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写了一大堆电影，这次把和政治多多少少有点关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可能有点太严肃。奇怪呀，我以前对政治、国家国际大事没有半点兴趣，现在倒是兴致勃勃，都是Yale惹的祸。
10月27日，上海徐汇区区长来座谈，我很起劲地去听了。讲起来，我家现在也在徐汇区了。据说他原来是法律教授，在Yale法学院进修过一年。他说了徐汇区的宏伟计划，政府改革，包括1美元请个海归顾问。不过有些东西，我听了觉得怪怪的。他督促在座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因为中国机会多，这一点儿不错，但他的论据是“我能决定徐汇区投资7个亿造学校，而前一阵我碰到纽约市长，跟他说了这事，他回答说，我有你这个胆，但没有你这个权。” 这位区长还说，你们回国吧， 中国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因为法律还不健全,就有很多机会。美国法律太健全，没什么花头。他说得可能颇为实言，但是作为一个区长，我觉得这么说很不好。也许正是因为他是搞法律的人，他可能有有关的体会，但是，他如果把法律的不健全和个人的机会主义划等号，我觉得我很难信任这样的区长，给人的感觉是喜欢权力，有意浑水摸鱼。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说得冠冕堂皇的人，更不值得信任更虚伪。所以，这大概还不是最糟糕的。总之，我大概太正直了吧。
10月29日，有几个教授来讨论中国面临的挑战。我现在也渐渐摸出教授们的套路。他们知识很渊博没错，但他们的观点还是往往局限于他们自己的专长学科，说的东西渐渐失去了新意，我所以经常其实是希望听到好笑的评论。我以为他们会大讲中国人民币不贬值的内容，结果只是政治系的Landry讲了讲所谓操纵的定义，就是人为改变，而显然人民币的价格是一直线的，所以说到底，这还是由美国的国内政治推动而成了热点问题。Horsely是个律师，讲了中国的非关税壁垒。而Bracken依旧热衷国家技术创新系统。那一天听得我好紧张的是他们讲香港的问题，之所以紧张是因为Indra来自香港。Landry认为香港的重要性的减低是没有办法地，因为它的重要性本来就是人为形成地。再看看它的现实，这个趋势看来很不幸要继续下去。说实话，我窃以为香港原来的繁荣和大陆的封闭是分不开的，它离大陆那么近，同时又算是英国管着，它成为一个枢纽是自然而然的。随着大陆的开放，来到大陆本土也许更有地理优势。Landry说得其实我以前在转发来的email就看过。我大概是喜欢听别人说中国/上海前景灿烂的人，所以我听了Landry这么讲，我想如果我是Indra，我会很不爽。Indra果然提了问题，问香港的民主对大陆的模范推动作用（但愿我没有记错）。结果Horsely 回答说香港的民主还是不够地。啊呀呀。讲座结束，Indra去和他们继续讨论，我被一个校报的本科生记者拦住问我感受，我说这个讲座和我的预期差不多，他们说了有关中国面临的挑战的看法，没有说解决方法。反正他们都是非中国人，我中国人听听他们的见解觉得不错。后来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看到礼堂里人几乎已经走完，有几个学生（我猜是来自香港的本科生）在麦克风前说，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我觉得很怪，就走了。第二天的校报，我还很十三地找关于这个讲座的文章，果然提到我的名字，再仔细一看，大为恼火。那个小记者说我表达了对讲座的不满，因为在座专家们只说了看法，没有说解决方法。我的天，大姐。我还没有这么白痴以至于指望这三位教授来解决中国面临的这么多问题。但愿那三位教授不要看这篇报道，其中两位是认识我的，希望他们不要以为我这么白痴。一瞬间，我突然发现我有一点点理解那些名人了，他们说的话被曲解，没说的话算在他们头上，这是多么令人恼火的事呀。从心理学上来说，人在听另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其理解是选择性的，常常受其本人的喜好与关注的东西左右，即使他有意要公正，人的理解和记忆还是不那么可靠的。我也只好怪那个小记者的理解力有限了，委屈了我这个伟大的羊。咩咩。
11月1日，看完《卧虎藏龙》，在放映厅外面人很多，李安躲在一个玻璃门后面，我反正不是他的影迷，于是我和周围的人聊聊天，虽然也不熟。W对上次我提到的那个台湾女学者说，你们的总统来了。她高兴得说，是啊是啊。W说，他是来接受人权的奖的，I说，他在人权上做了什么啦？W说，政治和人权是要分开的。我突然想到前几天还有email号召中国学生去纽约抗议陈水扁的呢。这是非常鲜明地立场不同，我虽然没有去抗议，但觉得我无法继续这个谈话，就走开了。
