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第二天,Yiyi、ZYQ和我去了Amish人聚居的Lancaster County,看着地图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我们到了游客中心。星期天再加圣诞节,我们是屈指可数的游客之三。而且我的预言不幸成了事实,我们被告知景点果然就在我们开来的路上。于是,再倒开回去。
我们先去了一个开放的Amish农庄住宅(其实应该是假的)。宗教信仰是Amish人生活的重要部分。历史上,他们源自一派再洗礼教徒(Anabaptists), 这个教派的主张之一是坚持成年后而不是婴儿时进行洗礼。Menno Simmons是其中的领导人物,所以该教派也称作孟诺派(Mennonite)。17世纪晚期,一个瑞士的再洗礼教徒Jakob Ammann觉得教会管教不够,对圣经的遵守不够严格,和他的跟随者分离出来,自成一派,成为所谓的Amish。因为这两派都被认为比较激进,受到了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宾州的建立者William Penn表示可以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地,并参加他宗教容忍的实验, 于是他们就移民过来,这就是Lancaster County最初的来历。
他们没有专门的教堂,每隔一个礼拜的周日,轮流在各家进行礼拜。我们坐在他们祈祷的长凳上,听讲解员将Amish的传统娓娓道来。礼拜要做3小时,用的是德语。洗礼一般要到18岁才自愿进行,因为他们认为接受上帝应该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而非在婴儿时什么也不知道的时候。(我个人赞同这一主张。)他们也从不去宣讲福音,叫别人也来信教。他们注重社团互助,全世界Amsih人家的窗帘都是绿色的,这样别人就可以知道、来寻求帮助。他们的生活严格遵守圣经,遵循不抵抗的原则,同时为了保存自我,很少与不同信仰的人接触。
他们不用电、不用电话、不开汽车。在这个时代,不用电简直难以想象,但他们确实这样生活着。一切技术的进步被认为是外界世界对之的诱惑,需要抵制。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是农业。在费城市中心的小菜场,他们每周几天出售他们的农产品。也许因为和外界不得不打一定的交道,少数人也可打电话,但只限于与外界做生意的用途。他们的青少年在入教前,可以开汽车,其父母可以坐,因为他们的规定是不可以“开”。厨房里有个大冰箱,用的是天然气。他们不用暖气,冬天一家人很多时候都在这里,因为炉子的存在使这里成为最温暖的房间,而家庭是Amish人重要的价值之一。小孩教育只到8年纪就完成(相当于我们的初二吧),不同年纪的小孩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他们认为教育的另一部分来自做农活和家务。
Amish人的衣着是与众不同的,男与女、成年与未成年、婚前与婚后、平时与去礼拜,都有严格的规定,都是黑色、深蓝和深紫加上白色,没有任何花纹。式样简单而古老,好像凝固在几百年前。冬天的衣服不暖和。女子不可打扮,甚至纽扣都被认为是一种装饰,所以女装都没有纽扣。女子一辈子也不可剪头发,长了就盘在脑后,上面盖着白头巾。
因为十诫中里说不可为自己刻像,所以他们家里不会有自己或家人的照片,如果游客试图拍他们,他们也会拉下头巾转过头去,因为任何可以辨认出他们的脸的照片都是违背了这一条。同理,小女孩的玩具布娃娃也是没有脸的,脸上白白的空白。这近乎另类,我和yiyi各买了一个回家。
听完了介绍,我们就在屋外的农庄继续探索。我向来很喜欢牲畜,老老实实的。有一个牛棚,不知道是干草还是牛粪的味道,强烈地居然使我和yiyi难以进入,当摒住的呼吸消耗已尽,就不得不冲出来。ZYQ比较牛,说进去习惯了就好了,果然,最后终于痛下决心去适应,真的很快就好了,这才看到了那头瘦瘦的奶牛,不知是公是母,嘻嘻。旁边有一个羊圈,有两只白山羊和两只灰褐的绵羊。我喜欢绵羊,咩咩的。必须承认,真的羊似乎是笨笨的,臭臭的,看见我们过来,以为有东西吃,就冲过来。不过绵羊是好玩的,以后有条件咱也养两头。(就像在说,以后有条件了,咱也买一台大彩电!)
从农庄出来,我们饿了。看到肯德鸡,突然非常地想吃。于是我们就冲了进去。我和Yiyi原来想买有12块鸡的一桶,ZYQ坚持说吃不掉,就买了8块的一桶。拿到手才发现我们对鸡的份量低估了,原来不是麦当劳的辣鸡翅那么小的。美国的肯德鸡好像没有中国的好吃。最后车里还弥漫着炸鸡的味道。然后我们打算去坐一下蒸气火车,结果最后一班火车刚刚开走。也没关系,我们爬上没开走的火车的门,作火车大盗状,哈哈。
我们又按照地图,前往Hershey’s Chocolate World。在途中,我们大概进入了Amish人的腹地。细细的路上,两边都是农田,远处是Amish人的住宅。渐渐的,我们发现汽车被慢腾腾的黑色马车包围了,前后左右都是。想超过都不容易,因为旁边对面也有马车驶来。我们跟在一辆马车后,车后有两个小孩面对着我们坐着…后来他们用头巾将自己的头完全地遮起来。有一家人家门口停满马车,大概是人们来做礼拜的。这真是个超越时空的经历。
Hershey’s Chocolate World所在地就叫Hershey, 是“好心思”巧克力的总部所在地。这个巧克力镇的路灯是kisses巧克力形状的,但这个镇还没有到遍地流淌着巧克力的地步。在巧克力世界,你可以乘上碰碰车一样的东西,自动顺着轨道开,看模拟的巧克力制作过程。当然,他们不忘宣传自己的品牌,最后每人拿到一块新产品巧克力,甜得要命,一点也不好吃。我们以前有个英国教授,他出生在吉百利巧克力的发源地。他说起好心思,就会夸张得说:“啊呀,那个巧克力真恶心。”我们就会都笑起来。不过,我的确觉得吉百利比较好吃。好心思还拥有一个游乐场, 晚上黑咕隆咚不可以上天入地,但是装饰了许多灯, 游人颇多,这也算外国的自贡灯会啦。游乐场里还有几只驯鹿,他们是圣诞老人的小毛驴。(Btw,发现Shrek里的小毛驴真好玩,不过也许是任何以“小毛”两字开头的动物听上去都很好玩。我喜欢这个动画片。它不但很好笑,还挑战了美好浪漫童话的传统,融入了一定程度的无厘头。)
好心思巧克力世界这个公司自我宣传的地方也可以算是一个景点,真是商业化的厉害。节日期间,这么多人(包括我们)居然还到此一游也可以算是美国好玩的地方不多、自然风光平平、精神生活比较贫乏的反映。我妈妈比较仁慈,在我嘲笑美国的时候,她会说,美国人好像比较天真,一点点事情就可以使他们激动开心得手舞足蹈了。可能是吧,我们这些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背景的中国人觉得巧克力世界很无聊,我还是喜欢吟诗作画、火锅KTV、放羊拍照。晚上,我们在一家川菜馆吃饭,我觉得蛮好吃的,嘻嘻。
这一天像是去了两个世界,当然,如果第二个去的是赌场,对比会更鲜明一点。Amish 经历比巧克力有趣100倍。这向现实世界证明,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一种文化、抵制别的文化侵袭是可能的;人的意念是强大的,许多生活必需品和欲念也许并非必需或无法摆脱。我也感慨,就是信奉同一种教,也有这么多不同教派,有巨大的诠释和实行教义的区别。我想我是非常认真的人,如果我信教,我就会非常严格地遵守我的信仰,不会逾越半步,如果我能找到可以解释整个世界的信仰并接受,我就不会做任何与之矛盾的事情,以求达到万物的一致性。然而,我看到的许多人,号称笃信宗教,说的做的却是另一回事。信佛的说如果他女友的前男友再回来骚扰她,他一定会把他杀掉。我以为如果真的信佛,人根本不可有这种念头,即使开玩笑也不可以。同理,美国教会雨后春笋般暴露的性丑闻更是耸人听闻,那些宗教人士道貌岸然却做了普通人都不耻的事。当然可以说这些猥亵犯、恋童癖、强奸犯都是他们自己不好,是教会管教不严,理论上,上帝会惩罚他们的,但我觉得先别让他们逃过现世法律的制裁才好。这种事情多次发生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这给人一种印象,当一个人说他信教,不要自动以为他\她就是好人。
好了,我终于还完了所有拖欠的blog债。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王家卫也不再上历史课了。
2005/02/22
2005/02/20
附庸风雅(2005.2.19写完)
也不需要一定是新年,我才打算重新做人。我经常有这样的打算。最近,在文化生活方面,因为住处已经被我弄得基本像人住的地方了,我暂时也不出差,所以我需要为生活增加色彩。
1月16日周日,我决定一定要出门一次。我是毛羊,不是熊,周末不该冬眠。所以我去了宾州大学的博物馆。博物馆正在整修之中,但依然开放。建筑庞大而庄重,深色的外墙被阴天灰色所衬,再加上门口两个青铜狮子,显得有些气氛诡异。
我好像很久没有去博物馆了,特别对于美术馆,我提不起兴趣。看到无数名家的画和雕塑,最初是激动的,后来发现这些名家非常多产,美国的博物馆又馆藏丰富,看了已经不激动了。况且我又不是内行,不会因为作品的美(如果美不是作品之目的,那就称之为伟大)而心潮澎湃或者迷恋。但是这个博物馆是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厅中,有一个巨大的狮身人面坐像,据说有12吨重,我一个人是举不起来的,周围是柱子和石碑,上面刻着古埃及的文字。自下而上的黄色灯光下给人神秘的感觉。小时候,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看到的被窝的“壁”在光照下,好像西游记里的山洞,就觉得自己是被囚禁在山洞中的公主,等待魔鬼的拯救。这个博物馆也有木乃伊,尸体从棺材和层层包裹中被释放出来,被科学地解剖,我将其看得非常仔细。有一个中国文物的圆厅,天花板大概有两层高,天光从很高的窗照下来,灰墙好像比较粗陋,某些地方的底色是很深的的蓝绿色拱形,有点阴森。展厅中央是一个很大的慈禧太后的水晶球,从中看到的是所折射的周围文物,包括菩萨像、唐三彩和巨大的景泰蓝狮子,据说这狮子以前是站在故宫门前的,多半是八国联军抢来的。还有一个释迦牟尼成佛前坐着沉思的的像,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慈悲。我觉得这个博物馆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圆厅感觉有点阴风习习,好像走在监狱里。这里比优雅的美术馆要刺激一点,我喜欢。
想起来另一日带Akiko等参观Upenn时,我们不当心看了一个摄影展,题目叫做“消失了的国家:东德的老照片”,作者展出了30年来拍摄的黑白照片。看门的老头大概是个二战老兵,见我们在看一幅有关苏联的照片,便开始大骂苏联人的野蛮,说他全见到了。俄罗斯出产了柴可夫斯基和托斯陀耶夫斯基(后者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在忍受了最初的罗嗦以后,突然就“上了层次”,看得停都停不下来,心被揪住,脑子同时还有哲学的询问。),俄罗斯建筑的风格优美雄伟。然而,从我们的中学历史课中,我对苏联的印象始终支离破碎。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实在奥妙,我国对其的描述和别国对之的描述是在大相迥异,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对苏联的评价也是很不同,但是同样简短的。不过,这大概也无所谓了,反正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历史很有趣,浪费人们的精神,算是螺旋式前进,增添了很多故事与伤疤、经验和教训。
