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金安平夫妇的历史课：金教授的课上要读史教授的著作

原载于澎湃 7-19-2017

有时回想起，当年在耶鲁大学教堂般的教学楼里，坐在边角磨得圆润的木头扶手椅上，听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讨论清代的税制，窗外风吹过，校旗招展，Y字上有吉祥物斗牛犬的大头像，表情很拉风。这一幕有点超现实。

那时我在耶鲁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按规定，两年内要修历史、政治、经济课各两门，其余的课与老师商定。刚去时，我两眼一抹黑。第一学期，为了省力，我就选了自以为比较熟悉的中国历史。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是著名中国历史专家，他的中文名字是多么贴切多么酷啊: 历史 – 景仰 – 司马迁。他长得很像演007的肖恩康纳利，英国口音，颜值和风度绝佳。他给本科生上的大课能容纳三百人，还常常选不上。我选的是他给研究生上的小课： 清代和民国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就十个学生左右。

本文作者和史景迁合影

初中时，我们的历史老师很不错，上课就像听故事一样。到了高中，历史课对于不擅长背书的我来说，十分痛苦。各种起义战役，都有三五条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历史意义。一到考试，我脑子就一片空白，不光年代想不起来，那些意义也混在了一起。到了大学，好在那些必选的历史大课都是开卷考，我就努力把字写得端正些，保持卷面整洁。到了耶鲁，发现研究生的历史课完全颠覆了我对历史课的印象。

首先，每堂课都讲一个主题，而非以年代为序，比如清代的环境保护、律师的雏形讼师等。每次课前都得预读好多书，上课直接讨论，这是不小的挑战。美国同学尚且来不及读，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的人。所以只能大致翻翻，硬着头皮去上课。准备得不充分的话，都不知道老师和同学在讨论什么，更不用说发言了。同学大多是历史系的博士生，比我专业。我现在还是遗憾，没有更充分积极地参与。不过这都是一个过程，经过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后，才能渐入佳境。其次，史教授循循善诱，一节课讨论完毕，却往往没有一个直接的结论。这也比较符合现实的本质，从来就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标准答案。

课后作业是小论文。我的第一篇小论文是晚清关于基督教的谣言分析。为此第一次到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书库（叫做Stacks）借书。这个地方了不起，想找的书几乎都有。图书馆古色古香，庭院美丽。书库有许多层，由咣咣咣的老电梯上下，每一层都挤满了书。我找的书冷门，书库里只有我一人在张望。空气中有古旧的气味，如同在阴森森的城堡，简直有点吓人。书架上大部头的各朝档案，一排排蓝色的线装书。坐下来看古代刻本，恍惚不知在何时何地。

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庭院也很美

第二篇小论文是关于清代弹词《孟丽君》，她女扮男装做了大臣。我讨论了清代妇女的地位、女作者陈端生超越时代的要求、对三纲的挑战及其局限性。我还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作家在作品中满足其压抑的欲望/白日梦。史教授给的评语非常好：ingenious, excellent，cogent, well-expressed （妙，优秀，有力，说得好），所指出的不足则是一些英语用法和结构上的问题。他批改得这么认真，又被这样的大教授肯定，我深感荣幸。

第二学期，我选了金安平教授的清代思想史 (Topics in Ch’ing Intellectual History)。金老师出生于台湾，是史教授的夫人。清代思想家的文章，在我们中学语文书中有选录，政治意味比较强烈，学时感觉比较无趣。可是，金老师是多么热爱历史呀，说起古人及其思想著作的时候，她有时候还会激动地闭上眼睛。这一切都感染了我。

金安平教授

史教授给我们上课时并未布置阅读他自己的著作，金老师讲到清代文字狱时，则让我们去读他写的Treason by the Book（译作《皇帝与秀才: 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最早在《鹿鼎记》中知道吕留良，读了此书，才了解这一奇葩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才知道史教授的历史书写得和小说一样好看，让人爱不释手。雍正年间，曾静等读了吕留良著作，受其“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思想影响，策动川陕总督反清，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行。雍正将吕留良及其子开棺戮尸，孙辈发配为奴，却神奇地赦免了曾静，令其四处宣讲悔过，并颁行《大义觉迷录》批驳以上流言。待乾隆即位，大概是觉得这反面教材副作用太大，又立即凌迟处死了曾，并禁了《大义觉迷录》。

