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已经上了近一个月的班啦! 我的感觉是疲于奔命，不论是工作还是玩。大概还是因为1个月后我又要大动干戈地搬几次，要尽早准备事先筹划，(但其实什么也没有做)，这就让我的神经始终绷着。看来这根经要一直到秋天才能稍稍松一下，可怜的小毛羊呀，怪不得毛都要掉光了。
我神经绷紧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小事拖了很久，麻烦。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在大的机构中（甚至不大的机构中）或者在机构间，要做成一件事，因为有一个流程、牵涉到很多人，有时候可以仰仗别人的工作热情，而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推去催，才能把事情解决，而有时候无论如何就请耐心等待吧，最后什么样看运气。以前联合国的一个意大利人回答我这个关于“组织内摩擦”的问题说，在这种环境中就更加需要你自己的积极努力。他回答得很妙，看来这一点到处都适用。所以，尽管我为我的神经磨损感到可惜，但已经接受这一事实。本来嘛，人都是懒的，墨菲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人的懒惰需要制度化来约束，就像美国的制度的前提是人性本恶，但制度本身必有漏洞，不好打保票。也好，我这样可以观察观察如何管理大机构了。另外，读书和上班就是不一样，出钱和拿钱所获得的自由程度自然不同，野惯了的毛羊要好好管住自己。人生大概本来就是需要应付这种模糊而粘滞的状态。
短短1个月，我已经和同事去纽约出了三次差，见了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银行的客户。这经历比我想象得有趣，因为我可以看见文化和相同和差异。由于我的同事只能讲英文，所以我们会面还是讲英文。韩国人大概是英文不好，特别“害羞”，回答都很简短。我们和新加坡的两个客户吃饭，他们很有趣。知道我同去的美国同事有美国的饮食习惯，就故意大谈所吃过的古怪东东，满汉全席或者他小时候外婆给他做的蟑螂汤。那个叫做Le Colonial 的越南餐厅倒是很有热带法国殖民地的感觉，很精致。黄黄的百叶窗和光、圆圆的蒲扇、棕榈树叶、斗笠一样的灯、黑白的老照片，服务员是法国人和越南人。东西味道不错，但是价钱也很可观。我看着越南的中年男服务员，他就是那种典型的越南人样子。我的想像力就开始发挥：在这个曾经和他的国家打仗的国家里，在纽约这个繁华都市里，他做着饭店的服务员，而他的脑子里是不是小时候每日面对的一望无际的碧绿农田，美军的直升飞机飞过，螺旋桨刮起的风把庄稼吹弯了腰……―― 这是许多美国反思越战的电影里的常见镜头，比如《天与地》。个人的命运是如此地和战争以及殖民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和殖民是丑陋的，但是它们（如果战争还没有摧毁一切的话），特别是后者，会带来多种文化的fusion。后人、外人以及当时享福的那一部分人看到的更多的是那温情脉脉的一面，而那不幸的大多数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和回忆。人和人的命运如此地不同，所感受的世界也如此不同，想想这个世道真是残忍。现在在看这篇文章的人已经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不担心饿死。不知为什么，我最近特别敏感：人在谈巴黎的假期和意大利的名画，我就要联想到发展中国家受苦的人，活得还不如蚂蚁，我就开始鄙视那些认为生活的意义就在此并为此自豪的人。不过，话说回来，生活优越的人也不过是一只蚂蚁而已。即使是大机构的头头脑脑，那又怎么样？伟大，要怎么样才能叫做伟大？说到底，我看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根本意义，存在主义的一部分主张是内生的。
我承认自己也喜欢享受，所以我要时不时地警告自己不要堕落。有两个毛羊，一个贪图舒适，只想头脑简单地过日子；另一个毛羊看到电视里伊拉克老百姓闹着要美国离开、看到美国那个虐待战俘的粗丑女兵、看到中国农村因为卖血而得艾滋病的农民、看到水灾后失去亲人的人痛苦的脸，就觉得这个世界一塌糊涂，而且有雪上加霜的倾向，有些绝望。如果有一个神，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应该让这个世界变得平衡平和一点。不过，既然几千年都过去了，还是有这么多人活在贫困和狂热中，这个神，如果存在的话，能力实在有限。我最爱的陀斯陀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角色之口质问上帝的那一段实在是经典。