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3

史景迁、金安平夫妇的历史课:金教授的课上要读史教授的著作

有时回想起,当年在耶鲁大学教堂般的教学楼里,坐在边角磨得圆润的木头扶手椅上,听鼎鼎大名的史景迁教授讨论清代的税制,窗外风吹过,校旗招展,Y字上有吉祥物斗牛犬的大头像,表情很拉风。这一幕有点超现实。
那时我在耶鲁大学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按规定,两年内要修历史、政治、经济课各两门,其余的课与老师商定。刚去时,我两眼一抹黑。第一学期,为了省力,我就选了自以为比较熟悉的中国历史。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是著名中国历史专家,他的中文名字是多么贴切多么酷啊: 历史 – 景仰 – 司马迁。他长得很像演007的肖恩康纳利,英国口音,颜值和风度绝佳。他给本科生上的大课能容纳三百人,还常常选不上。我选的是他给研究生上的小课: 清代和民国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就十个学生左右。
本文作者和史景迁合影
初中时,我们的历史老师很不错,上课就像听故事一样。到了高中,历史课对于不擅长背书的我来说,十分痛苦。各种起义战役,都有三五条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历史意义。一到考试,我脑子就一片空白,不光年代想不起来,那些意义也混在了一起。到了大学,好在那些必选的历史大课都是开卷考,我就努力把字写得端正些,保持卷面整洁。到了耶鲁,发现研究生的历史课完全颠覆了我对历史课的印象。
首先,每堂课都讲一个主题,而非以年代为序,比如清代的环境保护、律师的雏形讼师等。每次课前都得预读好多书,上课直接讨论,这是不小的挑战。美国同学尚且来不及读,更不要说我们这些以英文为第二语言的人。所以只能大致翻翻,硬着头皮去上课。准备得不充分的话,都不知道老师和同学在讨论什么,更不用说发言了。同学大多是历史系的博士生,比我专业。我现在还是遗憾,没有更充分积极地参与。不过这都是一个过程,经过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后,才能渐入佳境。其次,史教授循循善诱,一节课讨论完毕,却往往没有一个直接的结论。这也比较符合现实的本质,从来就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标准答案。
课后作业是小论文。我的第一篇小论文是晚清关于基督教的谣言分析。为此第一次到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书库(叫做Stacks)借书。这个地方了不起,想找的书几乎都有。图书馆古色古香,庭院美丽。书库有许多层,由咣咣咣的老电梯上下,每一层都挤满了书。我找的书冷门,书库里只有我一人在张望。空气中有古旧的气味,如同在阴森森的城堡,简直有点吓人。书架上大部头的各朝档案,一排排蓝色的线装书。坐下来看古代刻本,恍惚不知在何时何地。
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的庭院也很美
第二篇小论文是关于清代弹词《孟丽君》,她女扮男装做了大臣。我讨论了清代妇女的地位、女作者陈端生超越时代的要求、对三纲的挑战及其局限性。我还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作家在作品中满足其压抑的欲望/白日梦。史教授给的评语非常好:ingenious, excellent,cogent, well-expressed (妙,优秀,有力,说得好),所指出的不足则是一些英语用法和结构上的问题。他批改得这么认真,又被这样的大教授肯定,我深感荣幸。
第二学期,我选了金安平教授的清代思想史 (Topics in Ch’ing Intellectual History)。金老师出生于台湾,是史教授的夫人。清代思想家的文章,在我们中学语文书中有选录,政治意味比较强烈,学时感觉比较无趣。可是,金老师是多么热爱历史呀,说起古人及其思想著作的时候,她有时候还会激动地闭上眼睛。这一切都感染了我。
金安平教授
史教授给我们上课时并未布置阅读他自己的著作,金老师讲到清代文字狱时,则让我们去读他写的Treason by the Book(译作《皇帝与秀才: 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最早在《鹿鼎记》中知道吕留良,读了此书,才了解这一奇葩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才知道史教授的历史书写得和小说一样好看,让人爱不释手。雍正年间,曾静等读了吕留良著作,受其“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思想影响,策动川陕总督反清,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行。雍正将吕留良及其子开棺戮尸,孙辈发配为奴,却神奇地赦免了曾静,令其四处宣讲悔过,并颁行《大义觉迷录》批驳以上流言。待乾隆即位,大概是觉得这反面教材副作用太大,又立即凌迟处死了曾,并禁了《大义觉迷录》。