比起讨论这么狗血曲折的情节，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就难得多，里面充满了春秋时代的典故，我们还得把《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的文章翻成英文。我泡在东亚阅览室查12本汉语大辞典，一字一句研究，终于克服苦难啃下来，觉得自己大有长进。

贝尼克珍本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我的期末论文是关于黄宗羲对清廷微妙的态度变化。看了一大堆他的书信、文章、墓志铭，了解他的生平，从字里行间考察他的态度，比较他相隔10年两篇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变化。虽然文言文繁体字看着费劲，有点做侦探的感觉，又有点像考古学家，倒还蛮好玩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历史学家做研究的痛苦，然而发现历史与当代相关、古今人性共通时，又有豁然开朗的快乐：比如文字狱和官方宣传、比如民族主义和人民福祉，比如原有价值观对新环境的抵触与调整。

像黄宗羲这样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活了85岁够长寿，经历了很多也足以令他态度变化。虽然他说人民的幸福才是根本、谁能治理好谁就是君主，但他又保持着对没落明朝的忠诚。按当时历史条件，可以说他爱国；如今从统一的多民族角度，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后来他发现清朝统治不那么坏，口气也平和下来了，只是保留自己不做官的底线。关于治国建议的著作可供后代明君参考，儿子也为清廷修明史。对明朝的忠诚，是从小注入他心里的，对清廷的承认，却来自对事实的观察和逻辑的推断。思想斗争的结果是，他不再武装抗清，而是著书立说。本是很有政治抱负治国才能的人，因为“明代遗民”的原则，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理想。当个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复杂而辛苦。

动手写这篇触动内心的大论文前，大家得先一起讨论提纲。金老师邀请我们这六七个学生去她家讨论并吃晚饭。去的路上，我发现纽黑文的春天真美，路边一树树粉红色白色的花盛开。他们家的房子有欧洲的洋派又有中国的古意，还有浓浓的书卷气。他们对自己的花园十分得意，史教授和欢快地跑来跑去的小狗带着我们参观：大大的木头平台，走出去是内院，整齐的草坪、亭子和树。外院丛林长得比较恣意，小溪上有自己搭的木桥，水里还有两只野鸭。他说他们两人每天早上都到这里来散步，风雨无阻，真是挺浪漫的。

鸟瞰纽黑文

接着我们去书房，讨论深奥的文章，什么龚自珍的“三世”，清初新儒学的没落……坦率地说，我不完全同意孔子的观点，但看到外国同学那么执著地研究各朝代对《论语》的解读，还是深感敬佩。还有当他们说起非常玄的气、理、道，我就像白痴一样，真不好意思。大家都显得一心一意专注于学术讨论，其实饿得不得了。

到了9点，终于可以吃饭了。他们家的开放式厨房很大很可爱。金老师烹调的时候，我们就围坐旁边，和老师们及其女儿喝酒吃饼干聊天。金老师说，有高欢在，上课很欢乐。她做了意面、大虾、四季豆。甜点是蛋糕配乌龙茶。蛋糕上的浇头是一坨坨粉红色湿漉漉的东西，酸酸的很开胃，叫做大黄，它在中国是药材，在美国是食材。

饭后，史教授开车送我们回家。路上，我们问他认不认识研究生宿舍Helen Hadley Hall, 他说当然认得，当年他还约会过这里的一个姑娘……下车前，我正好跟他讲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最喜欢他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黑暗中传来他的回答，这是他本科时最喜欢的作家了……

两年一晃就过去，毕业后找到工作搬去费城前，我还在校园里出没，打打工听听讲座。有一次远远看见史教授在路边长椅看书，阳光照过去，这一幕真是好看，赶紧拍下来。后来把照片印出来，放到他系里的信箱，署名“ From Paparazzi Huan” （来自狗仔队欢）。之后他觉得很好笑，给我回email。

史景迁教授在校园里看书

如今回望，感觉我的人生好奢侈，曾远渡重洋研究中国历史。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对历史的态度。历史不再是年份事件刻板的意义，而是值得探索反思的宝库。对历史的叙述和解读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拨开迷雾，追求更真的面目，或只是出于爱好，寻求过去的秘密、某个时点社会的横截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遇到的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耐心、对学生又那么好，也真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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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欢︱王尔德之瞎了眼的爱情

