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已经消失在加州一个多礼拜的HJ和她的妈妈突然回到New Haven，说她决定回韩国了。原本她是打算和我一样在这里的一年中慢慢地找工作的。我们大吃一惊，她说突然觉得家庭最重要，在加州很开心是因为很多亲戚在那里，而在New Haven（作为美国）太孤单，又看不到未来。她妈妈因为女儿要回去，显得很开心。一起吃晚饭的时候，虽然韩国葱油饼很好吃，我们都颇有些伤感。唉，都是美国经济不好闹的，不过这个决定还是太突然。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坚韧，尽管这也是说起来容易。况且，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快乐? 什么是意义？找个好工作好像不应该算是人生的目标吧？有一次看到一个小故事。细节已经不记得，大意是：一个商人到海滩看到一个渔夫舒舒服服地晒太阳，只抓不多的鱼。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多抓一点？渔夫说，我够了就行了，为什么我要多抓？商人说，你就可以卖了赚钱。渔夫说，赚了钱又怎么样呢？商人说，那么你就可以买更大的渔船。渔夫说，然后呢？商人说，那你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卖掉，然后生意越做越大。渔夫说那又怎么样呢？商人说，那你就发财了，你就可以在海滩舒舒服服地晒太阳了。渔夫说：那我已经这样了，还要那么多努力做什么？这个故事有些走极端，况且也不符合我们的情况：我们还不是舒舒服服晒太阳的渔夫，我们一条“稳定”的鱼都没有抓到。还有，舒舒服服地晒太阳是不是人生的目标？今天中午，看到新闻里，巴格达的联合国总部被炸，死了很多联合国的职员，他们大多是为了人道主义援助而去那个混乱的地方。虽然我觉得联合国是个官僚的地方，但这些人又不是伊拉克人，能够冒着危险去那里帮助别的国家，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牺牲，也许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吧。最近我还在研究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常年以来，战乱频频，死了很多人。我想，仇恨，那是什么样的感情？居然耗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生命，在地球的表面上留下一个个的疤痕。人真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小学拍电视的时候，那个上海电视台的阿姨问我最讨厌什么动物，我说蚊子苍蝇？她说，其实人最可恶。我那时候不懂，但也没有企图去了解。现在我想想，要可怕起来，人的确是最可怕的。我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我对我偏题的本事感到赞叹：我原本是在说HJ的离开。那个韩国饭店里奇怪地放着《春光乍泄》的主题歌：Happy Together。莎士比亚说离别是Sweet Sorrow。出了饭店，我们在校园陪她走来走去，后来就说了再见。奇怪，我一点也没有想哭的意思。大概潜意识里，我觉得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我真是一只乐观的羊。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美国各个地方都放焰火，地点很多，但规模肯定比不上我们中国在重要场合放起来的时候。晚上，我和妈妈又到了建筑学院的楼顶。美丽的Harkness Tower被内部的灯很文雅地照着。我用特慢的快门速度（15秒！）拍了一张，事后发现天边的焰火也被拍了进去，不错不错！所以这次我就附上这张照片。
7月上中旬，我为一个商学院的老教授作研究，花了很多时间。开头我觉得简直是hopeless，后来我终于在美国统计报告找到了那些数据，也感谢ZH, KZ和LC 帮了我的忙。最后我做了个蛮酷的Powerpoint Presentation。老教授对我态度从indifferent立刻好起来，大大赞扬了一番。于是，这个老师就决定让我做他的RA了…这个老师已经77岁了，还忙着写书写论文的，真是孜孜不倦。他很高大也很胖，但年纪大了，行动比较慢，让我想到动画片里的巨人。不过他说话时笑起来又像小孩子的样子。我看见他网上的简历有他两岁时的照片。滑稽。后来8月份有一次我去找他，他正在对他的鼠标发脾气。原来他的鼠标左键不起作用了。他恶狠狠地敲打鼠标左键，bang bang bang, 像敲榔头一样，嘴里不停地骂 “Damn”。我有点吃了一惊，又觉得好笑。后来我诊断出来是鼠标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他这才平静下来。我想他也是年纪大了，因为他别的时候还是很和气的。
