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周日，我决定一定要出门一次。我是毛羊，不是熊，周末不该冬眠。所以我去了宾州大学的博物馆。博物馆正在整修之中,但依然开放。建筑庞大而庄重，深色的外墙被阴天灰色所衬，再加上门口两个青铜狮子，显得有些气氛诡异。
我好像很久没有去博物馆了，特别对于美术馆，我提不起兴趣。看到无数名家的画和雕塑，最初是激动的，后来发现这些名家非常多产，美国的博物馆又馆藏丰富，看了已经不激动了。况且我又不是内行，不会因为作品的美（如果美不是作品之目的，那就称之为伟大）而心潮澎湃或者迷恋。但是这个博物馆是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厅中，有一个巨大的狮身人面坐像，据说有12吨重，我一个人是举不起来的，周围是柱子和石碑，上面刻着古埃及的文字。自下而上的黄色灯光下给人神秘的感觉。小时候，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看到的被窝的“壁”在光照下，好像西游记里的山洞，就觉得自己是被囚禁在山洞中的公主，等待魔鬼的拯救。这个博物馆也有木乃伊，尸体从棺材和层层包裹中被释放出来，被科学地解剖，我将其看得非常仔细。有一个中国文物的圆厅，天花板大概有两层高，天光从很高的窗照下来，灰墙好像比较粗陋，某些地方的底色是很深的的蓝绿色拱形，有点阴森。展厅中央是一个很大的慈禧太后的水晶球，从中看到的是所折射的周围文物，包括菩萨像、唐三彩和巨大的景泰蓝狮子，据说这狮子以前是站在故宫门前的，多半是八国联军抢来的。还有一个释迦牟尼成佛前坐着沉思的的像，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慈悲。我觉得这个博物馆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圆厅感觉有点阴风习习，好像走在监狱里。这里比优雅的美术馆要刺激一点，我喜欢。
想起来另一日带Akiko等参观Upenn时，我们不当心看了一个摄影展，题目叫做“消失了的国家:东德的老照片”，作者展出了30年来拍摄的黑白照片。看门的老头大概是个二战老兵，见我们在看一幅有关苏联的照片，便开始大骂苏联人的野蛮，说他全见到了。俄罗斯出产了柴可夫斯基和托斯陀耶夫斯基（后者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在忍受了最初的罗嗦以后，突然就“上了层次”，看得停都停不下来，心被揪住，脑子同时还有哲学的询问。），俄罗斯建筑的风格优美雄伟。然而，从我们的中学历史课中，我对苏联的印象始终支离破碎。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实在奥妙，我国对其的描述和别国对之的描述是在大相迥异，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对苏联的评价也是很不同，但是同样简短的。不过,这大概也无所谓了,反正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历史很有趣，浪费人们的精神，算是螺旋式前进，增添了很多故事与伤疤、经验和教训。
2月10日下班后，我去离办公室10分钟路程的Kimmel Center去听音乐会。表演当天5点半票房开始出售多余的票子，所谓Rush Tickets, 于是花了10块钱买了座位价值75元的票子，又是世界级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出，感觉占了大便宜，呵呵。当天的指挥是Wolfgang Sawallisch, 小提琴是个希腊人Leonidas Kavakos，曲目是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和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前者比较热闹，但我不是最喜欢（我觉得还是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比较合我的口味），我忍不住就开了开小差，偷偷东看西看，发现来音乐会的人大多是老头老太，一眼望去，白乎乎的后脑勺，有的显得很陶醉，有的则在打盹，但都穿着整齐。时不时有人咳嗽一下，而到了两个乐章之间的间隙，很多人都抓紧时间咳嗽清喉咙，刺耳之至。我怀疑这种咳嗽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病，是可以控制的，否则怎么会在同一时候一起咳呢？当然，他们大多是老人，我不可如此刻薄挑剔。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同事在他旁边的柜子上永远放满各种饼干甜食，让大家顺手牵羊地吃。我在出来之前把把一盒饼干的最后一块吃掉以后，把空盒子丢在了一个Managing Director的废纸篓里。他临时坐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座位，走过的每个人可以一览无遗，包括他的废纸篓。我想到他第二天上班来一定很冤枉，说一块饼干也没吃，为什么空盒子在我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个无害的恶作剧异常好笑，突然在斯拉夫舞曲热闹的旋律中笑起来，忍也忍不住。当然有教养的我在笑声发出之前，就将其变成了轻声的咳嗽。比起斯拉夫舞曲，我喜欢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得多。我首先比较喜欢协奏曲这种形式，感觉它比较复杂，有轻有响，重点突出，给人耳花缭乱之感。那个小提琴演奏家水平真高，琴声像丝绸掠过心脏，难以捉摸，然而又令人精神高度集中。他的弦都不怎么动，就发出变化多端的声音，想不通。音乐会大厅Verizon Hall的基调是胡桃色的，正中上方有一个大风琴，我们的座位当然很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厅音响效果吸收声音得有点厉害，声音虽然清晰干净，但我觉得它可以再响一点。相对而言，Yale的Woolsey Hall可能吸音效果不如它，声音可能有点混，但是比它响。我个人觉得，声音的强度可以增加音乐的感染力，不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摇滚。