Published in 澎湃上海书评

我终于把王尔德的De Profundis战战兢兢断断续续地看完了。战战兢兢是因为我觉得在偷窥别人的绝情书，断断续续是因为他无休无止的纠结，我经常要为他停下来叹一口气。De Profundis意为From the Depths, 有人将它译为《自深深处》。

王尔德：《自深深处》

王尔德是个大个子，但他心思敏感，文字唯美，是我最爱的作家之一。小时候在语文书第一次接触到他的童话《快乐王子》，那么凄美，不见得适合小孩子看，除非被选入的目的是为了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凄惨。快乐王子看到满世界痛苦的时候，已成了塑像，来不及像释迦牟尼那样在王子阶段出家，所以他只能叫小燕子把自己身上的珠宝分给穷人。冬天到了，小燕子无力迁徙，冻死了，王子的心也碎了。《自私的巨人》里，孤独自私的巨人的心被来他花园玩的小孩子融化了，巨人看到小孩子手脚上的伤痕，小孩子回答说，这是爱的伤痕啊。最后，巨人在树下死了，满身盖着白花。有爱又有超自然的暗示，令人惆怅。

王尔德作为成功的剧作家和诗人，总是妙语连珠、语惊四座。他个性张狂，主张艺术唯美，超越讨论道德的范畴，生活在时代之前。如果是现在，法律进步了，他有多少个男朋友，也只是他的私生活而已，何至于搞出官司。

王尔德和比他小十六岁的波西（Bosie） 交往三四年，基本算是包养了后者。这位牛津大学辍学生，相貌清秀，品性恶劣。他热衷奢侈生活，喜欢高级餐馆和昂贵礼物，当然一切都是王尔德买单。他生病时，王尔德全心照顾，而王尔德生病时，他却不理不睬，还冷酷地说，你没了偶像的底座就很无趣了，下次你要病了，我就会离开。 王尔德数次想要分手，他又回来装可怜，于是王尔德心软了。我突然想起电影《春光乍泄》里的张国荣。他老是回来说，“我们不如重新开始”。而这句话，对梁朝伟“很有杀伤力”。于是分分合合许多次，让心有戚戚的观众也看得很吃力。

《春光乍泄》

波西与父亲关系很糟糕，将王尔德也扯了进来。他怂恿王尔德告他父亲诽谤，结果王尔德吃不了兜着走。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是非法的，况且又涉及到多名男子。法庭的公开审理有相当多的细节，令人尴尬，想来克林顿曾略有同感。王尔德一开始在法庭上还口若悬河，把这场官司当作一场嘲讽社会的戏来演，但很快发现风向变了。他从风光艺术家的云端跌落，身败名裂，破产不说，还进了监狱。而波西却作为被老男人勾引的无辜男青年，全身而退，暂时人间蒸发。

王尔德在监狱漫长的煎熬中等待这没良心的家伙，快两年了，还是杳无音讯，终于提笔写了这封巨长无比五万字的信给他。

王尔德一开篇就尖锐地指出，这封信将深深打击波西的虚荣心。他详细描述了他们交往的奢侈生活和官司的前前后后，以及波西之没心没肺给他带来的困扰与痛苦。虽说都在怪自己不够坚决未能拒绝波西和这段“友谊”，然而就实质而言，他就是直接地指责波西浅薄、没文化、挥霍无度，霸占了他本可用在艺术创作的时间、剥夺了他的灵感，将他卷入其家庭纷争，害得他穷困潦倒，锒铛入狱。当读到王尔德列举种种费用，我想，艺术家到底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世间的分手都挺难看的。王尔德还怪波西令他丧失了所有的意志力，完全向他的任性低头。好吧，波西确实表现得就是那个A打头的字眼，但是，这种关系么，都是你情我愿的，王尔德既然无法抗拒，只能说爱情压倒了常理。历数旧事，加以丰富的细节，一口一个“你”，好像在听一个怨妇的控诉，只是王尔德字字珠玑又一针见血，美而令人心痛，让人觉得读这样的信，非要有点自虐的倾向不可。

渐渐地，王尔德改变话题和语调，也许心情平复一点了。他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波西，而是为了将怨恨从自己的心中去除。当他说真正将自己毁了的人还是自己，我为他的领悟感到欣慰。但很快地，他又相当自负地说，自己就象征了当代的艺术文化。之前，他的灵感都来自享乐的生活，如今从监狱中他深刻体会了悲伤，心中充满了谦卑。所以，监狱的苦难经历对他来说还是有意义的，从此他将内心强大。这一部分的内心历程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思，但励志积极的另一面让人觉得有点自欺欺人。我又感叹，人并不怕吃苦，人只是需要理由和解释才能解脱 。更夸张的是，王尔德还在耶稣的生活中看到了艺术家的生活，耶稣将悲伤和美完全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个诗人。而且耶稣是个最厉害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注重的只是灵魂，犹如他自己，只注重艺术和自我的实现。