2月10日下班后,我去离办公室10分钟路程的Kimmel Center去听音乐会。表演当天5点半票房开始出售多余的票子,所谓Rush Tickets, 于是花了10块钱买了座位价值75元的票子,又是世界级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出,感觉占了大便宜,呵呵。当天的指挥是Wolfgang Sawallisch, 小提琴是个希腊人Leonidas Kavakos,曲目是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和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前者比较热闹,但我不是最喜欢(我觉得还是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比较合我的口味),我忍不住就开了开小差,偷偷东看西看,发现来音乐会的人大多是老头老太,一眼望去,白乎乎的后脑勺,有的显得很陶醉,有的则在打盹,但都穿着整齐。时不时有人咳嗽一下,而到了两个乐章之间的间隙,很多人都抓紧时间咳嗽清喉咙,刺耳之至。我怀疑这种咳嗽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病,是可以控制的,否则怎么会在同一时候一起咳呢?当然,他们大多是老人,我不可如此刻薄挑剔。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同事在他旁边的柜子上永远放满各种饼干甜食,让大家顺手牵羊地吃。我在出来之前把把一盒饼干的最后一块吃掉以后,把空盒子丢在了一个Managing Director的废纸篓里。他临时坐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座位,走过的每个人可以一览无遗,包括他的废纸篓。我想到他第二天上班来一定很冤枉,说一块饼干也没吃,为什么空盒子在我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个无害的恶作剧异常好笑,突然在斯拉夫舞曲热闹的旋律中笑起来,忍也忍不住。当然有教养的我在笑声发出之前,就将其变成了轻声的咳嗽。比起斯拉夫舞曲,我喜欢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得多。我首先比较喜欢协奏曲这种形式,感觉它比较复杂,有轻有响,重点突出,给人耳花缭乱之感。那个小提琴演奏家水平真高,琴声像丝绸掠过心脏,难以捉摸,然而又令人精神高度集中。他的弦都不怎么动,就发出变化多端的声音,想不通。音乐会大厅Verizon Hall的基调是胡桃色的,正中上方有一个大风琴,我们的座位当然很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厅音响效果吸收声音得有点厉害,声音虽然清晰干净,但我觉得它可以再响一点。相对而言,Yale的Woolsey Hall可能吸音效果不如它,声音可能有点混,但是比它响。我个人觉得,声音的强度可以增加音乐的感染力,不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摇滚。
第二天早上,我走过那个Managing Director的座位,他好像还没来上班,但是饼干的空盒子已经消失了,真是神秘啊。然后,我的韩国同事问我昨天为什么听音乐会的时候突然笑起来,我昏倒,原来她发现了。
2月16日,我又去听了东京弦乐四重奏的演出,同样也是世界著名。他们自1976年就在Yale的音乐学院任Quartet-in-residence,算是教员之一。曾在学校听过他们一首曲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这场音乐很热门,我以原价买了票,还是觉得很值。音乐会在另一个小型音乐厅举行,有很陡的若干层,在从上面看下去,感觉好像是在看吐鲁番盆地,呵呵。当日的曲目是海顿的G小调四重奏第74、Webern的四重奏、贝多芬的A小调四重奏第32。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默契非凡地演奏,流光异彩,我都听傻了,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很喜欢费城中心的城市规划,没有纽约的拥挤,因为视野宽广又纵深,建筑有一种流动感。音乐会结束后回来,我向着深色夜空下被灯光照亮的白色市政厅走去,塔楼上的大钟映出黄色的光,路两旁是若干个剧院,门口玻璃灯罩里点着煤气灯。然后再走向斜出去的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这条模仿香榭里舍的路的尽头是高高台阶上被照亮的的美术馆,一眼就可以看到,非常大气。我也越来越喜欢自己住处的战略地理位置,就在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和市中心交界的地方,离哪里都不远。
上周六我第一次去了费城的公共图书馆,只有5分钟的路,不错。图书馆和旁边的法院都据说是巴黎协和广场的复制版,柱廊、宏伟序列和轴线,古色古香的铜绿路灯。费城的设计者真是热爱巴黎啊。图书馆里面也挺漂亮,光照不是很辉煌,我就把它内部拍得像在古堡里一样,神神秘秘的。当然,我去图书馆并不是只为了拍照,我办了一张图书卡,借了一本摄影的书,回来看看,发现深入浅出,很有帮助。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无趣,似乎到了套中人的地步。我没有兴趣学习扑克麻将,因为要我去记那些规则、算计别人手里的牌,真是要我的命,但也许这是我比较笨的缘故。但同时我又自说自话地觉得,这种“低等消遣”,不会也罢。但有时候,我会赞赏“无厘头”的行为,觉得那真酷。我还有在古典音乐会进行一半中站起来大声喊叫的冲动,以我的野蛮挑战某些假正经、自命不凡的上流和风雅的媚俗。是的,我生活的一部分源自冲动。比如我不太整理自己的桌子或房间,因为我知道我的东西都在哪里,但有时候我也会突然心血来潮,大肆整理一番,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勤劳的田螺毛羊。
对于音乐会、戏剧和电影这种东西,我要么不去,要么就一去不可收拾。这也是冲动。在Yale读书的时候,因为了买了Cabaret的membership,就差不多半夜三更地每周必去,不管第二天是否要考试。我怀疑自己是Cabaret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了。当然,毛羊的小农意识占了动机中的一定比例,因为买了Membership,不去白不去。另一个动机是附庸风雅。但其实,我周围的人,除了Indra的活动规律和我比较相似以外,剩下的人很少会这么频繁地去。如果这是风雅,我也不能算附庸周围人的风雅,附庸的只是那些艺术学院学生和老头老太的风雅而已,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那么大概就是我真的热爱Cabaret这种艺术形式了?在看过的Cabaret中,让我特别满心欢喜的大概只占三分之一,余下的有些不知所云、疯疯癫癫、沉闷无比或无法认同。但是无论如何,演员出色的戏剧化表演明显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那么不同,再加上在漆黑的小剧场里,有种特别的仪式性,就连每次演出开始之前都要重复的“In the highly unlikely event of fire”的一段话,都似乎有了超越告知我们在火灾时何处逃生的象征意义。而我不论功课负担多少一定要出门走向夜幕下的New Haven的行为,让我觉得我是在逃离一种平凡而严肃的生活。我快步走着,头发在夜风里被吹起,感觉黑暗而壮丽。同理, Yale Repertory Theatre的戏、音乐学院众多的音乐会以及医学院每周放的电影,也是我逃离真实生活的借口之一。当然,Repertory Theatre 的话剧和音乐会大部分都是一流的,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理由。
在银行里工作了快10个月,在费城和香港度过了很多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我曾经有过那么有文化的生活了。现在我需要重新充实自己的生活。除了逼着自己读杂志以不忘本行以外,并把摄影学好,我还需要多多去听音乐会看看戏之类的。很高兴费城在这方面的资源比较丰富而且价格也可以承受。我这么着急地充实自己的原因之一是,我后悔在Yale没有经历更丰富多彩的生活,两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我在费城,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离开,我应该抱有一种紧迫感,尽早把一切可以经历的都经历一遍,因为永远不知道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要提醒自己,在听音乐会的时候不要再乱开小差,下次如果真的哈哈大笑地笑出声,我就是反叛的英雄了。
1月16日周日,我决定一定要出门一次。我是毛羊,不是熊,周末不该冬眠。所以我去了宾州大学的博物馆。博物馆正在整修之中,但依然开放。建筑庞大而庄重,深色的外墙被阴天灰色所衬,再加上门口两个青铜狮子,显得有些气氛诡异。
我好像很久没有去博物馆了,特别对于美术馆,我提不起兴趣。看到无数名家的画和雕塑,最初是激动的,后来发现这些名家非常多产,美国的博物馆又馆藏丰富,看了已经不激动了。况且我又不是内行,不会因为作品的美(如果美不是作品之目的,那就称之为伟大)而心潮澎湃或者迷恋。但是这个博物馆是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个厅中,有一个巨大的狮身人面坐像,据说有12吨重,我一个人是举不起来的,周围是柱子和石碑,上面刻着古埃及的文字。自下而上的黄色灯光下给人神秘的感觉。小时候,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看到的被窝的“壁”在光照下,好像西游记里的山洞,就觉得自己是被囚禁在山洞中的公主,等待魔鬼的拯救。这个博物馆也有木乃伊,尸体从棺材和层层包裹中被释放出来,被科学地解剖,我将其看得非常仔细。有一个中国文物的圆厅,天花板大概有两层高,天光从很高的窗照下来,灰墙好像比较粗陋,某些地方的底色是很深的的蓝绿色拱形,有点阴森。展厅中央是一个很大的慈禧太后的水晶球,从中看到的是所折射的周围文物,包括菩萨像、唐三彩和巨大的景泰蓝狮子,据说这狮子以前是站在故宫门前的,多半是八国联军抢来的。还有一个释迦牟尼成佛前坐着沉思的的像,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慈悲。我觉得这个博物馆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圆厅感觉有点阴风习习,好像走在监狱里。这里比优雅的美术馆要刺激一点,我喜欢。
想起来另一日带Akiko等参观Upenn时,我们不当心看了一个摄影展,题目叫做“消失了的国家:东德的老照片”,作者展出了30年来拍摄的黑白照片。看门的老头大概是个二战老兵,见我们在看一幅有关苏联的照片,便开始大骂苏联人的野蛮,说他全见到了。俄罗斯出产了柴可夫斯基和托斯陀耶夫斯基(后者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在忍受了最初的罗嗦以后,突然就“上了层次”,看得停都停不下来,心被揪住,脑子同时还有哲学的询问。),俄罗斯建筑的风格优美雄伟。然而,从我们的中学历史课中,我对苏联的印象始终支离破碎。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实在奥妙,我国对其的描述和别国对之的描述是在大相迥异,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对苏联的评价也是很不同,但是同样简短的。不过,这大概也无所谓了,反正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历史很有趣,浪费人们的精神,算是螺旋式前进,增添了很多故事与伤疤、经验和教训。
2月10日下班后,我去离办公室10分钟路程的Kimmel Center去听音乐会。表演当天5点半票房开始出售多余的票子,所谓Rush Tickets, 于是花了10块钱买了座位价值75元的票子,又是世界级的费城交响乐团演出,感觉占了大便宜,呵呵。当天的指挥是Wolfgang Sawallisch, 小提琴是个希腊人Leonidas Kavakos,曲目是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和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前者比较热闹,但我不是最喜欢(我觉得还是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比较合我的口味),我忍不住就开了开小差,偷偷东看西看,发现来音乐会的人大多是老头老太,一眼望去,白乎乎的后脑勺,有的显得很陶醉,有的则在打盹,但都穿着整齐。时不时有人咳嗽一下,而到了两个乐章之间的间隙,很多人都抓紧时间咳嗽清喉咙,刺耳之至。我怀疑这种咳嗽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病,是可以控制的,否则怎么会在同一时候一起咳呢?当然,他们大多是老人,我不可如此刻薄挑剔。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同事在他旁边的柜子上永远放满各种饼干甜食,让大家顺手牵羊地吃。我在出来之前把把一盒饼干的最后一块吃掉以后,把空盒子丢在了一个Managing Director的废纸篓里。他临时坐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座位,走过的每个人可以一览无遗,包括他的废纸篓。我想到他第二天上班来一定很冤枉,说一块饼干也没吃,为什么空盒子在我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个无害的恶作剧异常好笑,突然在斯拉夫舞曲热闹的旋律中笑起来,忍也忍不住。当然有教养的我在笑声发出之前,就将其变成了轻声的咳嗽。比起斯拉夫舞曲,我喜欢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得多。我首先比较喜欢协奏曲这种形式,感觉它比较复杂,有轻有响,重点突出,给人耳花缭乱之感。那个小提琴演奏家水平真高,琴声像丝绸掠过心脏,难以捉摸,然而又令人精神高度集中。他的弦都不怎么动,就发出变化多端的声音,想不通。音乐会大厅Verizon Hall的基调是胡桃色的,正中上方有一个大风琴,我们的座位当然很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厅音响效果吸收声音得有点厉害,声音虽然清晰干净,但我觉得它可以再响一点。相对而言,Yale的Woolsey Hall可能吸音效果不如它,声音可能有点混,但是比它响。我个人觉得,声音的强度可以增加音乐的感染力,不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摇滚。