比起讨论这么狗血曲折的情节,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就难得多,里面充满了春秋时代的典故,我们还得把《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的文章翻成英文。我泡在东亚阅览室查12本汉语大辞典,一字一句研究,终于克服苦难啃下来,觉得自己大有长进。
贝尼克珍本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我的期末论文是关于黄宗羲对清廷微妙的态度变化。看了一大堆他的书信、文章、墓志铭,了解他的生平,从字里行间考察他的态度,比较他相隔10年两篇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变化。虽然文言文繁体字看着费劲,有点做侦探的感觉,又有点像考古学家,倒还蛮好玩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历史学家做研究的痛苦,然而发现历史与当代相关、古今人性共通时,又有豁然开朗的快乐:比如文字狱和官方宣传、比如民族主义和人民福祉,比如原有价值观对新环境的抵触与调整。
像黄宗羲这样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活了85岁够长寿,经历了很多也足以令他态度变化。虽然他说人民的幸福才是根本、谁能治理好谁就是君主,但他又保持着对没落明朝的忠诚。按当时历史条件,可以说他爱国;如今从统一的多民族角度,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后来他发现清朝统治不那么坏,口气也平和下来了,只是保留自己不做官的底线。关于治国建议的著作可供后代明君参考,儿子也为清廷修明史。对明朝的忠诚,是从小注入他心里的,对清廷的承认,却来自对事实的观察和逻辑的推断。思想斗争的结果是,他不再武装抗清,而是著书立说。本是很有政治抱负治国才能的人,因为“明代遗民”的原则,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理想。当个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复杂而辛苦。
动手写这篇触动内心的大论文前,大家得先一起讨论提纲。金老师邀请我们这六七个学生去她家讨论并吃晚饭。去的路上,我发现纽黑文的春天真美,路边一树树粉红色白色的花盛开。他们家的房子有欧洲的洋派又有中国的古意,还有浓浓的书卷气。他们对自己的花园十分得意,史教授和欢快地跑来跑去的小狗带着我们参观:大大的木头平台,走出去是内院,整齐的草坪、亭子和树。外院丛林长得比较恣意,小溪上有自己搭的木桥,水里还有两只野鸭。他说他们两人每天早上都到这里来散步,风雨无阻,真是挺浪漫的。
鸟瞰纽黑文
接着我们去书房,讨论深奥的文章,什么龚自珍的“三世”,清初新儒学的没落……坦率地说,我不完全同意孔子的观点,但看到外国同学那么执著地研究各朝代对《论语》的解读,还是深感敬佩。还有当他们说起非常玄的气、理、道,我就像白痴一样,真不好意思。大家都显得一心一意专注于学术讨论,其实饿得不得了。
到了9点,终于可以吃饭了。他们家的开放式厨房很大很可爱。金老师烹调的时候,我们就围坐旁边,和老师们及其女儿喝酒吃饼干聊天。金老师说,有高欢在,上课很欢乐。她做了意面、大虾、四季豆。甜点是蛋糕配乌龙茶。蛋糕上的浇头是一坨坨粉红色湿漉漉的东西,酸酸的很开胃,叫做大黄,它在中国是药材,在美国是食材。
饭后,史教授开车送我们回家。路上,我们问他认不认识研究生宿舍Helen Hadley Hall, 他说当然认得,当年他还约会过这里的一个姑娘……下车前,我正好跟他讲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最喜欢他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黑暗中传来他的回答,这是他本科时最喜欢的作家了……
两年一晃就过去,毕业后找到工作搬去费城前,我还在校园里出没,打打工听听讲座。有一次远远看见史教授在路边长椅看书,阳光照过去,这一幕真是好看,赶紧拍下来。后来把照片印出来,放到他系里的信箱,署名“ From Paparazzi Huan” (来自狗仔队欢)。之后他觉得很好笑,给我回email。
史景迁教授在校园里看书
如今回望,感觉我的人生好奢侈,曾远渡重洋研究中国历史。这段经历,改变了我对历史的态度。历史不再是年份事件刻板的意义,而是值得探索反思的宝库。对历史的叙述和解读都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拨开迷雾,追求更真的面目,或只是出于爱好,寻求过去的秘密、某个时点社会的横截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我遇到的老师,治学严谨、教学耐心、对学生又那么好,也真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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