第二天早上，我走过那个Managing Director的座位，他好像还没来上班，但是饼干的空盒子已经消失了，真是神秘啊。然后，我的韩国同事问我昨天为什么听音乐会的时候突然笑起来，我昏倒，原来她发现了。
2月16日，我又去听了东京弦乐四重奏的演出，同样也是世界著名。他们自1976年就在Yale的音乐学院任Quartet-in-residence，算是教员之一。曾在学校听过他们一首曲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这场音乐很热门，我以原价买了票，还是觉得很值。音乐会在另一个小型音乐厅举行，有很陡的若干层，在从上面看下去，感觉好像是在看吐鲁番盆地，呵呵。当日的曲目是海顿的G小调四重奏第74、Webern的四重奏、贝多芬的A小调四重奏第32。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默契非凡地演奏，流光异彩，我都听傻了，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很喜欢费城中心的城市规划，没有纽约的拥挤，因为视野宽广又纵深，建筑有一种流动感。音乐会结束后回来，我向着深色夜空下被灯光照亮的白色市政厅走去，塔楼上的大钟映出黄色的光，路两旁是若干个剧院，门口玻璃灯罩里点着煤气灯。然后再走向斜出去的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这条模仿香榭里舍的路的尽头是高高台阶上被照亮的的美术馆，一眼就可以看到，非常大气。我也越来越喜欢自己住处的战略地理位置，就在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和市中心交界的地方，离哪里都不远。
上周六我第一次去了费城的公共图书馆，只有5分钟的路，不错。图书馆和旁边的法院都据说是巴黎协和广场的复制版，柱廊、宏伟序列和轴线，古色古香的铜绿路灯。费城的设计者真是热爱巴黎啊。图书馆里面也挺漂亮，光照不是很辉煌，我就把它内部拍得像在古堡里一样，神神秘秘的。当然，我去图书馆并不是只为了拍照，我办了一张图书卡，借了一本摄影的书，回来看看，发现深入浅出，很有帮助。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无趣，似乎到了套中人的地步。我没有兴趣学习扑克麻将，因为要我去记那些规则、算计别人手里的牌，真是要我的命，但也许这是我比较笨的缘故。但同时我又自说自话地觉得，这种“低等消遣”，不会也罢。但有时候，我会赞赏“无厘头”的行为，觉得那真酷。我还有在古典音乐会进行一半中站起来大声喊叫的冲动，以我的野蛮挑战某些假正经、自命不凡的上流和风雅的媚俗。是的，我生活的一部分源自冲动。比如我不太整理自己的桌子或房间，因为我知道我的东西都在哪里，但有时候我也会突然心血来潮，大肆整理一番，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勤劳的田螺毛羊。
对于音乐会、戏剧和电影这种东西，我要么不去，要么就一去不可收拾。这也是冲动。在Yale读书的时候，因为了买了Cabaret的membership，就差不多半夜三更地每周必去，不管第二天是否要考试。我怀疑自己是Cabaret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了。当然，毛羊的小农意识占了动机中的一定比例，因为买了Membership，不去白不去。另一个动机是附庸风雅。但其实，我周围的人，除了Indra的活动规律和我比较相似以外，剩下的人很少会这么频繁地去。如果这是风雅，我也不能算附庸周围人的风雅，附庸的只是那些艺术学院学生和老头老太的风雅而已，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那么大概就是我真的热爱Cabaret这种艺术形式了？在看过的Cabaret中，让我特别满心欢喜的大概只占三分之一，余下的有些不知所云、疯疯癫癫、沉闷无比或无法认同。但是无论如何，演员出色的戏剧化表演明显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那么不同，再加上在漆黑的小剧场里，有种特别的仪式性，就连每次演出开始之前都要重复的“In the highly unlikely event of fire”的一段话，都似乎有了超越告知我们在火灾时何处逃生的象征意义。而我不论功课负担多少一定要出门走向夜幕下的New Haven的行为，让我觉得我是在逃离一种平凡而严肃的生活。我快步走着，头发在夜风里被吹起，感觉黑暗而壮丽。同理， Yale Repertory Theatre的戏、音乐学院众多的音乐会以及医学院每周放的电影，也是我逃离真实生活的借口之一。当然，Repertory Theatre 的话剧和音乐会大部分都是一流的，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理由。
在银行里工作了快10个月，在费城和香港度过了很多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我曾经有过那么有文化的生活了。现在我需要重新充实自己的生活。除了逼着自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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