第二天早上,我走过那个Managing Director的座位,他好像还没来上班,但是饼干的空盒子已经消失了,真是神秘啊。然后,我的韩国同事问我昨天为什么听音乐会的时候突然笑起来,我昏倒,原来她发现了。
2月16日,我又去听了东京弦乐四重奏的演出,同样也是世界著名。他们自1976年就在Yale的音乐学院任Quartet-in-residence,算是教员之一。曾在学校听过他们一首曲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这场音乐很热门,我以原价买了票,还是觉得很值。音乐会在另一个小型音乐厅举行,有很陡的若干层,在从上面看下去,感觉好像是在看吐鲁番盆地,呵呵。当日的曲目是海顿的G小调四重奏第74、Webern的四重奏、贝多芬的A小调四重奏第32。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默契非凡地演奏,流光异彩,我都听傻了,可以感到自己的心跳。
我很喜欢费城中心的城市规划,没有纽约的拥挤,因为视野宽广又纵深,建筑有一种流动感。音乐会结束后回来,我向着深色夜空下被灯光照亮的白色市政厅走去,塔楼上的大钟映出黄色的光,路两旁是若干个剧院,门口玻璃灯罩里点着煤气灯。然后再走向斜出去的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这条模仿香榭里舍的路的尽头是高高台阶上被照亮的的美术馆,一眼就可以看到,非常大气。我也越来越喜欢自己住处的战略地理位置,就在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和市中心交界的地方,离哪里都不远。
上周六我第一次去了费城的公共图书馆,只有5分钟的路,不错。图书馆和旁边的法院都据说是巴黎协和广场的复制版,柱廊、宏伟序列和轴线,古色古香的铜绿路灯。费城的设计者真是热爱巴黎啊。图书馆里面也挺漂亮,光照不是很辉煌,我就把它内部拍得像在古堡里一样,神神秘秘的。当然,我去图书馆并不是只为了拍照,我办了一张图书卡,借了一本摄影的书,回来看看,发现深入浅出,很有帮助。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无趣,似乎到了套中人的地步。我没有兴趣学习扑克麻将,因为要我去记那些规则、算计别人手里的牌,真是要我的命,但也许这是我比较笨的缘故。但同时我又自说自话地觉得,这种“低等消遣”,不会也罢。但有时候,我会赞赏“无厘头”的行为,觉得那真酷。我还有在古典音乐会进行一半中站起来大声喊叫的冲动,以我的野蛮挑战某些假正经、自命不凡的上流和风雅的媚俗。是的,我生活的一部分源自冲动。比如我不太整理自己的桌子或房间,因为我知道我的东西都在哪里,但有时候我也会突然心血来潮,大肆整理一番,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勤劳的田螺毛羊。
对于音乐会、戏剧和电影这种东西,我要么不去,要么就一去不可收拾。这也是冲动。在Yale读书的时候,因为了买了Cabaret的membership,就差不多半夜三更地每周必去,不管第二天是否要考试。我怀疑自己是Cabaret最忠实的观众之一了。当然,毛羊的小农意识占了动机中的一定比例,因为买了Membership,不去白不去。另一个动机是附庸风雅。但其实,我周围的人,除了Indra的活动规律和我比较相似以外,剩下的人很少会这么频繁地去。如果这是风雅,我也不能算附庸周围人的风雅,附庸的只是那些艺术学院学生和老头老太的风雅而已,而我根本不认识他们。那么大概就是我真的热爱Cabaret这种艺术形式了?在看过的Cabaret中,让我特别满心欢喜的大概只占三分之一,余下的有些不知所云、疯疯癫癫、沉闷无比或无法认同。但是无论如何,演员出色的戏剧化表演明显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那么不同,再加上在漆黑的小剧场里,有种特别的仪式性,就连每次演出开始之前都要重复的“In the highly unlikely event of fire”的一段话,都似乎有了超越告知我们在火灾时何处逃生的象征意义。而我不论功课负担多少一定要出门走向夜幕下的New Haven的行为,让我觉得我是在逃离一种平凡而严肃的生活。我快步走着,头发在夜风里被吹起,感觉黑暗而壮丽。同理, Yale Repertory Theatre的戏、音乐学院众多的音乐会以及医学院每周放的电影,也是我逃离真实生活的借口之一。当然,Repertory Theatre 的话剧和音乐会大部分都是一流的,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理由。
在银行里工作了快10个月,在费城和香港度过了很多时间,我几乎忘记了我曾经有过那么有文化的生活了。现在我需要重新充实自己的生活。除了逼着自己读
2005/02/16
海啸(2005.2.15)
12月26日早上起来,我的手机上照例又是若干条新闻短消息。其中一条是说,东南亚发生海啸,死亡几千人。我跟Yiyi说,怎么节后第二天就发生这么惨的事。后来渐渐发现好像这件事远远不止死亡几千人,新闻里不停滚动播出,一切其他的事都好像不重要了。
每天下了班,我就开始看CNN 7点钟的Anderson Cooper 360。海啸的时候,一个小时的节目延长为两小时。死亡人数直线上升,记者们纷纷到现场去拍照采访,传回触目惊心的图片和镜头。生命是弱小的,一瞬间,活人就变成了尸体。地上水里成堆的尸体,毫无尊严横七竖八地放在那里,然后又被集中掩埋。我看着幸存者痛哭的样子,非常郁闷,也会哭出来。那阵子心情为之不佳。我很认真地觉得,那一段时间不可以快乐。因为这个灾难太大,我在想,信教的人如何说服自己这是老天的旨意。
我一直觉得 Anderson Cooper是CNN里比较灵的主持人。他之前一档节目是我最厌恶的Lou Dobbs,他的特点是耷拉到下巴的脸皮、故作深沉严肃的表情语调以及误导的言论。他之后一档节目的Paula Zahn,总是故意显得很亲切,好像走的是煽情路线,专门问家里死了人的人感觉如何,让人忍无可忍。最近一次,她采访观点与她不同的人,用政治上正确的话劈头盖脑顶撞别人一通,而对方则是有争议但纯学术的探索思考,两人根本不在一条路上,我觉得她的思考能力和智力水平有待提高。也可能是因为和前后两位的对比,更显得他不错。但不管怎么样,我对主持人这一行当的成见到了美国算是有了一点点改观,至少是新闻节目主持人。即使很多人的观点我不同意,他们至少在动脑子。我离开上海的时候,记者开始上台讲新闻,似乎有些观点了,看电视开始可以忍受一点了。 而那些主持晚会的家伙们,始终是太没水平,说他们是花瓶呢,还不够美。最傻的节目主持人一是娱乐台报小道消息的疯疯癫癫的人二是旅游节目中吃东西给大家看还要特写拍她嘴唇的所谓美女了。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尊敬,虽然劳动只是分工不同。
让我回到原题,相对而言,我觉得Anderson Cooper的新闻会把目光投向一些比较奇怪的题目,表达得不冷不热,有一点点微弱的幽默,比较另类。有时候,在全美国媒体都在发疯一样地报道同一件事的时候,他如果也报道,角度会不同一些。他在总结的时候,经常会说一段很别致很有意义并有些押韵的话。此人也是Yale 毕业,我就可笑地觉得那段话一定是学校教育的结果,因为好像有点Yale的人文主义风格。当然,我也喜欢他长的样子,看上去很聪明。在关于海啸每天2小时的节目里,我觉得他看上去和平常有点狡黠的样子不一样,变得严肃而难过。
有观众写email给节目,说电视里播放的镜头太恐怖,不适合节假日观看。他就沉重而略带轻蔑地回答说,你们在这里觉得镜头太恐怖,而无数人正在经历着这种痛苦。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别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事实上,当海啸发生,新闻开始全面报道,我就对自己说,这下子,美国人总算知道世界上还有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国家啦。美国人对本国的关注,以本国为判断事务的标准,似乎已经全面渗透,上到外交政策、下到小小的鸡脚。
在巨大的灾难中,最能看出人的本性。人性很难一概而论,有好有坏。外国旅游者说当地人自己遭了灾,还尽力帮助他们;连反叛力量和政府都有了暂时和解的微微迹象,当然也有人去废墟里偷东西或为了抢夺尸体上的财物而打起来。
政治上,一开始,各国都只捐了一点点。后来渐渐的,各国捐钱好像成了打擂台。我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最后就捐了钱给Save the Children组织。小孩是无辜的,又总是每次灾难的最大受害者,无论是自然灾害、大屠杀还是艾滋病。有人说印度尼西亚残害了那么多华人,中国为什么要捐给他们。当初90年底印尼反华,中国政府的态度相当沉默。当然,这符合我国一贯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而关于近来的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中国的态度据说也不积极。我觉得这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这不是很光荣很令人骄傲的。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中国参与的外交事务总是要能做到双赢,如果对它没有好处,它是不做的。但这次海啸捐钱,体现了该政策有些变化。当然,比起日本美国,钱还是少的,这就体现了中国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我觉得这说得有道理。在中国经济发展,国际重要性渐渐体现的时候,虽然人均GDP还是很低,社会贫富不均相当严重的时候,拿出这笔国际援助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使我觉得显得我国不是那么实用主义,一毛不拔的。至于印尼反华情绪,现其政府导向比以前好了不少。我希望中国作出的姿态能被印尼积极看待,这也可以改善两国的关系。希望物资和款项用在“好人”身上,至于印尼的小孩,如果现在还没有被灌输仇恨,希望永远也不会。不过呢,想到社会主义的祖国现在还有无数贫困地区,农民生活艰难,矿工每日生活在危险中,把钱白给别人好像也不太爽。(不过全世界都是这样,哪个国家内部没有问题?)但是,我想,那笔钱即使不用作援助,也未必就会用在贫困县上,不要给贪官污吏私吞或者造些没用的项目显示政绩才好。
如果从比较阴暗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这次全世界都积极赈灾,是因为这次是一个自然灾害。这次地震海啸打击特别大,而人为灾难在短期内到达不了这样一个自然灾害的深度和广度。但同时,只有对于自然灾害,全人类才能达到一个共识,真心地或者摆出一张真心的脸孔去帮助受害的人。如果这是战争或者政治动乱,不同的人和国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什么是争取独立、什么是平定叛乱、什么是种族清洗、什么是推翻暴政建立民主、什么是保卫国家打击恐怖主义、什么是真正的战争,从不同的利益、价值观乃至宗教信仰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老百姓总是受害者。当人们决定是否要去帮助他们,或者作出相对整个“事业”而言,老百姓的死伤是否合理值得的判断的时候,也就显示了自己的立场。显然这些事情,都比地震海啸复杂得多。地震海啸或者其他天灾再厉害,国际社会也不能制裁地球吧。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希望,人类的历史到处血迹斑斑,如果要从头算帐,根本算不清楚。武打书里常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是有感情的。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给当地人留下了无穷灾难,他们充满了悲情。也许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那是值得同情的,不过放在历史的大环境来看,问题根源在于他们自己,应该去找他们的天皇算帐。如果战争终了时,日本人死亡的总人数能够抵上其侵略战争杀死的其他国家人的总数,一命抵一命,这样就有用吗?必须承认这个在感情上可能会觉得好过一点,但是被屠杀的人已经死了。
