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里老拿《三国演义》说事儿，那些故事似乎很奥妙；以前朋友和我玩“三国杀”，我怀疑自己的弱智要归结于未读过原著，就恶补了一下这中学时就该完成的功课。
看的是人民文学版的《三国演义》，七八十年代写就的前言令人回想到噩梦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赶紧略过看正文。我看书向来一目十行，碰上半文半白的正文就败下阵来。人物出场皆介绍其姓名和字，往后只用单名或字；很容易漏看主语，不知所云。旧版的书多好，人名都有下划线。我天生记性不好，那么多人物，前看后忘记。网上有好事者，编制了一张详尽的人物表，我就时不时查一下。
其实呢，忘记也无所谓。很多人只出来露个脸，立马就被杀掉了。古人真神奇，分为两大类，一种总在审时度势，时刻准备着调转枪头，换人投奔。至于那些有实力的“军阀”呢，今天你我联合打他，明天我又和他联合起来打你。唯一目标就是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样的反复无常，令我这样的观众相当恼火。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占领了哪个地盘，我还没记住呢，下一回又变了。还有一类人，则十分执著，或是讲究义气、或是忠于窝囊的皇帝，死得很惨烈。
古代缺乏快速直接的通讯手段，送信的老被半道截住。如果大家有手机，直接通一下话，就省得这么多折腾了。两个人在秘密商议，但常会被别人偷听了去：不是受气的军士、对方的信使，就是委屈的家丁，居然连夜逃去死对头那里报信了，于是功亏一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而那些头头脑脑讨论打仗谋略，似乎总在手下的围观中进行，所以帐下常会走出一人自荐。
常常因为一句话听了不爽，或被人挑拨，就结下深仇大恨，或直接推下去砍了。高高兴兴地去赴宴喝酒，也许就在席间丢了脑袋。斩首灭门，是个稀松平常的小事。命如草芥，这真是一个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
光在那里打来打去，看得是有点烦。总要出来个女人，离间一下男人，闹出点三角关系，才觉得这段书有了点情节。我也觉得自己很俗……还有很多雷人的事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常常都是吃饱了饭看书，令我很害怕很恶心。夏侯惇眼睛被射中，拔箭时，眼球一起带出，他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将眼球放入嘴里，吃了，然后继续打。一小猎户，见刘备逃难至此，想请他吃野味，没打到，就把老婆杀了，烧了给刘备吃。第二天，刘备在厨房地上看见胳膊上没肉的女尸，才知道吃的原来不是狼肉。大为感激，后送黄金百两。
看到最后最大的感受是一个问句，中国人的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吗？怎么那么极端？那些人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勾心斗角、恶劣残暴，太惊人了。当然我也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啦，罗贯中编了很多，毛宗岗版本又修订了很多。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还是颇有道理的。（不过经历了更多世事之后，也意识到，这类争斗也不只是中国的传统，只是外国的手段可能不一样。）
当今的社会比起三国时代，可是进步多了。不过呢，对于幼儿园惨案受害者、被暴力拆迁赶走的平民、屈打成招的杀人犯，在这世道的遭遇还是很可怕。以前看到电视里赵作海蹲了11年冤狱后被放出来，现任村长之类的干部给他一根烟抽，说，这是上头的一点心意，赵立即条件反射般地给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网上看到新闻，某些脑残的记者问他需要感谢谁，他又条件反射地说，感谢国家感谢党。这完全是惊吓造成的生理反应。看了刑讯逼供的描述，我想到泰戈尔的一句话“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想起蒋梦麟的自传《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这本书非常有趣，强烈推荐。1945年出版时为英文，中文版读起来也很不错。蒋梦麟1886年生于余姚，读过私塾和亦中亦西的现代学堂、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受到西化潮流影响，又考了南洋公学，1908年剪了辫子自费去美国留学，UC Berkeley本科Columbia Ph.D.。离开时还是大清，1917年回来就是民国了。后来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等职务。当年的中外区别远比现在大，他出国的文化震惊一定很厉害。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又是抗战，又接触了不同的世界，他的思想变化一定也是巨大的，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他说，在美国时，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的美国的东西，回国以后，又反过来。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游移于两者之间。
《西潮》中，蒋认为清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比如，最基本的行政区域的首长—— 知县的薪水很少，但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要负责招待、还要供应官员和随员旅途财物和礼品，这就需要陋规费来开支，即地方官员在正规赋税外征收的各种费用。知县为了自己的官位，也需要给藩台送礼。蒋梦麟所在的余姚县应该是比较肥的，藩台要把肥水平均分给各位送过礼的，正常三年一任的县令，让大家都当代理县令，一人一年。蒋梦麟写道：“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
在有皇帝的时代，大部分老百姓都宁愿相信皇帝是关心民生的，只是天高皇帝远，被层层官员蒙蔽了，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古代交通讯息不发达，改朝换代在遥远的村子里几乎也都没什么感觉。所以，他们只指望自己的救赎来自可遇不可求的清官，最多半路拦轿申冤。这样看来，信访机制作为法治社会中的奇特存在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这本书里，蒋梦麟对当时北京的社会有理想主义的美好简化，他写到：“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但是你在北京住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被人力车拉的也分好几个阶级。不过要找出一个“上层”阶级倒也不容易，大家和睦相处，所不同的只是职业而已。在过去，旗人出生以后就是贵族；但这些贵族现在已经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大家都生而平等，要出人头地，就得靠自己努力。唯一的贵族阶级是有学问的人──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同时，他又写到上海的状况：“第五等人，也就是最低贱的一等人，是拉人力车的苦力。他们多半是来自江北的贫苦县份。这些名为万物之灵的动物，拖着人力车，像牛马一样满街奔跑。这种又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上海的活动川流不息，使上海商业动脉中的血液保持循环的，就是人力车苦力。” 看上去，那时的“低瑞人口”组成好简单，主要就是拉车的。他们是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一环。正如“生而平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是一句理论上正确、实际上骗人的话。
现代社会的恶与不幸，有来自古代的传承，制度始终无法驯服人性。不过，发达的现代通讯方式和网络的普及打破了信息与话语权的垄断，也改变了力量的平衡。一边是各种检查辟谣，一边也不乏造谣吸引眼球，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人总是爱看本来就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选择性相信并且传播。为一件事慷慨激昂，隔了几天，剧情反转，弄不好还要被倒打一耙，说是被人利用。对于接触不到热点真相本身的大多数人，独立思考和逻辑的能力再强大，也得不到发挥，无法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各种刷屏令人疲劳，谁也不能全信。
想起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精辟：“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
还可以看看以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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