很多人经常说大陆的人都被洗脑了，说爱国不等于爱政府，说支持政府的立场不能与爱国划等号。我也的确试图让自己的判断更加地不偏不倚。但我也知道，我们之所以是自己，很多地方都是由自己生长的环境决定的，也不能一概笼统地说是被洗脑了。如果我们被政府洗脑了，那么别的国家地区的人也被他们的政府洗脑了，只不过可能比较微妙一点。他们为什么要把民主和选举划等号？就范围和形式而言，我相信民主大于选举, 否则太没想像力了。看看台湾那些选举的丑闻，多恶心。非大陆非台湾的人说起台湾的时候，经常说说风凉话，让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决定什么？那些政客一会儿台独一会儿不台独的，还不都是为了选举。美国常常因为某些集团的利益遭到威胁进而影响到选举而吵吵嚷嚷：打不进别人市场，被别国抢走生意的时候，就怪别国贸易不自由。本国的工作流失到外国，这时候看到自由的坏处了，就说“美国人”的利益遭到了侵害，需要捍卫，倒也不反省一下自己。同时还说劳动转移的目的地国的人民也没有受益，因为他们的劳动条件很差，进一步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没有人权。这不是偷偷地改变了主题了吗？美国公司出于成本考虑决定把工厂开到外国，如果开的是血汗工厂，怎么可以只怪当地法律不健全，不说美国公司不讲道德故意钻空子。我身在美国，看着政府和报纸的那些论调，我有时侯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双重标准两种逻辑，或者根本不讲逻辑？是他们太“爱国”，盲目地看不到这一切，还是他们故意这样误导人？一切本来就是是利益驱动，如果坦白承认也不过如此，完全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这样的嘛。但他们还故作冠冕堂皇，实在恶心。或者是我太天真正直，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还以为它应该多光明。
我觉得大陆人对台湾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当然台湾还是有很多很灵的人的），为什么一定要说那些开血汗工厂、搞出性丑闻光碟的人是我们的同胞呢？不要也罢。但我想那是主权的问题，国家尊严的问题。不能说政府有不好的地方，它所坚持的立场就是错的。即使说政府和祖国是两回事，也不能把它们完全隔离开来。国家不管怎样还是个政治概念，只有文化人类学能奢侈地说国家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尽管很有道理，但缺乏操作性。总而言之，我觉得台独是不可容忍地。既然布什同志可以对外国先发制人，甚至开战的理由到现在还是不成立，而且随着时间退役，理由还一直在变；那么，大陆用武力威胁（本国的）台湾，也是正当得很。当然，打仗是能避免就避免，最苦的总是老百姓，一生一世的事情。（上次在email里表达了一下这个观点，本来觉得讨论蛮好的，不知怎地被误会了，还被说成“站在世界角度，优越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下，非常冷静而 ‘理性’ 地非常人权地针砭时弊”，弄得我好像是个被成功地和平演变的家伙似的，不爽。还有，我是带着毛羊洋插队，优越个头。咩咩。）
11月7日，我和Indra在Beinecke的reception聊天，夹着核桃仁的Brei cheese是人间一大美味，服务员小帅哥为了完成任务，老是拿东西过来给我们吃，可是总是最不好吃的那一种。Indra听说美国的上层还是非常非常的保守，包括Yale的领导们，紧紧团结在以布什总统为首的中央周围。他们根本听不进其它意见，并不是看上去那么open-minded。我又在校报上看到，我们系?D?D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是拿联邦政府拨款的。据说有个议员提议要检查各校类似的课程，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很多时候，那些教授是反对美国的政策的，在学术界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而该议员的提议则是反其道而行。这很让人恼火。这个世界大概看上去很美，但其实从来就是乱七八糟的吧。我们被假相迷惑了。从我的经历来看，最最困扰我的就是不一致，发现人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即使是小事情，也很令我气愤，我就会对人类的信心减少一点。泰戈尔有句话说得好：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倒说它欺骗我们。这是什么样的境界高深的大彻大悟和自我批评呀。
11月11日，我去看了一个日本纪录片《日本鬼子》，都是从中国回来日本老兵的证言，讲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讲的其实还不是最恐怖的那些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讲到了他们第一次杀人的心理状态，他们一般都很害怕，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在长官的压力下，在不想在同伴面前丢脸的心态下，在为天皇效力的荣誉感中，他们下了第一次手，次数多了，也就麻木了。据说日本杀人放火抢东西都是有组织的，只有强奸是理论上有辱军名的，但还是成了普遍的行为。一个月的行动中，军队给那些日本兵只有2－3天的配给，所以抢是必须的。抢光了还不够怎么办？有个日本人先奸后杀了一个妇女以后，因为他是负责伙食的，就碎尸给别的兵吃，说是上级送来的肉，据他说，味道比猪肉好。所有这些老兵，在描述的时候，看上去都很镇定，只有一个杀了130人的老头后来哭起来了；另外一个老头在讲他杀人强奸的时候，一个估计是他老婆的日本老太在房间另一角低着头听，很严肃，大概是很难相信自己亲近的丈夫居然是这样一个魔鬼。最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一个老头在讲他和同伴轮奸一个妇女的时候，边讲边笑，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因为这些人愿意出来作证，大概至少还是日本鬼子里有所反省的一些。后来，周总理宽待日本战俘，这些战俘回日本以后还遭到其它日本人的怀疑，以为他们变“红”了。哎，中国人太善良了。
