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傍晚，我又一次来到波士顿。下了火车等地铁的时候，站台上有一个长得蛮像中国人的南美裔的青年弹着吉他，对着麦克风唱歌。缓慢抒情的西班牙语情歌充满了地铁站灰灰的空间。他充满感情地唱着，一首唱毕，又唱起Sade的Smooth Operator。他唱得比Sade的版本慢，没有Bass，用的是吉他伴奏，与《春光乍泻》和《Talk to Her》里都用到过的一首歌Cucurrucucz Paloma有异曲同工之妙。莫名的感动排山倒海地涌来，我的眼睛湿了，鼻子酸了，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我真的是上了地铁逃走的……后来我又后悔，本应留下来让自己哭出来的。真是奇怪，我有什么可哭的呢？经过漫长的努力，这时的我似乎已经看到曙光。在之前努力的过程中，我其实一直从来就是乐观得很，即使有些漆黑的时刻，睡一觉就好了。人经历多了，大概是会越来越坚强的，我本来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也已经变得麻木，特别是关于自己的一切。当然也有这样一些出其不意的时刻，在音乐的催化下，让我没了防备。
我最近迷上了新世纪音乐。日本有个音乐公司叫做Pacific Moon (和平之月)，他们出了一系列亚洲民乐专辑，既保持了民乐的原味，编曲又免除了单调。每张专辑名都是一个汉字，我在试图收满全集。好几个演奏者都是中国艺术家，其中贾鹏芳的二胡《空山鸟语》和《阳关三叠》的声音似乎就在我的心里高高低低地转，真是好听之极。另外还有个日本老头叫做姬神，名字很妖，但他有若干专辑，其中有不少咿咿呀呀的民族声音，配着比较现代的配器和旋律，百听不厌。我刚才在听窦唯的《上帝保佑》，颓废而深情，我反复地放。我猜，王菲大概就是听了这首歌爱上他的吧。现在我在听Jennifer Warnes，她的中音如此地动人，有溶解人意志的能力。我这辈子似乎不能以音乐为生，真是莫大的遗憾。
最近的UN面试，出乎意料地被问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他们问我最喜欢卡夫卡的哪本书，我说我喜欢《变形记》，那个小职员起床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没法去上班了。家人先是害怕，再是厌恶，终于发展到他死去后，大家都轻松下来的地步。故事的前半段，我只是觉得好笑，到后来，越看越悲哀。这表达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异化（alienation），人与人关系不可挽救的堕落。我觉得我读了这个Yale并经历了许多事以后，对所谓的小人物更有同感。乘在地铁里，走在街上，看着陌生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思想和故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都在这个社会谋生。以前宿舍里为我们打扫卫生的人、地铁里坐在对面的墨西哥人、Chinatown里卖馄饨的人、公共汽车上看上去有点吓人的非裔青年（他见我揉眼睛，以为我在哭，来问我有什么事，其实我只是电脑看太久了）、无家可归的老头儿、地铁里这个唱歌唱到我要哭的年轻人，还有我自己。
随着人的功能和位置的变化，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地变质褪色，有时自己不怎么意识到。我想，这可能也不光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或现代社会吧，也许是人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不当心回忆往事，发现某些曾经很近的人，现在已经是那么陌生，甚至看到照片都认不出来了。在我内省的时候，自然很有感触（比如说现在），但是过一会儿，这个多愁善感的瞬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今天4月18日Bin从纽约来访问我，我带他在校园里转。天气温暖，春天刚到，粉红的但是有点臭的花开了不少，还是蛮漂亮的。他老是说Yale的建筑和院子虽然漂亮，但是浪费空间，这个New Yorker，呵呵。很多年以前，我在复旦上辅修的时候，他有时候坐在我和Wu Yiyi前面。我是好学生，但是上课也是有些肆无忌惮的。我和Wu Yiyi会上课说话开玩笑。他有时候大概听到我们说的话，不敢相信他的耳朵，就要转过头看我们一眼，摇着头叹气。那个时候我是多么年轻，只有20岁左右，盘算着如何吸引某人的注意，现在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这种兴致了。Bin大概是动物世界电视的忠实观众，今天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妖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不少各种生存状态的动物：树下大概是老死的安详地躺着的松鼠，马路中间被压扁的死鸽子，Art Gallery窗台上的向雌鸽子求爱的雄鸽子，墓地旁大树上的老鹰（老鹰滑翔起来的样子真是酷）。走过狭窄的过道，我们发现今天sculpture garden没有开门，监狱一样的铁栅栏竖在那里，然后Bin又发现在我们头上的窗口停着一只肥鸽子，而对面的窗台挂下来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像是一个人的斗篷。如果那是一只乌鸦，挂下来的是“裹尸布”，那就绝了，我就会觉得自己是英国传奇中探险的骑士了。最后去的神学院院子又是没有人，走廊边倒是靠着一个花圈，然后我们又发现地上有些似是大红拖鞋的东西，走近一看不是，但也看不懂。我觉得这些道具可以用来拍一个香艳的希区柯克式的悬念片。
这次所附的照片是我发现一棵开花的树长出两只羊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