人为灾难比自然灾害牵涉了更多人的感情。发起灾难的目的和灾难后的态度有时候比灾难本身更重要。斯大林有一句话“One death is a tragedy; a million is a statistic”。一个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个死亡是个统计数字。这句话令人心寒,但也道出了现实的惨淡。
从最早的原始汤,发展到猴子(我知道是猿),再进化到人这一步,天地变得如此复杂,有时候如此丑陋却又道貌岸然,算是什么名堂。如果地球毁灭,我们再重来一次,我不知道新的世界会好多少。
不过再怎么样,人总是要忘却的。现在是2月份了,新闻里只是偶然提一下而已。对于真正经历的人,那才应会是磨不去的回忆。大学同学JX去泰国旅游,因为若干个偶然,她见到了海啸,但是幸运地逃了回来。她做了一个Powerpoint,再现了这一段经历。最打动我的是一张照片,她和许多人逃到山顶上。旁边一个外国男人绝望地低着头,而他怀里的一个很好玩的小毛头对着照相机笑,他/她显然对自己的大难不死一无所知。当然有许多小孩死了---- 我有时候想,什么叫做幸福和好运:生活富足的瑞典的小男孩,却因为父母带他来度假而死去、因为直升飞机飞机失事而死去的肯尼迪的儿子、印度一个平民,贫困然而始终没有什么飞来横祸。尸体看上去是可怕的;但是死亡对于死亡的人来说,是否就是痛苦,生命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否一定就是幸福, 这还是一个迷。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握好、过好当前这个活着的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状态是什么感觉。
每天下了班,我就开始看CNN 7点钟的Anderson Cooper 360。海啸的时候,一个小时的节目延长为两小时。死亡人数直线上升,记者们纷纷到现场去拍照采访,传回触目惊心的图片和镜头。生命是弱小的,一瞬间,活人就变成了尸体。地上水里成堆的尸体,毫无尊严横七竖八地放在那里,然后又被集中掩埋。我看着幸存者痛哭的样子,非常郁闷,也会哭出来。那阵子心情为之不佳。我很认真地觉得,那一段时间不可以快乐。因为这个灾难太大,我在想,信教的人如何说服自己这是老天的旨意。
我一直觉得 Anderson Cooper是CNN里比较灵的主持人。他之前一档节目是我最厌恶的Lou Dobbs,他的特点是耷拉到下巴的脸皮、故作深沉严肃的表情语调以及误导的言论。他之后一档节目的Paula Zahn,总是故意显得很亲切,好像走的是煽情路线,专门问家里死了人的人感觉如何,让人忍无可忍。最近一次,她采访观点与她不同的人,用政治上正确的话劈头盖脑顶撞别人一通,而对方则是有争议但纯学术的探索思考,两人根本不在一条路上,我觉得她的思考能力和智力水平有待提高。也可能是因为和前后两位的对比,更显得他不错。但不管怎么样,我对主持人这一行当的成见到了美国算是有了一点点改观,至少是新闻节目主持人。即使很多人的观点我不同意,他们至少在动脑子。我离开上海的时候,记者开始上台讲新闻,似乎有些观点了,看电视开始可以忍受一点了。 而那些主持晚会的家伙们,始终是太没水平,说他们是花瓶呢,还不够美。最傻的节目主持人一是娱乐台报小道消息的疯疯癫癫的人二是旅游节目中吃东西给大家看还要特写拍她嘴唇的所谓美女了。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尊敬,虽然劳动只是分工不同。
让我回到原题,相对而言,我觉得Anderson Cooper的新闻会把目光投向一些比较奇怪的题目,表达得不冷不热,有一点点微弱的幽默,比较另类。有时候,在全美国媒体都在发疯一样地报道同一件事的时候,他如果也报道,角度会不同一些。他在总结的时候,经常会说一段很别致很有意义并有些押韵的话。此人也是Yale 毕业,我就可笑地觉得那段话一定是学校教育的结果,因为好像有点Yale的人文主义风格。当然,我也喜欢他长的样子,看上去很聪明。在关于海啸每天2小时的节目里,我觉得他看上去和平常有点狡黠的样子不一样,变得严肃而难过。
有观众写email给节目,说电视里播放的镜头太恐怖,不适合节假日观看。他就沉重而略带轻蔑地回答说,你们在这里觉得镜头太恐怖,而无数人正在经历着这种痛苦。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别人的痛苦,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事实上,当海啸发生,新闻开始全面报道,我就对自己说,这下子,美国人总算知道世界上还有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国家啦。美国人对本国的关注,以本国为判断事务的标准,似乎已经全面渗透,上到外交政策、下到小小的鸡脚。
在巨大的灾难中,最能看出人的本性。人性很难一概而论,有好有坏。外国旅游者说当地人自己遭了灾,还尽力帮助他们;连反叛力量和政府都有了暂时和解的微微迹象,当然也有人去废墟里偷东西或为了抢夺尸体上的财物而打起来。
政治上,一开始,各国都只捐了一点点。后来渐渐的,各国捐钱好像成了打擂台。我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最后就捐了钱给Save the Children组织。小孩是无辜的,又总是每次灾难的最大受害者,无论是自然灾害、大屠杀还是艾滋病。有人说印度尼西亚残害了那么多华人,中国为什么要捐给他们。当初90年底印尼反华,中国政府的态度相当沉默。当然,这符合我国一贯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而关于近来的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中国的态度据说也不积极。我觉得这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实用主义,这不是很光荣很令人骄傲的。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说,中国参与的外交事务总是要能做到双赢,如果对它没有好处,它是不做的。但这次海啸捐钱,体现了该政策有些变化。当然,比起日本美国,钱还是少的,这就体现了中国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我觉得这说得有道理。在中国经济发展,国际重要性渐渐体现的时候,虽然人均GDP还是很低,社会贫富不均相当严重的时候,拿出这笔国际援助有助于中国国际形象,使我觉得显得我国不是那么实用主义,一毛不拔的。至于印尼反华情绪,现其政府导向比以前好了不少。我希望中国作出的姿态能被印尼积极看待,这也可以改善两国的关系。希望物资和款项用在“好人”身上,至于印尼的小孩,如果现在还没有被灌输仇恨,希望永远也不会。不过呢,想到社会主义的祖国现在还有无数贫困地区,农民生活艰难,矿工每日生活在危险中,把钱白给别人好像也不太爽。(不过全世界都是这样,哪个国家内部没有问题?)但是,我想,那笔钱即使不用作援助,也未必就会用在贫困县上,不要给贪官污吏私吞或者造些没用的项目显示政绩才好。
如果从比较阴暗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这次全世界都积极赈灾,是因为这次是一个自然灾害。这次地震海啸打击特别大,而人为灾难在短期内到达不了这样一个自然灾害的深度和广度。但同时,只有对于自然灾害,全人类才能达到一个共识,真心地或者摆出一张真心的脸孔去帮助受害的人。如果这是战争或者政治动乱,不同的人和国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什么是争取独立、什么是平定叛乱、什么是种族清洗、什么是推翻暴政建立民主、什么是保卫国家打击恐怖主义、什么是真正的战争,从不同的利益、价值观乃至宗教信仰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老百姓总是受害者。当人们决定是否要去帮助他们,或者作出相对整个“事业”而言,老百姓的死伤是否合理值得的判断的时候,也就显示了自己的立场。显然这些事情,都比地震海啸复杂得多。地震海啸或者其他天灾再厉害,国际社会也不能制裁地球吧。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没有希望,人类的历史到处血迹斑斑,如果要从头算帐,根本算不清楚。武打书里常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是有感情的。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给当地人留下了无穷灾难,他们充满了悲情。也许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角度来看,那是值得同情的,不过放在历史的大环境来看,问题根源在于他们自己,应该去找他们的天皇算帐。如果战争终了时,日本人死亡的总人数能够抵上其侵略战争杀死的其他国家人的总数,一命抵一命,这样就有用吗?必须承认这个在感情上可能会觉得好过一点,但是被屠杀的人已经死了。
人为灾难比自然灾害牵涉了更多人的感情。发起灾难的目的和灾难后的态度有时候比灾难本身更重要。斯大林有一句话“One death is a tragedy; a million is a statistic”。一个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个死亡是个统计数字。这句话令人心寒,但也道出了现实的惨淡。
从最早的原始汤,发展到猴子(我知道是猿),再进化到人这一步,天地变得如此复杂,有时候如此丑陋却又道貌岸然,算是什么名堂。如果地球毁灭,我们再重来一次,我不知道新的世界会好多少。
不过再怎么样,人总是要忘却的。现在是2月份了,新闻里只是偶然提一下而已。对于真正经历的人,那才应会是磨不去的回忆。大学同学JX去泰国旅游,因为若干个偶然,她见到了海啸,但是幸运地逃了回来。她做了一个Powerpoint,再现了这一段经历。最打动我的是一张照片,她和许多人逃到山顶上。旁边一个外国男人绝望地低着头,而他怀里的一个很好玩的小毛头对着照相机笑,他/她显然对自己的大难不死一无所知。当然有许多小孩死了---- 我有时候想,什么叫做幸福和好运:生活富足的瑞典的小男孩,却因为父母带他来度假而死去、因为直升飞机飞机失事而死去的肯尼迪的儿子、印度一个平民,贫困然而始终没有什么飞来横祸。尸体看上去是可怕的;但是死亡对于死亡的人来说,是否就是痛苦,生命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是否一定就是幸福, 这还是一个迷。我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握好、过好当前这个活着的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状态是什么感觉。
2005/02/15
两个新年(2005.2.14)
阳历新年,2005年的第一天,费城有个大游行,叫做Mummer’s Parade。据说这个传统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罗马的一个节日,拉丁的劳动者戴着面具,进行讽刺(Satire)和礼物的交换。在美国大革命前,费城新年就开始有这种游行,而1901年则正式开始了一年一度游行的传统,胜利者还可获得奖金。只有1919年和1934年没有举行,分别是因为世界大战和大萧条。Mummer的词源和“伪装”有些关系。
元旦这一天近中午,我起床打开电视。当地电视台正在转播:穿着五颜六色奇奇怪怪服装的人们在巨大花车上缓缓前进,接受评委的打分。据说很多人都是以此为生,有些看来真的需要1年的时间准备,布景在一辆大卡车上,花得要命;而有些则简单得搞笑,几十个披萨的空盒子歪七歪八堆在一起,旁边站个厨师。
然后,穿黄衣服舞龙的人出场了,伴随的不是锣鼓声,而是高音喇叭里的广播。又是该死的法轮功。喇叭里又是老一套,说自己如何地真善忍,说中国政府如何迫害他们。电视台的播音员好像对之没有什么兴趣,开始攻击那些披萨盒子,说这点东西怎么要花一年的时间。我则觉得非常倒胃口,这些可恶的法轮功,真是无孔不入。我说,要么不要给我碰到,碰到了我就要骂他们。