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闹得很凶，在学校里也是。校报连续登载半版的广告已经好久，总是两幅照片，一边是以色列人的爱好和平和悲惨，另一边是巴勒斯坦人庆祝911, 奖励自杀分子。然后说故事有两面，但只有一个真相。登广告的组织campustruth号称追求真相，但像我这样的旁观者看着也觉得很不爽，这明明很煽动，好像说整个巴勒斯坦都是恐怖分子。果然，终于，不少人开始提抗议，校报上每天发着辩论的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事情我也不是很知道，但是这样把整个巴勒斯坦人妖魔化，明显就是不正确的，后来连以色列帮派都说这种广告不有助于解决问题，表明与这个广告划清界限。不过，这个广告还是继续登，无奈呀。我看校报，据说有一个中东论坛的头头Pipes到Yale来演讲，他说关于穆斯林的政治上不正确的话（10－15％的穆斯林都是潜在杀手！），还试图控制校园里的不同声音，所以很多人都去抗议，1\3的观众自己用黑布封住嘴巴，甚至还有人跳上台。这个人的确很过分，在New York Post上写文章《Hate美国的教授们》，Hate是蛮敏感的词。在文章里，他点了若干教授的名，包括Yale的两个教授，而这两个教授说他们不恨美国，只不过反对美国在中东的政策。这种黑名单一样的东西，是很可恶的，让我想到文化大革命。然后被点名的教授又发了个email给国际学生的email list指出校报没有讲清楚的地方，而这个email list平常大部分是二手货买卖的渠道。早知道这么热闹，我应该去听听这场演讲的。前天晚上，看见学校cross campus围起塑料墙，上面写着标语，是反对以色列要造墙的事情。第二天校报上也有报道，还有个巴勒斯坦的学生写文章说，那墙将从他家门前过，在巴勒斯坦人内部阻隔，反正都蛮煽情的。说起来，这是别国内政，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还是关心到底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说话算数，是公平还是利益还是强权？
11月13日，我去听了一个关于（美国）媒体和军队战争关系的讨论，来的人蛮牛的，退休将军Bernard Trainor（他在NBC还经常出来分析）， 海军一个前头头 Townsend Hoopes，老记者 George Wilson和Foreign Affairs的编辑 James Hoge。这些人的角度比较新颖，说了媒体和军队的性质不同以至于关心的事情不同，说电视台的竞争造成的副作用等等。当然他们也批评了布什的政策。很有趣的，他们都拿这场这场伊拉克战争和失败的越战进行了比较。George Wilson讲了一个他在越南采访的事。他在南越村庄碰到一个中学教师，她问他，我们以为你们美国人是来和我们一起打越共的，现在你们的尼克松总统在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谈话，原来美国的目标不是打击共产主义？他好像是在说，号称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起码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讨论很有趣，那些人还挺幽默的，包括主持的Stanley Flink教授很搞笑，抱怨着礼堂热死了。
11月14日，莫名其妙地去听了一个澳大利亚教授关于南非巫术与民主的讲座，听得云里雾里。来自南非的一个黑人学生和一个白人学生都不同意教授的观点，有点气氛紧张，估计那个教授说了南非什么带点偏见不太好的话了。
11月19日，我去听了一个讲布什的pre-emption的讨论。Charles Hill又是老一套，什么international system, 比较支持布什；Paul Kennedy也是老一套，什么prevention和pre-emption的区别，比较中立；第三个人是个记者Jonathan Landay，口才不太好，读稿子也老是打隔塄，他大为批评布什政策。?D?D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自己眼高（手低），我发现那些教授也在炒冷饭，说来说去都是这一点花头。也可能我在Yale呆得太久了，sigh。（Charles Hill越看越像滑稽的羊，虽然我从来就很不同意他的立场。）
11月20日，Richard Haas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的头来讲Order, Anarchy and American Power。这个人应该算是级别蛮高的。他是一个多边主义者，不同意美国单方面行动，况且单方面行动所需要的资源太多，美国也吃不消。不像Charles Hill, 他说世界范围的反美主义不是因为美国的强大本身造成的，而是美国推行的外交政策造成的。总之，他的观点是我比较能接受的，但这个人不够幽默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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