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04

三国跑到京郊


京剧里老拿《三国演义》说事儿,那些故事似乎很奥妙;以前朋友和我玩“三国杀”,我怀疑自己的弱智要归结于未读过原著,就恶补了一下这中学时就该完成的功课。

看的是人民文学版的《三国演义》,七八十年代写就的前言令人回想到噩梦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赶紧略过看正文。我看书向来一目十行,碰上半文半白的正文就败下阵来。人物出场皆介绍其姓名和字,往后只用单名或字;很容易漏看主语,不知所云。旧版的书多好,人名都有下划线。我天生记性不好,那么多人物,前看后忘记。网上有好事者,编制了一张详尽的人物表,我就时不时查一下。

其实呢,忘记也无所谓。很多人只出来露个脸,立马就被杀掉了。古人真神奇,分为两大类,一种总在审时度势,时刻准备着调转枪头,换人投奔。至于那些有实力的“军阀”呢,今天你我联合打他,明天我又和他联合起来打你。唯一目标就是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样的反复无常,令我这样的观众相当恼火。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占领了哪个地盘,我还没记住呢,下一回又变了。还有一类人,则十分执著,或是讲究义气、或是忠于窝囊的皇帝,死得很惨烈。

古代缺乏快速直接的通讯手段,送信的老被半道截住。如果大家有手机,直接通一下话,就省得这么多折腾了。两个人在秘密商议,但常会被别人偷听了去:不是受气的军士、对方的信使,就是委屈的家丁,居然连夜逃去死对头那里报信了,于是功亏一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而那些头头脑脑讨论打仗谋略,似乎总在手下的围观中进行,所以帐下常会走出一人自荐。

常常因为一句话听了不爽,或被人挑拨,就结下深仇大恨,或直接推下去砍了。高高兴兴地去赴宴喝酒,也许就在席间丢了脑袋。斩首灭门,是个稀松平常的小事。命如草芥,这真是一个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

光在那里打来打去,看得是有点烦。总要出来个女人,离间一下男人,闹出点三角关系,才觉得这段书有了点情节。我也觉得自己很俗……还有很多雷人的事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常常都是吃饱了饭看书,令我很害怕很恶心。夏侯惇眼睛被射中,拔箭时,眼球一起带出,他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将眼球放入嘴里,吃了,然后继续打。一小猎户,见刘备逃难至此,想请他吃野味,没打到,就把老婆杀了,烧了给刘备吃。第二天,刘备在厨房地上看见胳膊上没肉的女尸,才知道吃的原来不是狼肉。大为感激,后送黄金百两。

看到最后最大的感受是一个问句,中国人的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吗?怎么那么极端?那些人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勾心斗角、恶劣残暴,太惊人了。当然我也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啦,罗贯中编了很多,毛宗岗版本又修订了很多。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还是颇有道理的。(不过经历了更多世事之后,也意识到,这类争斗也不只是中国的传统,只是外国的手段可能不一样。)

当今的社会比起三国时代,可是进步多了。不过呢,对于幼儿园惨案受害者、被暴力拆迁赶走的平民、屈打成招的杀人犯,在这世道的遭遇还是很可怕。以前看到电视里赵作海蹲了11年冤狱后被放出来,现任村长之类的干部给他一根烟抽,说,这是上头的一点心意,赵立即条件反射般地给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网上看到新闻,某些脑残的记者问他需要感谢谁,他又条件反射地说,感谢国家感谢党。这完全是惊吓造成的生理反应。看了刑讯逼供的描述,我想到泰戈尔的一句话“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

想起蒋梦麟的自传《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这本书非常有趣,强烈推荐。1945年出版时为英文,中文版读起来也很不错。蒋梦麟1886年生于余姚,读过私塾和亦中亦西的现代学堂、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受到西化潮流影响,又考了南洋公学,1908年剪了辫子自费去美国留学,UC Berkeley本科Columbia Ph.D.。离开时还是大清,1917年回来就是民国了。后来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等职务。当年的中外区别远比现在大,他出国的文化震惊一定很厉害。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又是抗战,又接触了不同的世界,他的思想变化一定也是巨大的,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他说,在美国时,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的美国的东西,回国以后,又反过来。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游移于两者之间。

《西潮》中,蒋认为清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比如,最基本的行政区域的首长—— 知县的薪水很少,但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要负责招待、还要供应官员和随员旅途财物和礼品,这就需要陋规费来开支,即地方官员在正规赋税外征收的各种费用。知县为了自己的官位,也需要给藩台送礼。蒋梦麟所在的余姚县应该是比较肥的,藩台要把肥水平均分给各位送过礼的,正常三年一任的县令,让大家都当代理县令,一人一年。蒋梦麟写道:“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

在有皇帝的时代,大部分老百姓都宁愿相信皇帝是关心民生的,只是天高皇帝远,被层层官员蒙蔽了,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古代交通讯息不发达,改朝换代在遥远的村子里几乎也都没什么感觉。所以,他们只指望自己的救赎来自可遇不可求的清官,最多半路拦轿申冤。这样看来,信访机制作为法治社会中的奇特存在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这本书里,蒋梦麟对当时北京的社会有理想主义的美好简化,他写到:“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宫内园苑之外,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但是你在北京住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被人力车拉的也分好几个阶级。不过要找出一个“上层”阶级倒也不容易,大家和睦相处,所不同的只是职业而已。在过去,旗人出生以后就是贵族;但这些贵族现在已经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大家都生而平等,要出人头地,就得靠自己努力。唯一的贵族阶级是有学问的人──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家、文学家以及近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同时,他又写到上海的状况:“第五等人,也就是最低贱的一等人,是拉人力车的苦力。他们多半是来自江北的贫苦县份。这些名为万物之灵的动物,拖着人力车,像牛马一样满街奔跑。这种又便宜又方便的交通工具使上海的活动川流不息,使上海商业动脉中的血液保持循环的,就是人力车苦力。” 看上去,那时的“低瑞人口”组成好简单,主要就是拉车的。他们是社会运转不可缺少的一环。正如“生而平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是一句理论上正确、实际上骗人的话。


现代社会的恶与不幸,有来自古代的传承,制度始终无法驯服人性。不过,发达的现代通讯方式和网络的普及打破了信息与话语权的垄断,也改变了力量的平衡。一边是各种检查辟谣,一边也不乏造谣吸引眼球,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人总是爱看本来就符合自己预期的内容,选择性相信并且传播。为一件事慷慨激昂,隔了几天,剧情反转,弄不好还要被倒打一耙,说是被人利用。对于接触不到热点真相本身的大多数人,独立思考和逻辑的能力再强大,也得不到发挥,无法判断。最后的结果是,各种刷屏令人疲劳,谁也不能全信。

想起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精辟:“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

还可以看看以前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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