然后我吃了点东西,就出去看游行了。这一天,风和日丽,气温大概近20摄氏度,非常舒服。我家离市中心游行的终点非常近,不久就看见三三两两的游行者收拾着准备回家,当然,更多的游行正在前来的路上。我突然看见那些穿黄衣服的家伙。表面上,我这个人脾气向来很好,总是快快乐乐的,但我并非很随和的人,有些事我是忍不得的,我还要挑衅。我经过他们的时候,就故意说给他们听“真恶心”、“垃圾”。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估计他们还沉醉在刚才的壮举中呢。
来到主要街道,马路上人山人海,街道中央一队接一队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人走过,因为身上的道具面积过大,风迎面吹来,他们就只能艰难前行。周围的人群为之欢呼,光头警察则一身亮亮的黑色皮衣,看来非常凶悍,维持着秩序。我从来没有在费城见过这么多人,有意思。
这时候,有人问我,你是中国人吗?转头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女子拿着话筒,她身边有人扛着摄像机,上面写着“新唐人电视台”。哈,活该自己送上门来讨骂,这是个法轮功电视台。我说,我是中国人。她又说,是大陆的吗?我说是的。她问我有没有看到刚才中国人的游行。我说,我即使看到,也不会有兴趣。我这样回答已经很沉静了。她还不放弃,问,你是指法轮功吗?不知怎么的,我听到这三个字,就像炮仗被点燃,火冒三丈,开始大骂法轮功。因为周围有许多外国人,我很快改用英文骂,以免别人以为我们几个中国人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同时,这样也可以教育周围人一下。我骂他们是最糟的邪教,制造残害自己的假照片栽赃、发垃圾邮件,教唆人割开自己的肚皮找那个轮子。我骂她愚蠢到极点,居然相信这种垃圾。她想争辩,说了两三个字,就被我骂回去。再骂下去,我看她好像要哭了。她的同伙老头软软地说了一句“历史会证明一切的。”这话真有说服力,哈哈。最后我说,关于法轮功,我一个字都不想听到,快走开!他们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他们肯定是想找个人称赞一下他们,再在自己的电视台放一放,壮壮士气,可是他们找错人了。对他们而言,这可不是什么新年的好兆头。对我来说,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我这辈子,雄辩是有的,但好像都没有这么凶过。看来我的潜力是无限的,我的脾气是很大的,可以威震四方。我对自己禁不住开始有些敬畏,嘻嘻。想不到新年第一件事是大骂法轮功,有趣的2005。
后来我突然想到,他们会不会照样把这一段录像,在他们的破电视台放,然后法轮功分子在街上看到我就伺机报复。不过我1月3日就出差去了Charlotte两个礼拜,他们找不到我。回来以后,我发现家里完好无损,嘻嘻。
我想,用血气方刚这四个字来形容我这只毛羊,并不为过。我猜,更普通的反应是对法轮功不理不睬。我也承认,视而不见、不与之一般见识,在某种角度而言,是最厉害的:节省自己的精力,对方一样受打击。可是,这一次我就是忍不住。我想要真正骂人的冲动永远被压抑着,因为我从小的教育使我骂不出来。而且我的理智又太强,有些时候,我知道骂了人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会强忍怒火而不骂。(弗洛伊德之三个“我”的理论精辟之至。)而这次,我觉得骂法轮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举动,骂出来也许还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嘻嘻。费城有个宪法中心,是纪念美国宪法诞生的博物馆,乃一爱国主义基地。2004年他们出租会场让人开一个叫做“九评中国共产党”的会。其中最好笑的一个题目是“论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我敢打赌,那个大会是一群走火入魔的法轮功聚在一起,骂来骂去,自得其乐。而美国社会,大概根本就不在乎。
听我同事说,从我们银行纽约的办公室窗口,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龌龊的法轮功老头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坐在马路边。他说,每次工作间隙看向窗外,就看到这么丑的一幕,真讨厌。我承认,我们人民警察的素质两莠不齐,有些警察未必比流氓好多少。所以虐待法轮功分子一定不是没有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不是自上而下系统性的。就像美国虐待战俘的丑闻,我不认为是布什叫他们干的。他们这样在马路上做,真是丢人。
我带着胜利(而美丽)的微笑,继续看游行,拍了不少照片。这一天后来又在外面逛了一天,不时在路上想到之前的义愤填膺,感觉很奇特,因为发现了新的自己。
2月9日是春节,这里自然照常上班,没有什么气氛。我也无所谓,我本来也不是非常喜欢过春节的。但是有些外国同事想饮茶(吃小点心),怂恿我给办公室所有人发个email,邀请他们同去。这也不是什么坏主意,我在email里同时还教育他们,第一、鸡年要到了,第二、高雅而聪明的中国人在传统中并不以吃小点心来庆贺春节,饮茶是广东人的日常传统,第三、中国北方,人们春节包饺子,第四、在美国,正宗中国餐的资源实在太少,所以我们只好吃小点心来过新年。
于是那天中午,我和意料之中及意料之外的同事去吃小点心。意料之外的同事T是对什么事都不满意的人,而判断事物的标准就是她自己。她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回复你的email,说你的询问不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们在电梯口等,等到人齐了可以一起走。她对迟到了1分钟的意大利人的背后评论是拖腔拖调的一句“那是米兰式的迟到。”然后她又开始说,吃小点心一定要和一个真的中国人去,这样才可以避免点那些奇怪的东西。她皱着眉头,带着贵妇人的腔调和不像贵妇人的容貌说,“千万不要把鸡脚放在我面前,我看到就觉得恶心。”众人也纷纷称他们比较难接受鸡脚。
到了饭店,因为是春节,人很多很多。她皱着眉头问我,你有没有订位。我说订了。我的直觉是她希望我说没有订,这样就能显得我是白痴了。可惜我订了,呵呵。等大家都坐下来,我发现我坐在比较里面,点心的小车推过来的时候并不经过我。不过坐在外面的是有中国血统的泰国人,应该也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只要不点内脏凤爪就可以了。不过,他们对于谈论凤爪的热情依然没有退减,到了令我厌烦的程度。我平心静气地说,许多中国人觉得你们的奶酪也很恶心,这是一样的道理,不习惯而已。他们有些人也开始说在他们的祖国,比如意大利和乌克兰,也有吃鸡脚的,只不过个人不喜欢。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不喜欢这种食物。我本人对风爪也并不狂热,我觉得它好吃,但是吃起来麻烦,要吐骨头。但是,当他们说起凤爪就好象是野蛮人吃的食物一样,实在很过分。再配合着T的表情和腔调,说鸡脚恶心,我还觉得她恶心呢。凤爪来了,他们硬说我喜欢吃,叫我不要因为他们在场而不吃,于是泰国人硬是拿了一笼过来。这个有些斜视的泰国小男生,永远吹嘘着他同时拥有的两个女朋友但又不承认任何一个,上班时候明目张胆地做情人节贺卡。他在把凤爪拿来的时候说,还加了一句,鸡脚真恶心,以表现他属于响亮的大多数。而他上次在和我以及一个台湾同事一起吃小点心时,对凤爪没有过这样的评语。我不能肯定他上次有没有吃。他这次改口这么说,比较恶劣。(他上次故作聪明地说,我们的台湾同事不是中国人,结果台湾同事立刻说自己也是中国人。他自讨没趣,他以为人人都是阿扁啊。)
OK,既然鸡脚已经上台,我难道还怕了吗?老天有眼,那笼凤爪放在了T的面前。她对我说,你拿过去吃。我吃了,可就是不把那个蒸笼拿过来,让它继续留在她面前。她不是说看到鸡脚恶心吗?那就多看看、恶心恶心吧,习惯了就好了,呵呵。
他们觉得大部分的小点心都好吃极了。他们热烈地讨论各种小点心的成分,在我看来有点可笑,但我也懒得解释。意大利人的英文很不怎样,但是会说“恶心”(nauseating)这个单词,真不容易,她所形容的是蛋挞。没有人相信我的推荐,看了她的表情、听了她的用词,没有人再愿意尝试。(后来跟我妈说起,她提醒我,香港总督彭定康最喜欢吃这个。)无所谓啦,严格说来,反正这是葡萄牙的东东。他们不懂欣赏美味,是他们的不幸。
这一顿春节中饭,我吃得并不开心。显然,他们不是法轮功,我不能劈头盖脑地骂他们。但是他们似乎吃得很开心,除了我,每个人都全部回复了一遍email,说吃得心满意足,下午只想打盹。有的人为了表示幽默,说“连鸡脚看上去都不那么糟糕了。”我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然后把email删掉。他们还有没有完?
我的韩国同事没有和我们一起中饭,下午,当她听到泰国人特意对我说了一遍“鸡脚真恶心”(我当他是气体),就对我说,他们在干吗?好象自己很高级,吃鸡脚就低人一等了。我原本怀疑自己是否太敏感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当天的一幕,越想越火。从小到大,我这个人其实反应比较迟钝。别人惹恼了我,我虽然心里立刻会觉得不对劲,但是那种恼火并不很尖锐。再加上我的教育和理智牢牢地控制了我,我很少会脱口而出反唇相讥。但事后,我慢慢反应过来,就会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反击,这会使我更加生气。而且,我脑子里就开始想,当初我怎么说就好了,而且有好几个版本和场景,一个不好再换一个。我希望能够起到还击的作用,但是也不至于太过分以使我掉价。我希望我的回答能轻轻巧巧地充分体现我的智慧、幽默和骨气,同时能使对方顿感羞愧、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与无知,恨不得立刻自决于人民。这是我的理想,很少实现过。
对此鸡脚事件,我曾想过没头没脑全部回复email,说为什么美国中学生的数学全世界倒数,到了15岁还不会数数,这就是因为不吃鸡脚。但我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没有科学依据,我也不想留下文字证据。万一有些人真的只是高中毕业,一定会恨我。我还想过,如果泰国人再说鸡脚恶心,我就说“跟你一样恶心”,或者“你的中国祖父就是吃鸡脚长大的,你的动脉血里也有鸡脚分子。”不过那近乎小学生吵架,比较没水平。我也想过坦白地问他们:“不吃鸡脚是不是让你觉得高人一等?”或者直接说“请你们尊重一点别国文化习惯”,但那样是否太严肃了,他们会不会听不懂。我还想回答说,“我为你感到遗憾,你的一生有缺陷”。我还想去超市买两只长着指甲的生鸡脚,第二天一早,一只放在T的椅子上,一只放在她的茶杯里,当然,我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她去告状,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回来以后,看见yingying在Messenger上,我立刻抓住她发了一通牢骚,她是我的知音。她看了我的描述,也很恼火。我们成了两个小魔鬼。看了她的话,我就笑起来了,嘻嘻。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鸡年第一天,他们居然说鸡的坏话,他们要倒霉了,哈哈。好了,真不值得为这种事大动肝火,呵呵。
两个新年,我都各发了一次火。看来我要去喝点降火的凉茶。不过,这两次我生气,都和别人毁损我的国家有点关系。我可能有一点天真,有点潜在的沙文主义,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老大自己很酷,应该是一群小羊学习的榜样。
元旦这一天近中午,我起床打开电视。当地电视台正在转播:穿着五颜六色奇奇怪怪服装的人们在巨大花车上缓缓前进,接受评委的打分。据说很多人都是以此为生,有些看来真的需要1年的时间准备,布景在一辆大卡车上,花得要命;而有些则简单得搞笑,几十个披萨的空盒子歪七歪八堆在一起,旁边站个厨师。
然后,穿黄衣服舞龙的人出场了,伴随的不是锣鼓声,而是高音喇叭里的广播。又是该死的法轮功。喇叭里又是老一套,说自己如何地真善忍,说中国政府如何迫害他们。电视台的播音员好像对之没有什么兴趣,开始攻击那些披萨盒子,说这点东西怎么要花一年的时间。我则觉得非常倒胃口,这些可恶的法轮功,真是无孔不入。我说,要么不要给我碰到,碰到了我就要骂他们。
然后我吃了点东西,就出去看游行了。这一天,风和日丽,气温大概近20摄氏度,非常舒服。我家离市中心游行的终点非常近,不久就看见三三两两的游行者收拾着准备回家,当然,更多的游行正在前来的路上。我突然看见那些穿黄衣服的家伙。表面上,我这个人脾气向来很好,总是快快乐乐的,但我并非很随和的人,有些事我是忍不得的,我还要挑衅。我经过他们的时候,就故意说给他们听“真恶心”、“垃圾”。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估计他们还沉醉在刚才的壮举中呢。