我担心一封令人心痛但又充满八卦兴味的信就此结束，转而成为对宗教的诠释和对耶稣的赞美。人总在痛苦不确定的时候寻求安慰，宗教和星相常常趁虚而入，但那样的信就会变得枯燥无味。幸好，若干页后，王尔德再度心潮澎湃，之前的内容回归，我可以继续看出，波西真是个混蛋，而他家人的参与，也令事情更加复杂。虽然王尔德那些头脑清晰的朋友也劝过他，他却每每都做出了最不利的选择。

信到结尾，王尔德还提了他们再次见面的条件、环境与地点。出狱后，他打算先和朋友去海边洗涤心灵一个月，再去一安静的外国小镇与波西见面，波西还得改个名字才好。以前波西跟他有艺术上的鸿沟（又直指波西没文化），现在他们之间的鸿沟更大，那鸿沟叫做悲伤。但是只要心怀谦卑，没什么不可能，只要心中有爱，没什么很困难。王尔德还很强迫症地继续写，给他的回信可长可短，怎样装信封，该写给哪个地址等等。

我觉得，凭波西的人品，他收到此信，洋洋洒洒这么多页将他批得体无完肤，看了几句大概就会恼羞成怒地将它丢在一边。王尔德却还充满幻想，指望着波西认真读信，与他一同走过这段心路历程，醍醐灌顶，意识到自己的少不更事，重新做人，这样他们还有复合的机会，甚至“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可怜的王尔德，两年了，在你最痛苦最需要他的时候，人家都懒得理你，甚至要把你给他的信卖给报社，你怎么还不醒悟？

王尔德和波西

监狱每次只给王尔德一张纸，他写完一张，得再向监狱要。写完了整封信后，监狱并不准他寄给波西。1897年出狱时，他把信交给忠心的朋友罗比（Robbie Ross），让他复制两份后，将原件给波西。但罗比留下了原件，把复写件给了波西。1900年王尔德去世。1905年罗比将信删节出版，隐去了一切关于波西的指称与细节。王尔德的遗愿里也有此意，从他的角度解释此事，或有助于恢复其家族的名声，有利于他两个儿子的成长。波西据说也读了这份出版物，但后称根本不知道信是写给自己的，且从未从罗比处收到或读过完整的版本 （有旁证说他是根本读不下去，这完全不出所料，可以理解）。1909年，罗比将信的原稿捐给大英博物馆，条件是先要封存五十年。1962年这封信才得以完整发表，恢复其本来面目。

看来波西确实没读过那信，不然1897年8月（也就是王尔德出狱三四个月后），他们怎么会又在法国重逢？ 两人的家庭与朋友都很反对这次见面，王尔德的妻子都不让儿子见他了，可他都不听，进而同居于那不勒斯。（我很好奇王尔德难道没问过波西对那封信的读后感吗？）但几个月后，他们又因经济原因，分道扬镳。三年后，王尔德在巴黎穷困潦倒地逝世，身边似乎只有罗比。

罗比据说是王尔德的第一个恋人，始终对他不离不弃。作为他的遗稿管理人，他又花了很多精力去追踪回购王尔德破产时卖掉的版权，并打击盗版和冒用王尔德名字的山寨黄书，最后将一切版权和版税给了王尔德的儿子。1950年，王尔德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将罗比的骨灰也放到了王尔德的墓中。

罗比真是个好人，我想他才是最爱王尔德的人。原来最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你还让他目睹和那无德无才的负心汉没完没了的纠结。爱情真是让人瞎了眼。罗比不过只是不如人家好看。

想来王尔德也是打算通过写这样一封信，将这段伤痛做一个了断。表面上是列明谁对谁错，并确认宣布自己的新世界观，为出狱后的新生活做准备；潜意识里也许是希望波西能够幡然醒悟，甚至回到他的身边，还要乖乖的。最后证明这一切，于表于里，都是徒然。

王尔德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曾离开。读这封充满激烈的爱与恨的信，也算是给大多数人的平凡生活里加一点戏剧性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