糊涂中情景细节异常清晰地浮现，即使是十几年前的事，依然让我心慌，明确地感到了心脏的跳动。草蜢、许志安、苏永康、李克勤的声音是我最喜欢的，要不是我知道他们是谁的话，我简直可以仅仅因为其声音而爱上他们。
不过我也不是一直那么多愁善感的。4月6日，我和同事去Upenn听了Financial Times 的Martin Wolf的讲座：Why Globalization works。他提纲挈领地讲了一通，因为没啥特别的新意和争议，我虽然又像读书时那样作了笔记，但是这讲座没有给我更深的印象。不过，显然，春天也来到了Upenn, 草地上典型地坐满/躺满了本科生。
4月10日，去了费城近郊的Morris Arboretum，这里简单而美丽，不会让人有什么很深的感触。这个植物园在Chestnut Hill, 大片大片起伏的绿色草地，某处还搞笑地竖着绵羊状的铁皮，从远处背光看，就是一群黑羊在吃草。众多的黄水仙、一树树的白花和粉红色的花，草地上细小的野花野草、鲜绿的蕨类植物、蓝天和毛羊都成了我摄影的绝佳对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个中学物理书中小孔成像的范例：人走进一个黑筒，筒壁上有两个小洞，透露着亮光。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就发现墙上是外面景色的影像，模糊而上下颠倒，然而是彩色的，这就叫做春光乍现，非常有趣。植物园外隔壁有个小型的天主教大学Chestnut Hill College，教堂和教学楼古色古香，有一点像Yale，很美丽。而接下去的镇中心，好像那条街叫做Germantown Avenue，沿路开着五颜六色的小店，也蛮可爱的。接着到了一个叫做Mount Airy的地区，人们在乱山小溪边骑车跑步，而一个小母狗看见我很激动，就扑了上来，呵呵。
哦对了，3月30日，我从Charlotte回来，在出租车上听到当晚在住处附近那个大教堂里费城大主教要主持教皇临终前的弥撒。我虽然不信教，但觉得这是值得一去的，所以还是去了。大主教没说什么应景的话，倒是读了不少圣经的选段，信徒们时不时地起立和下跪，我长椅两边都坐了人，找不到机会离开，只好在别人下跪的时候低低地坐着。不管怎样，我也是好心的，呵呵，虽然我觉得蛮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教皇还没有临终的时候，大家就这么着急呢？这是有些矛盾的，去天堂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很明显，离开这个尘世却让很多人难过。教皇终于去世了，电视里开始24小时的转播。看到电视里梵蒂冈美丽宏伟的圣彼得教堂，我就想了2002年夏天快乐的冒险和意大利美味的冰淇淋。站在教堂上的平台看出去，看到屋檐上若干圣人像的背影，面对蓝天和正气的广场，那是如何的美妙。我一直对基督教颇有好感，直到到了美国，发现它在政治和大众价值上的影响过于霸权，直接或间接地否定着其它的信仰和价值，我渐渐变得不以为然。当然，许多教堂的美丽是无可否认的。从电视里看到，John Paul II 有不少拍得很好的照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微笑的他，白衣白帽，白鸽在他上方飞起。CNN还有些介绍他的生平，他受全世界众多人口的热爱，并与其他宗教交流示好，为基督教历史上的暴行道歉等。同时，他对有些问题的保守看法也很有争议，比如继续不让女人在教会任职，反对采取避孕措施（在非洲等地如此传教，对防治艾滋病有消极作用）。但是，CNN的主持人又自说自话地断言，既然他人也死了，所有的争议都无所谓了。最后，我的兴趣终于被这些不断重复的赞美消磨了，新闻里却又没有其他任何内容，我只好关了电视听音乐。
我认识一个变成了美国公民的乌克兰人。人们以为她是东正教，结果她说她转成了天主教了，因为，读书的时候，有个交换学生的机会，条件是信天主教并有波兰血统。她本有波兰血统，于是就方便地把自己变成了天主教徒。她时不时表达为自己是美国人自豪，并多次告诉人们生活在乌克兰有多痛苦，她小时候国家多么无耻，而现在还没有自来水。她所说的这些大概都是事实，但是她的口气就像在特意贬低乌克兰以谄媚听她说话的美国人，令人很不舒服。同时，她认为既然她不喜欢乌克兰，出于类似的理由，我也应该痛恨中国。我为她的投机主义和自说自话深感惊讶。