来到主要街道,马路上人山人海,街道中央一队接一队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人走过,因为身上的道具面积过大,风迎面吹来,他们就只能艰难前行。周围的人群为之欢呼,光头警察则一身亮亮的黑色皮衣,看来非常凶悍,维持着秩序。我从来没有在费城见过这么多人,有意思。
这时候,有人问我,你是中国人吗?转头一看,一个戴眼镜的女子拿着话筒,她身边有人扛着摄像机,上面写着“新唐人电视台”。哈,活该自己送上门来讨骂,这是个法轮功电视台。我说,我是中国人。她又说,是大陆的吗?我说是的。她问我有没有看到刚才中国人的游行。我说,我即使看到,也不会有兴趣。我这样回答已经很沉静了。她还不放弃,问,你是指法轮功吗?不知怎么的,我听到这三个字,就像炮仗被点燃,火冒三丈,开始大骂法轮功。因为周围有许多外国人,我很快改用英文骂,以免别人以为我们几个中国人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同时,这样也可以教育周围人一下。我骂他们是最糟的邪教,制造残害自己的假照片栽赃、发垃圾邮件,教唆人割开自己的肚皮找那个轮子。我骂她愚蠢到极点,居然相信这种垃圾。她想争辩,说了两三个字,就被我骂回去。再骂下去,我看她好像要哭了。她的同伙老头软软地说了一句“历史会证明一切的。”这话真有说服力,哈哈。最后我说,关于法轮功,我一个字都不想听到,快走开!他们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他们肯定是想找个人称赞一下他们,再在自己的电视台放一放,壮壮士气,可是他们找错人了。对他们而言,这可不是什么新年的好兆头。对我来说,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我这辈子,雄辩是有的,但好像都没有这么凶过。看来我的潜力是无限的,我的脾气是很大的,可以威震四方。我对自己禁不住开始有些敬畏,嘻嘻。想不到新年第一件事是大骂法轮功,有趣的2005。
后来我突然想到,他们会不会照样把这一段录像,在他们的破电视台放,然后法轮功分子在街上看到我就伺机报复。不过我1月3日就出差去了Charlotte两个礼拜,他们找不到我。回来以后,我发现家里完好无损,嘻嘻。
我想,用血气方刚这四个字来形容我这只毛羊,并不为过。我猜,更普通的反应是对法轮功不理不睬。我也承认,视而不见、不与之一般见识,在某种角度而言,是最厉害的:节省自己的精力,对方一样受打击。可是,这一次我就是忍不住。我想要真正骂人的冲动永远被压抑着,因为我从小的教育使我骂不出来。而且我的理智又太强,有些时候,我知道骂了人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会强忍怒火而不骂。(弗洛伊德之三个“我”的理论精辟之至。)而这次,我觉得骂法轮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举动,骂出来也许还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嘻嘻。费城有个宪法中心,是纪念美国宪法诞生的博物馆,乃一爱国主义基地。2004年他们出租会场让人开一个叫做“九评中国共产党”的会。其中最好笑的一个题目是“论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我敢打赌,那个大会是一群走火入魔的法轮功聚在一起,骂来骂去,自得其乐。而美国社会,大概根本就不在乎。
听我同事说,从我们银行纽约的办公室窗口,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龌龊的法轮功老头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坐在马路边。他说,每次工作间隙看向窗外,就看到这么丑的一幕,真讨厌。我承认,我们人民警察的素质两莠不齐,有些警察未必比流氓好多少。所以虐待法轮功分子一定不是没有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不是自上而下系统性的。就像美国虐待战俘的丑闻,我不认为是布什叫他们干的。他们这样在马路上做,真是丢人。
我带着胜利(而美丽)的微笑,继续看游行,拍了不少照片。这一天后来又在外面逛了一天,不时在路上想到之前的义愤填膺,感觉很奇特,因为发现了新的自己。
2月9日是春节,这里自然照常上班,没有什么气氛。我也无所谓,我本来也不是非常喜欢过春节的。但是有些外国同事想饮茶(吃小点心),怂恿我给办公室所有人发个email,邀请他们同去。这也不是什么坏主意,我在email里同时还教育他们,第一、鸡年要到了,第二、高雅而聪明的中国人在传统中并不以吃小点心来庆贺春节,饮茶是广东人的日常传统,第三、中国北方,人们春节包饺子,第四、在美国,正宗中国餐的资源实在太少,所以我们只好吃小点心来过新年。
于是那天中午,我和意料之中及意料之外的同事去吃小点心。意料之外的同事T是对什么事都不满意的人,而判断事物的标准就是她自己。她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回复你的email,说你的询问不在她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们在电梯口等,等到人齐了可以一起走。她对迟到了1分钟的意大利人的背后评论是拖腔拖调的一句“那是米兰式的迟到。”然后她又开始说,吃小点心一定要和一个真的中国人去,这样才可以避免点那些奇怪的东西。她皱着眉头,带着贵妇人的腔调和不像贵妇人的容貌说,“千万不要把鸡脚放在我面前,我看到就觉得恶心。”众人也纷纷称他们比较难接受鸡脚。
到了饭店,因为是春节,人很多很多。她皱着眉头问我,你有没有订位。我说订了。我的直觉是她希望我说没有订,这样就能显得我是白痴了。可惜我订了,呵呵。等大家都坐下来,我发现我坐在比较里面,点心的小车推过来的时候并不经过我。不过坐在外面的是有中国血统的泰国人,应该也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只要不点内脏凤爪就可以了。不过,他们对于谈论凤爪的热情依然没有退减,到了令我厌烦的程度。我平心静气地说,许多中国人觉得你们的奶酪也很恶心,这是一样的道理,不习惯而已。他们有些人也开始说在他们的祖国,比如意大利和乌克兰,也有吃鸡脚的,只不过个人不喜欢。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不喜欢这种食物。我本人对风爪也并不狂热,我觉得它好吃,但是吃起来麻烦,要吐骨头。但是,当他们说起凤爪就好象是野蛮人吃的食物一样,实在很过分。再配合着T的表情和腔调,说鸡脚恶心,我还觉得她恶心呢。凤爪来了,他们硬说我喜欢吃,叫我不要因为他们在场而不吃,于是泰国人硬是拿了一笼过来。这个有些斜视的泰国小男生,永远吹嘘着他同时拥有的两个女朋友但又不承认任何一个,上班时候明目张胆地做情人节贺卡。他在把凤爪拿来的时候说,还加了一句,鸡脚真恶心,以表现他属于响亮的大多数。而他上次在和我以及一个台湾同事一起吃小点心时,对凤爪没有过这样的评语。我不能肯定他上次有没有吃。他这次改口这么说,比较恶劣。(他上次故作聪明地说,我们的台湾同事不是中国人,结果台湾同事立刻说自己也是中国人。他自讨没趣,他以为人人都是阿扁啊。)
OK,既然鸡脚已经上台,我难道还怕了吗?老天有眼,那笼凤爪放在了T的面前。她对我说,你拿过去吃。我吃了,可就是不把那个蒸笼拿过来,让它继续留在她面前。她不是说看到鸡脚恶心吗?那就多看看、恶心恶心吧,习惯了就好了,呵呵。
他们觉得大部分的小点心都好吃极了。他们热烈地讨论各种小点心的成分,在我看来有点可笑,但我也懒得解释。意大利人的英文很不怎样,但是会说“恶心”(nauseating)这个单词,真不容易,她所形容的是蛋挞。没有人相信我的推荐,看了她的表情、听了她的用词,没有人再愿意尝试。(后来跟我妈说起,她提醒我,香港总督彭定康最喜欢吃这个。)无所谓啦,严格说来,反正这是葡萄牙的东东。他们不懂欣赏美味,是他们的不幸。
这一顿春节中饭,我吃得并不开心。显然,他们不是法轮功,我不能劈头盖脑地骂他们。但是他们似乎吃得很开心,除了我,每个人都全部回复了一遍email,说吃得心满意足,下午只想打盹。有的人为了表示幽默,说“连鸡脚看上去都不那么糟糕了。”我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然后把email删掉。他们还有没有完?
我的韩国同事没有和我们一起中饭,下午,当她听到泰国人特意对我说了一遍“鸡脚真恶心”(我当他是气体),就对我说,他们在干吗?好象自己很高级,吃鸡脚就低人一等了。我原本怀疑自己是否太敏感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当天的一幕,越想越火。从小到大,我这个人其实反应比较迟钝。别人惹恼了我,我虽然心里立刻会觉得不对劲,但是那种恼火并不很尖锐。再加上我的教育和理智牢牢地控制了我,我很少会脱口而出反唇相讥。但事后,我慢慢反应过来,就会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反击,这会使我更加生气。而且,我脑子里就开始想,当初我怎么说就好了,而且有好几个版本和场景,一个不好再换一个。我希望能够起到还击的作用,但是也不至于太过分以使我掉价。我希望我的回答能轻轻巧巧地充分体现我的智慧、幽默和骨气,同时能使对方顿感羞愧、意识到自己的愚昧与无知,恨不得立刻自决于人民。这是我的理想,很少实现过。
对此鸡脚事件,我曾想过没头没脑全部回复email,说为什么美国中学生的数学全世界倒数,到了15岁还不会数数,这就是因为不吃鸡脚。但我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没有科学依据,我也不想留下文字证据。万一有些人真的只是高中毕业,一定会恨我。我还想过,如果泰国人再说鸡脚恶心,我就说“跟你一样恶心”,或者“你的中国祖父就是吃鸡脚长大的,你的动脉血里也有鸡脚分子。”不过那近乎小学生吵架,比较没水平。我也想过坦白地问他们:“不吃鸡脚是不是让你觉得高人一等?”或者直接说“请你们尊重一点别国文化习惯”,但那样是否太严肃了,他们会不会听不懂。我还想回答说,“我为你感到遗憾,你的一生有缺陷”。我还想去超市买两只长着指甲的生鸡脚,第二天一早,一只放在T的椅子上,一只放在她的茶杯里,当然,我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如果她去告状,那就是我的不是了。
回来以后,看见yingying在Messenger上,我立刻抓住她发了一通牢骚,她是我的知音。她看了我的描述,也很恼火。我们成了两个小魔鬼。看了她的话,我就笑起来了,嘻嘻。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鸡年第一天,他们居然说鸡的坏话,他们要倒霉了,哈哈。好了,真不值得为这种事大动肝火,呵呵。
两个新年,我都各发了一次火。看来我要去喝点降火的凉茶。不过,这两次我生气,都和别人毁损我的国家有点关系。我可能有一点天真,有点潜在的沙文主义,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老大自己很酷,应该是一群小羊学习的榜样。
2005/02/14
蒙太奇(2005.2.13写完)
1月下旬,费城很冷但也热闹。
寒风凛冽的21日晚上 (Happy Birthday to Wang Ling!),yingying 和她的Tony从洛杉矶飞来费城,开始了他们的美东之旅。在冬季从温暖阳光的洛杉矶飞来冰封的东部,说明了他们的意志坚强。上次在上海我本打算和yingying见面,但最后居然来不及。我很不好意思,连我妈都批评我不上路。这次总算得以见面,并见到了她亲爱的另一半(好像他有很多笑话讲),这样也很好。ZYQ和他们两人是中学同学,很多年没有见了。这个世界小吧。我们在马来槟城吃了晚饭,聊了很久的天,接着他们连夜开车去新泽西亲戚家了。
虽然只见了一顿饭的功夫,短了些,他们的这个选择还是明智的。第二天周六,我们这里下了一整天大雪,最低只有零下15摄氏度。窗外天昏地暗,街上鲜有行人车辆。据说这是9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风雪,费城、波士顿的机场都关了。美国的航空业真是多灾多难,破产、系统错误行李丢失、再加上恶劣天气。弗洛伊德说人有毁灭的本能,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有对事情能变得多糟糕的好奇心,试试看自己能够忍耐多少。当然这种好奇心被理智很好地控制着,我不会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去创造一种糟糕的状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大部分时候还是会尽力补救。但我必须承认当天气变坏,机场关闭,我还是好奇,想看它会关多久,看会不会破纪录,破了纪录又会怎么样。看到大雪第二天就停了,机场渐渐恢复营运,我还有些失望。如果大雪一直下,不停地下,这里会怎样?