7月10日，妈妈拿着照相机在New Haven拍了一天的照片，呵呵。我也知道她在这里觉得无聊，她在email里是这样写的：“我基本上还是上午作家务，下午则到图书馆看书或上网，看过几次电影。有时候拿了数码相机去拍风景照。我一直在exploring（探索）,去过一些高欢和她同学都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一次，我经过City Hall（纽黑文市政府），看到别人往里走，我想起高欢告诉我的：在这里，只要门开着，就都可以进去（耶鲁大学的大部分地方是对任何人都敞开的、免费的）。我也推门进去，这是一幢非常漂亮整洁的建筑，指示牌上写明了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在哪一间房间，还放着供人等待或休息的椅子。我看到还有宽敞的楼梯，于是就走上去，看到有个黑人带着孩子，坐在椅子上，地上还放着两个包裹，我想这个黑人要么是失业，要找工作，要么是要求救济的。我回头一看，一间办公室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上面写着“市长办公室”，就走过去看，只见市长办公室一目了然，门口是秘书的工作台，旁边有几个沙发供接待人用，再边上有一个小的间隔，但仍可以看到市长办公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走进去。没有任何守卫保安之类的人。看来这里的政府不害怕群众。我在这里一个中国人很显目，所以没好意思拍照。我回来告诉高欢，她说：我妈真酷，连市政府都去过了。我们决定下次去拍照。 ”
7月12日周六，我们去看了一个1982年的电影《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1965年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权时候一个澳大利亚男记者和英国女外交员的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酷的侏儒。电影一般，政治压迫加爱情故事并非必胜的配方。
7月13日周日下午，艺术馆有个表演。一个作家根据一幅画编了一个短戏，几个演员来演。这个创意不错。这天这画的名字叫Spinning by the firelight 。一个白女人在壁炉火光边编织，她老公在墙角看书，一个小孩望着火光发呆。据说画家是个黑人。作家就此编了个故事，讲黑人画家不顾种族歧视要学画，但因为他的主题是白人，又被别的黑人责备。演员水平一般，拿着夹子声情并茂地念台词。因为拿着剧本，很大程度降低了感染力，但是观众看得很认真。事后还有和作者（白人）的讨论，很多人对他一下子就联系到种族歧视感到有些不以为然。我也觉得那样有点牵强。回来以后，我做柠檬蛋糕。放着周杰伦的快歌，我跟着歌的节奏搅拌面浆。妈妈还给我拍了一段小录像，真好笑。晚上出去闲逛的时候，我们碰到遛同学的小狗的W，还到她家去坐了一会儿。那小母狗是北京狮子狗，喜欢中国女孩子，舔啊舔的，但最讨厌外国男人，果然，它看见一个外国男人走过，就冲上去大叫欲咬。
7月15日周二，我们去host family家吃晚饭。我妈妈在email里写道：“男主人Bill是联邦法院的检察官，他说最近很忙，正在办一个州财政部长受贿的案子。女主人Holly是耶鲁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负责人。结婚11年了，小孩只有7、8个月，叫托马斯，是个“开口笑”，很可爱。Bill原来也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的，他们就在那时结的婚。后来，他们又到意大利生活过3年。2000年，还曾经双双辞职，到埃及、以色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泊尔、印尼、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韩国、中国等国家旅游了100天。所以他家的客厅里放满了来自各个国家的稀奇古怪的东西。甚至还有中国古代印刷的木板。”他们叫我们读给他们听，但字是反的，又是古文，嘻嘻，我没本事。
7月16日，我领养了许多羊。晚上去听一个女作家念她的小说。我之所以去是因为她是《The Orchid Thief》的作者，也就是奥斯卡获奖电影《Adaptation》里的那本书，她也是那个女主角的所谓原型。Adaptation是一个很奇怪的电影。一个New Yorker的女作家写了一本关于一个爱兰花偷兰花者的小说。尼古拉斯凯治演一个电影公司的编剧，他老板叫他把这本小说改成剧本，但他改不出来。他的双胞胎弟弟也是编剧，把各种卖座元素写到剧本中。尼古拉斯凯治觉得无法理解小说的情绪，觉得作家说了谎，他就去纽约找女作家，到了纽约又没有勇气搭讪。后来他和弟弟去跟踪她，发现她到佛罗里达的沼泽跟那个兰花贼私通并且吸毒。他们的跟踪被发现了，女作家怕身败名裂，要把他们灭口，最后他的弟弟在追杀中被打死了。我那时候和Indra一起看的，越看越觉得奇怪。一开头以为这个电影是那种安静而沉稳的电影，后来发现最后还是把卖座元素编进去了，而且事情发展一发不可收拾。今天看到这个女作家，金头发很年轻的样子，也蛮文静的。人们当然就问她对电影的看法。她说当初电影公司在给她看剧本前对她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剧本和原作有一点点不一样，她说没关系，这是难免的。等她看到以后发现自己在电影里要变成了杀人犯、还吸毒，编剧本身成了男主角，她这才大吃一惊，死活不肯。电影公司说，那么把书的作者名字改成别人，她又不愿意。最后人家开导她说，尼古拉斯凯治多勇敢，在电影里很土还自慰，你这点牺牲有什么关系。她说那好吧，就当作这是在游乐场。我觉得这电影编剧的确很妙，把自己编进去了，大概是那本小说太难忠实地改编了。
7月17日晚上，Akiko来我家聊天吃冰淇淋，我和妈妈给她看照片，很好笑的一晚。第二天，我和妈妈动身去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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