在教皇逝世之前，美国一切太平，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否要拔掉一个女植物人的输营养管让她死亡的争吵。连着一个多礼拜，早上把我喊醒的电视、手机上收到“爆炸新闻”就是更多的有关与此的最新消息，外加各位人士激烈的辩论和她普通的身世。法院，国会，布什，深更半夜都为此不睡觉，真是全国总动员啊。生命是宝贵的，但生与死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私人感情、宗教信仰和政治利益都掺和进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大家可以一致同意的结果，唯一可以了结这件事就是她最终的死亡和其他爆炸新闻的出现。这么说好像有些冷酷，但的确就是这样，教皇一有逝世的迹象，女植物人的故事烟消云散，有谁还在乎呢？
社会上的一些东西被认为是阴谋理论的产物。美国的税务制度应该是一种。因为去年我换了签证性质和换了州，所以一共有三个税表要填，那些软件都不适用，这浪费了我整整一个半周末（共3天）。最令人气愤的是，为了确定某一项内容，往往不得不看上一段罗嗦的公文，然后它把你引向无数条重要例外，而这些重要例外往往把你引向其他文件，一圈兜下来，我就忘了自己的最初目的了。而为了获得一个数字，往往要辗转填很多个表，看更多的公文是否适用。我又不甘心偷懒，怕拿不回应该退的税。好在税务局的电话服务还不错，解答问题都还耐心。另外，找会计师代为报税的费用是可以抵免税的，我就觉得整个系统搞得那么复杂是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包括税务局工作人员和会计们。不过，美国的医疗制度大概才是真的险恶，听了无数个令人郁闷的经历，最后归纳出来就是“黑”。美国的药费之高是臭名昭著的，制药厂的利润高得要命，lobby的力量也很强。（贫穷的艾滋病人群自然无法承担如此的价格，特别是在非洲。）最近著名药厂的药接二连三地被置疑或撤回，因为有严重损害健康或致死的危险。也就是说，花了很多钱，买来的药可能使自己更不健康。最近看新闻说，药厂大做电视广告，使病人去向医生要求某种药，医生常常为了讨病人欢心，要啥给啥，开出过于厉害的处方。比如，刚刚失业的人自然很郁闷，去向医生要抗抑郁症的药，医生也就开了。然而很明显，刚失业不郁闷才怪，在这时候吃药恐怕要上瘾。医生教育费用高时间长，要从很高的诊疗费中收回来。医药费那么贵，所以一定要买也很贵的保险。但每次去看病，还是要付几十块固定的费用。但是高收费相伴随的服务却似乎很差。买了保险后，每个人要确定一个主要医生/医院，该医生/医院就从保险公司拿到一定的钱。然后，一般小毛小病，就去找他/它。为了这样的小毛病，经常要2周的预约时间。到时候多半就好了，去一般药店买非处方药大概还不及那个固定费用。（这样保险公司更加白赚。）终于等到预约时间并按时到了以后，护士小姐给你量好体温，再等半小时到两小时，医生可以看你了，5分钟后就被打发了。他有可能跟你说，这病他看不了，要专业医生看的，于是他介绍一个给你，而你找他看的钱照样是要收的。然后你再经过长长的等待，付钱看第二个医生。如果第一个医生已经实施了一定的治疗，然后决定做不下去了，介绍到第二个医生的时候，第二个医生可能会拒绝接受，因为第一个医生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取了费用，而同一件病症，保险公司只能支付一次。听说急诊室更差，有人付100块钱后，看了半天看不出毛病，又没什么可治疗的，医生硬是叫病人走，只因为急诊室没地方了。病人一点都没有恢复，走出去的当儿再次昏倒，才得以多躺一会儿。这样看来，药厂、医生、保险公司在这个系统里就是相当无耻的连档模子，不比赌场崇高多少, 或者更加狡猾，因为他们还自称关注人们的健康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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