星期天放了晴,我决定出去拍照。外面巨冷,而马路上没有什么美丽雪景可言,积雪被扫在路边,堆得高高的。风很大,刮起松散的积雪,打在脸上刺痛。因为地滑,人几乎要被风吹倒,一点也不夸张。我的毛羊要风度不要温度,被我放在雪堆上拍照,远处的背景是那个红红的Love雕塑,雕塑上还挂着横幅,Philly Loves the Eagles。因为就在当天下午,费城的橄榄球队Eagles要和亚特兰大决赛争夺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冠军。如果赢了,就要去打Super Bowl,这可是几十年来头一次啊。(这点知识是热爱橄榄球的老板向我们强行灌输的。)结果,他们真的赢了,于是,费城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1月28日星期五早上,我们去教堂参加一个同事的父亲的葬礼。我们早到了半小时,就坐在教堂里等。同事家有爱尔兰血统,有人弹着钢琴唱着悲伤而优美的爱尔兰歌曲。后来,人们抬着棺材进来了,由逝者亲属簇拥着。我看见平时笑嘻嘻的同事涨红着脸很悲伤的样子,好像在哭。我不忍心多看,就把头别过去了。牧师在棺材上洒圣水并念念有词。家属念了悼词,牧师发了言为之祈祷。身边的老板也有爱尔兰血统也信教,我们就跟着他在该起立的时候起立,在该坐下的时候坐下。只不过他和大部分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要跟着牧师异口同声也祈祷几句,我就不知道了。当他们都跪下,我和另外两位Country Officer就坐得低一点,以免显得太突兀。后来,还要和周围人互相握手表示善意。再后来,牧师在上面分饼,那代表耶稣的身体。老板叫我们待在原地,和其他信徒都去领了。教堂仪式之前是在殡仪馆瞻仰遗体,之后在墓地埋葬,都是家属特别悲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去。
当天晚上,韩国同学HJ从华盛顿乘火车来找我玩。晚上9点左右我去乘地铁去火车站接她,在马路上我看到了警匪追赶,和电影里一样。一辆出租车飞速开过,后面好几辆警车鸣着警笛追赶,有一辆警车车身上写着“Battle Chief”。可见我们平时穿马路要小心,即使行人灯亮着,也要看清楚,因为亡命之徒开车逃命可不遵守交通规则。周五晚上乘坐地铁的人还不少,可是我看见无家可归的人从头到脚用毯子把自己包起来,躺在地铁站过道的地上。这些人真可怜,但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些人有许多酗酒吸毒才落到这个地步,总之是恶性循环。
在火车站等到了HJ。2003年夏天她回了国, 2004年夏天闪电结婚,让我们都吃了一惊。一年多没有见面, 她和以前的样子一样。当晚她住在我这里,给我看了她的结婚照,说了她是如何闪电结婚的,呵呵。我做的黑糯米饭混着冰淇淋一起吃,非常美味。第二天,我带她去看独立宫和附近的老房子,路线和那日与yiyi去看的一样,甚至拍照地点也相同,只不过这次参观了独立宫里面,这也是我第n次去听讲解了。这天的这个讲解员讲得异常沉闷,不像往日那个激情澎湃,我正好又缺乏睡眠,站着也可打瞌睡。HJ也听得很困,呵呵。我发现亚洲人普遍有对美国历史景点不屑一顾的态度,亚洲的历史都比较长嘛。美国人爱国自然是应该的,但是因为美国现在糟糕的外交政策,外国人对之有爱国主义色彩的东西更有些反感。平心而论,美国还是厉害的,这么短时间就那么强大了,我作为中国人,对之可能有些健康的妒忌。但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厉害,就让美国自说自话去吧。
然后我们准备乘地铁去Chinatown,和从纽约过来的Akiko和Brian接头。结果我带着HJ乘反了地铁,乘到城外去了。上次我带着yiyi差一点乘错了,这次我可是特地想了一下该乘哪个方向的,结果真的乘错了。我怀疑那个地铁站里有故意迷惑我的妖怪。好在我们时间多,再乘回来。我们四人又在马来槟城吃了饭,HJ再一次说了一遍闪电结婚的前因后果,嘻嘻。
HJ和Yingying结婚的消息,对我而言都是意料之外的。大概这是因为我不在他们身边,看不见事情的发展,只获知了质的飞跃吧。从大学以来,我一直幼稚地觉得人一结婚,就会老十岁。看到她们,显然不是这样,看起来很快乐,应该更年轻才对。其实,一张纸怎么能使人老十岁呢。我没有好意思问她们怎么想起来要结婚,要怎么样的前提条件才会使自己甘当别人的妻子,适应“老婆”这一称呼。毛羊的想像力只能发挥到恋爱这一阶段,再往后,就没有了。我脑子想的大概是自由和责任。我以为,只有到厌倦了自由、厌倦了作为一个小孩的状态并充满了对沉重责任的向往的时候才会有结婚的念头,而且即使关系中还存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作了婚姻的承诺,即“套牢了”,人就会死心,转而向解决问题改善现状而努力,而不是开辟新的领土。好像两个同伙,打算共同犯罪,讲好如果被抓起来怎么办。如果两个人都不泄密,两人都安然无恙。如果一人说了一人不说,一人判一年另一人判十年,但先出狱的人独占赃物。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信任才能使他们决定成为同伙共同犯罪。结婚似乎应该标志着一个人是成熟的,但是显然,我看到一些人并不因为已婚而显得成熟而有责任。短暂的人生中,出生、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死亡是一个标准而普通的历程。人类是地球上密密麻麻的小蚂蚁,站在月球上看他们,他们生活的轨迹真是简单而重复。但是简单或不同又有什么不好呢?毛羊哲学的思考进入了死循环。
Brian给了我一个很小的羊的钥匙圈。他去年和他爸爸去爱尔兰旅行,那里羊山羊海。他爸爸就此很讨厌羊,因为到处都是羊叫,害得他晚上睡不着。据Akiko说,Brian给她打电话,背景里都是羊叫。真好玩。我想去爱尔兰!接着我带他们去宾大校园走走。因为这一天我对自己的方向不再很又信心,出了地铁,我高声叫他们保持安静,因为我要想一想Chestnut大街在哪个方向。结果一个过路人听见我说话,轻松一指,告诉了我们方向。老大觉得很没面子,不过觉得可以少动一次脑筋也是好的。我对宾大校园的游览路线也很熟了,不过他们冷死了,最后去Au Bon Pain喝了咖啡以消灭时间。送了HJ上火车回华盛顿以后,Akiko 和Brian来我家,看了我的照片,吃了我的黑糯米冰淇淋,赞不绝口。然后8点多,他们就去Chinatown乘车回纽约,之前我还带他们去亚洲超市转了一圈,Akiko买了黑糯米和方便面回纽约,好笑。
同一日,yingying 和她的Tony结束了他们冰天雪地游东北走亲戚的历程,回到费城打算搭第二天的飞机回洛杉矶。所以,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聚一次。等我赶到饭店,他们和ZYQ正在那家小店门口等位子。这里晚上生意真好啊,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了,就决定把牢底坐穿。等我们吃完了,发现周围也有不少空桌,也就不急着离开,继续说话喝水。老板娘到桌边来收饭碗,同时很明显地看手表,我们不理她,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嘻嘻。一直到了半夜,yingying说走吧走吧。突然意识到,为什么饭后不叫他们来我家坐坐?傻了。最后,他们来了10分钟。我真不好意思,大概是因为上次他们饭后就走,我稀里糊涂的直觉就是他们饭后又要走的,哎哎。他们则都很假惺惺,想到了,却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真是太不给老大面子了,呵呵。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补blog,写得都是颇久以前的事情。等到写的时候,地点和空间都有了变化。比如说,我回到费城上班并出差在Charlotte的时候,晚上开始写blog,回忆着我如何从上海回费城初建我的生活,在夹叙夹议中,可能还会提到香港和New Haven。我确信在我写的时候,对于地点和空间的描述是非常精确的;但是看的人总是匆匆看过,而且已经忘记了我上回讲到哪里。
高一去了澳大利亚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同学Stephen在若干年前偶然给我们发了一个email,问是否记得他。我回信说记得。后来他也不幸上了我发送blog的list, 当然,这种行为比起他在幡然醒悟前每日转发的无数个email要温和得多。我提到他的原因是,他回我的blog说,“看了半天,原来你在给我们上历史课”。另一次,他说,“你以为你是王家卫啊。”
是的,王家卫的电影看了有点晕,让人摸不着头脑。《花样年华》我基本没有看懂,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很多细节,就像Stephen等人没有注意到我blog中表示时间地点的词语,但也许是我对这种中年人的纯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兴趣的缘故。但是他的《春光乍泻》却让我看得心慌。我是在2003年4月张国荣死后看的。时间一晃就过了,悲惨的事情再悲惨也淡忘了,以后偶然被不小心提醒一下,大概只有后怕了,但更多地怀疑那是不是真的存在过。电影描述的是两个男人在异乡他国之间的感情。我无法体会过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但是我对电影的弥漫的陌生气氛和情绪非常认同。我喜欢那首闹哄哄的“Happy Together”,听上去快快乐乐的,其实掩盖着沧桑。就像走在霓虹闪烁的热闹街头,但是想穿了,那些热闹都很空虚。
Stephen居然提到王家卫,这样很好啊,不论他的意图是多么简单。不过呢,我现在冗长地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我这次的blog跳掉了中间一段,以后会补。这叫作蒙太奇。
寒风凛冽的21日晚上 (Happy Birthday to Wang Ling!),yingying 和她的Tony从洛杉矶飞来费城,开始了他们的美东之旅。在冬季从温暖阳光的洛杉矶飞来冰封的东部,说明了他们的意志坚强。上次在上海我本打算和yingying见面,但最后居然来不及。我很不好意思,连我妈都批评我不上路。这次总算得以见面,并见到了她亲爱的另一半(好像他有很多笑话讲),这样也很好。ZYQ和他们两人是中学同学,很多年没有见了。这个世界小吧。我们在马来槟城吃了晚饭,聊了很久的天,接着他们连夜开车去新泽西亲戚家了。
虽然只见了一顿饭的功夫,短了些,他们的这个选择还是明智的。第二天周六,我们这里下了一整天大雪,最低只有零下15摄氏度。窗外天昏地暗,街上鲜有行人车辆。据说这是9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风雪,费城、波士顿的机场都关了。美国的航空业真是多灾多难,破产、系统错误行李丢失、再加上恶劣天气。弗洛伊德说人有毁灭的本能,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有对事情能变得多糟糕的好奇心,试试看自己能够忍耐多少。当然这种好奇心被理智很好地控制着,我不会采取任何主动行动去创造一种糟糕的状况,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大部分时候还是会尽力补救。但我必须承认当天气变坏,机场关闭,我还是好奇,想看它会关多久,看会不会破纪录,破了纪录又会怎么样。看到大雪第二天就停了,机场渐渐恢复营运,我还有些失望。如果大雪一直下,不停地下,这里会怎样?