陀斯陀耶夫斯基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我现在的工作和世界这些问题没有任何直接关系，这烦扰着我，觉得宁愿去吃苦――但是我妈说我只是说说而已。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我想在Yale 的日子把我变得有点理想主义。在银行业混饭吃的的毛羊突然明确地感到了自己原来是多么地享受象牙塔中“智慧”的生活，特别是在我上课听讲座的那个圈子里。好在我最欣赏的怪怪的卡夫卡也是银行小职员一名，我或许应该以之为楷模。既然刚才提到了美军虐待战俘的丑闻，那就让我说完：每次看到电视里采访这些虐待战俘者的亲属朋友时，他们总是说自己所认识的此人其实多么有爱心、多么有良心，所以肯定是执行上头指令，我就觉得真可笑，骗谁呢？！我认为执行上级指令在一定程度是有可能的，但是美国大概还没有到系统性地运用这些手段的地步。不过，由上而下所生的爱国主义以至于走样变成了对外国宗教文化的盲目鄙视和仇恨，这使那些头脑相对简单素质相对较低的大兵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这要怪谁呢？
我又大大地偏题了。我原本是说在纽约出差的。我虽然有台湾的同学，但无深交，所以这次和台湾的银行打交道，我还是有些好奇的。这些台湾客户还是蛮客气的，说话的口音自然和台湾电视剧有点像，呵呵。他们的名字不少都显得很有文化，有些字我还不认得。陈水扁的名字大概是个例外，天晓得怎么会把“扁”字嵌在名字里的。我自然不会主动提起政治，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看法，我又是不愿说谎的人，所以还是不提为妙。同去的泰国同事稀里糊涂就提起了台湾的选举，他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他们有人讲起大陆，第一反应还是文革和毛主席，我就不失时机地给他们update。想想大家都是中国人，弄得这么微妙紧张，政治真是厉害的东西。
我们还和一个华裔的马来西亚人谈得颇为投机。据他说，因为华裔是富有阶层，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国内稳定，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穆斯林人口的各种福利和机会，让他们在国家经济文化活动也分有一杯羹。他认为，虽然从大局来看，这一措施是有益的，但作为华裔的个人，在他的国家所经历到的还是痛苦的。也许这就是他离开马来西亚来美国的原因。他还告诉我们他在世贸中心1992年和911两次幸免于难的经历，他还说在美国感觉也不安全，美国怎么样也不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大概最后还是要回到马来西亚。――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而个人的力量和历史的力量比较，又怎么去较量。
5月19日那次去纽约还和华虹的M老师和她的丈夫在“老正兴”一起吃了晚饭。他们来参加我们久闻大名的儿子的毕业典礼。时间过得真快，我看到他们也很高兴。M老师还给我一包鸭舌头，咩咩。
5月26日和27日，我在华盛顿参加一个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会议“Understanding Country Risk”，像是上了两天国际金融的课，讲的全是Balance of Payments和IMF。可惜他们只有SOM的DeRosa百分之一的好玩和百分之一的Cynical。而好玩和Cynical对我来说，是让我保持精神集中的两大要素。华盛顿天气闷热，我不喜欢。奇怪的是街上到处地上都是死知了。我后来一查，据说全世界有3,000种知了，大部分就活几岁。而美国东部有一种特别的知了，叫做“periodical cicada” (周期性知了？？) 在地下生活17年，然后突然在4、5月份一起从地底下钻出来成年，不久后死掉。这真是一种奇怪的老动物、奇怪的自然现象。我们晚上去了Georgetown, 这是Georgetown大学的所在地，算是有味道的老城区，有不少酒吧和饭店。我们还在华盛顿的唐人街吃了一顿蒙古自助烧烤，我吃了不少羊肉，嘻嘻。不过我还是喜欢上海的新疆饭店。这个店的中文叫做成吉思汗大饭店，英文名叫做Tony Cheng，我昏倒，什么时候成吉思汗起了个英文名？！后来一问才知道，这是老板的英文名字，真是误导。我们还去了一个古巴餐厅，也蛮好吃的。不过，如果要天天吃，只有不太油的中国菜才对我胃口，我爱乳腐（想起某人会说：“看着我的嘴形，腐-乳-！”）、榨菜和白粥！
我会另外写一篇费城第一个月的“游记”。这篇blog就算是工作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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