星期天放了晴,我决定出去拍照。外面巨冷,而马路上没有什么美丽雪景可言,积雪被扫在路边,堆得高高的。风很大,刮起松散的积雪,打在脸上刺痛。因为地滑,人几乎要被风吹倒,一点也不夸张。我的毛羊要风度不要温度,被我放在雪堆上拍照,远处的背景是那个红红的Love雕塑,雕塑上还挂着横幅,Philly Loves the Eagles。因为就在当天下午,费城的橄榄球队Eagles要和亚特兰大决赛争夺NF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冠军。如果赢了,就要去打Super Bowl,这可是几十年来头一次啊。(这点知识是热爱橄榄球的老板向我们强行灌输的。)结果,他们真的赢了,于是,费城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1月28日星期五早上,我们去教堂参加一个同事的父亲的葬礼。我们早到了半小时,就坐在教堂里等。同事家有爱尔兰血统,有人弹着钢琴唱着悲伤而优美的爱尔兰歌曲。后来,人们抬着棺材进来了,由逝者亲属簇拥着。我看见平时笑嘻嘻的同事涨红着脸很悲伤的样子,好像在哭。我不忍心多看,就把头别过去了。牧师在棺材上洒圣水并念念有词。家属念了悼词,牧师发了言为之祈祷。身边的老板也有爱尔兰血统也信教,我们就跟着他在该起立的时候起立,在该坐下的时候坐下。只不过他和大部分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要跟着牧师异口同声也祈祷几句,我就不知道了。当他们都跪下,我和另外两位Country Officer就坐得低一点,以免显得太突兀。后来,还要和周围人互相握手表示善意。再后来,牧师在上面分饼,那代表耶稣的身体。老板叫我们待在原地,和其他信徒都去领了。教堂仪式之前是在殡仪馆瞻仰遗体,之后在墓地埋葬,都是家属特别悲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去。
当天晚上,韩国同学HJ从华盛顿乘火车来找我玩。晚上9点左右我去乘地铁去火车站接她,在马路上我看到了警匪追赶,和电影里一样。一辆出租车飞速开过,后面好几辆警车鸣着警笛追赶,有一辆警车车身上写着“Battle Chief”。可见我们平时穿马路要小心,即使行人灯亮着,也要看清楚,因为亡命之徒开车逃命可不遵守交通规则。周五晚上乘坐地铁的人还不少,可是我看见无家可归的人从头到脚用毯子把自己包起来,躺在地铁站过道的地上。这些人真可怜,但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些人有许多酗酒吸毒才落到这个地步,总之是恶性循环。
在火车站等到了HJ。2003年夏天她回了国, 2004年夏天闪电结婚,让我们都吃了一惊。一年多没有见面, 她和以前的样子一样。当晚她住在我这里,给我看了她的结婚照,说了她是如何闪电结婚的,呵呵。我做的黑糯米饭混着冰淇淋一起吃,非常美味。第二天,我带她去看独立宫和附近的老房子,路线和那日与yiyi去看的一样,甚至拍照地点也相同,只不过这次参观了独立宫里面,这也是我第n次去听讲解了。这天的这个讲解员讲得异常沉闷,不像往日那个激情澎湃,我正好又缺乏睡眠,站着也可打瞌睡。HJ也听得很困,呵呵。我发现亚洲人普遍有对美国历史景点不屑一顾的态度,亚洲的历史都比较长嘛。美国人爱国自然是应该的,但是因为美国现在糟糕的外交政策,外国人对之有爱国主义色彩的东西更有些反感。平心而论,美国还是厉害的,这么短时间就那么强大了,我作为中国人,对之可能有些健康的妒忌。但愿我们国家越来越厉害,就让美国自说自话去吧。
然后我们准备乘地铁去Chinatown,和从纽约过来的Akiko和Brian接头。结果我带着HJ乘反了地铁,乘到城外去了。上次我带着yiyi差一点乘错了,这次我可是特地想了一下该乘哪个方向的,结果真的乘错了。我怀疑那个地铁站里有故意迷惑我的妖怪。好在我们时间多,再乘回来。我们四人又在马来槟城吃了饭,HJ再一次说了一遍闪电结婚的前因后果,嘻嘻。
HJ和Yingying结婚的消息,对我而言都是意料之外的。大概这是因为我不在他们身边,看不见事情的发展,只获知了质的飞跃吧。从大学以来,我一直幼稚地觉得人一结婚,就会老十岁。看到她们,显然不是这样,看起来很快乐,应该更年轻才对。其实,一张纸怎么能使人老十岁呢。我没有好意思问她们怎么想起来要结婚,要怎么样的前提条件才会使自己甘当别人的妻子,适应“老婆”这一称呼。毛羊的想像力只能发挥到恋爱这一阶段,再往后,就没有了。我脑子想的大概是自由和责任。我以为,只有到厌倦了自由、厌倦了作为一个小孩的状态并充满了对沉重责任的向往的时候才会有结婚的念头,而且即使关系中还存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作了婚姻的承诺,即“套牢了”,人就会死心,转而向解决问题改善现状而努力,而不是开辟新的领土。好像两个同伙,打算共同犯罪,讲好如果被抓起来怎么办。如果两个人都不泄密,两人都安然无恙。如果一人说了一人不说,一人判一年另一人判十年,但先出狱的人独占赃物。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信任才能使他们决定成为同伙共同犯罪。结婚似乎应该标志着一个人是成熟的,但是显然,我看到一些人并不因为已婚而显得成熟而有责任。短暂的人生中,出生、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死亡是一个标准而普通的历程。人类是地球上密密麻麻的小蚂蚁,站在月球上看他们,他们生活的轨迹真是简单而重复。但是简单或不同又有什么不好呢?毛羊哲学的思考进入了死循环。
Brian给了我一个很小的羊的钥匙圈。他去年和他爸爸去爱尔兰旅行,那里羊山羊海。他爸爸就此很讨厌羊,因为到处都是羊叫,害得他晚上睡不着。据Akiko说,Brian给她打电话,背景里都是羊叫。真好玩。我想去爱尔兰!接着我带他们去宾大校园走走。因为这一天我对自己的方向不再很又信心,出了地铁,我高声叫他们保持安静,因为我要想一想Chestnut大街在哪个方向。结果一个过路人听见我说话,轻松一指,告诉了我们方向。老大觉得很没面子,不过觉得可以少动一次脑筋也是好的。我对宾大校园的游览路线也很熟了,不过他们冷死了,最后去Au Bon Pain喝了咖啡以消灭时间。送了HJ上火车回华盛顿以后,Akiko 和Brian来我家,看了我的照片,吃了我的黑糯米冰淇淋,赞不绝口。然后8点多,他们就去Chinatown乘车回纽约,之前我还带他们去亚洲超市转了一圈,Akiko买了黑糯米和方便面回纽约,好笑。
同一日,yingying 和她的Tony结束了他们冰天雪地游东北走亲戚的历程,回到费城打算搭第二天的飞机回洛杉矶。所以,我们又有一次机会聚一次。等我赶到饭店,他们和ZYQ正在那家小店门口等位子。这里晚上生意真好啊,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了,就决定把牢底坐穿。等我们吃完了,发现周围也有不少空桌,也就不急着离开,继续说话喝水。老板娘到桌边来收饭碗,同时很明显地看手表,我们不理她,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嘻嘻。一直到了半夜,yingying说走吧走吧。突然意识到,为什么饭后不叫他们来我家坐坐?傻了。最后,他们来了10分钟。我真不好意思,大概是因为上次他们饭后就走,我稀里糊涂的直觉就是他们饭后又要走的,哎哎。他们则都很假惺惺,想到了,却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真是太不给老大面子了,呵呵。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补blog,写得都是颇久以前的事情。等到写的时候,地点和空间都有了变化。比如说,我回到费城上班并出差在Charlotte的时候,晚上开始写blog,回忆着我如何从上海回费城初建我的生活,在夹叙夹议中,可能还会提到香港和New Haven。我确信在我写的时候,对于地点和空间的描述是非常精确的;但是看的人总是匆匆看过,而且已经忘记了我上回讲到哪里。
高一去了澳大利亚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同学Stephen在若干年前偶然给我们发了一个email,问是否记得他。我回信说记得。后来他也不幸上了我发送blog的list, 当然,这种行为比起他在幡然醒悟前每日转发的无数个email要温和得多。我提到他的原因是,他回我的blog说,“看了半天,原来你在给我们上历史课”。另一次,他说,“你以为你是王家卫啊。”
是的,王家卫的电影看了有点晕,让人摸不着头脑。《花样年华》我基本没有看懂,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很多细节,就像Stephen等人没有注意到我blog中表示时间地点的词语,但也许是我对这种中年人的纯爱情故事没有什么兴趣的缘故。但是他的《春光乍泻》却让我看得心慌。我是在2003年4月张国荣死后看的。时间一晃就过了,悲惨的事情再悲惨也淡忘了,以后偶然被不小心提醒一下,大概只有后怕了,但更多地怀疑那是不是真的存在过。电影描述的是两个男人在异乡他国之间的感情。我无法体会过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但是我对电影的弥漫的陌生气氛和情绪非常认同。我喜欢那首闹哄哄的“Happy Together”,听上去快快乐乐的,其实掩盖着沧桑。就像走在霓虹闪烁的热闹街头,但是想穿了,那些热闹都很空虚。
Stephen居然提到王家卫,这样很好啊,不论他的意图是多么简单。不过呢,我现在冗长地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我这次的blog跳掉了中间一段,以后会补。这叫作蒙太奇。
圣诞节(2005.2.10写完)
2004年的圣诞节在美国搞得神经兮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来,好像不存在。
为什么?圣诞节是耶稣诞辰的纪念日,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信基督教的。为了防止对
有其他信仰的人说“Merry Christmas”而造成不尊重,那索性就含糊其辞。12月中上旬是犹太人的Hanukkah(他们不过圣诞节),而12月底的Kwanzaa节是非裔美国人的节。总之,12月份就是一个过节的月,不同人过不同的节。于是为了防止不当心说错话,就要说Happy Holidays,或者Season’s Greetings,好像商家用的都是这个语言。
然后,电视里的人又开始讨论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思或者够不够节日气氛,真是无聊到极点。每天早上,我被闹钟吵醒,需要再赖床20分钟,身体才能够从烂泥状态中脱离出来。为了不至于再一次昏睡至中午,我要立刻打开电视,闭着眼睛,听着CNN的早新闻,才能慢慢醒来。那段时间,我总是不得不听那群人讨论这个问题。女主播的傻笑和频繁提起的Happy Holidays,令我忍无可忍,于是就醒来了。(有时候,则是4、5个人同时抢着说话,并各自竭尽全力说下去,谁也不让谁,至少要维持30秒,一个字也听不见,和小菜场没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个女主播再用力尖叫说,我有一条爆炸新闻,其余人才闭嘴。在这种情况下,我昏睡的神经就变得脆弱,也就醒来了。)
当然,圣诞节已变得相当世俗化,第一跳进我脑海的是圣诞老人而非耶稣。我也不曾好奇过它的由来: 当我知道有这样一位人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不存在。况且,我才不管放假的理由是什么,只要放假就好。最好全世界的节统统都放假。
到了12月20号左右,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什么上班的气氛,很多人都休假去了,剩下的人把小孩带来,办公室里就闹哄哄的,时不时从某个角落窜出一个小朋友。我们还允许穿“笔挺”的牛仔裤上班。
2004年12月24日中午,我们早放假。而好几年未见的Yiyi终于来找我啦。我们是中学同学(虽然那时候不熟)和大学同学(她还和我一起上辅修,见证了我如何地蹉跎了岁月)。她现在在匹兹堡的名校CMU读着高深的统计,很牛的。不过,她的样子和以前还是差不多,这是好事,嘻嘻。ZYQ也是Yiyi的中学同学,于是,他把她从某个高速公路出口接来,我们三个人下午就出去逛。
这一天奇冷无比,再加上放假, 路上行人很少,而我们就在寒风中颤抖着前进。先在打了烊的罗丹博物馆和美术馆门口蜻蜓点水了一下。不论如何,费城美术馆这一条路还是蛮大气的,学的是巴黎风格。美术馆旁边的河畔公园也很美,傍晚的时候,天空就是那种暗而透明的蓝色,晚霞则红红的,河边的小房子有灯光勾勒轮廓,倒影在暗暗的河中,很漂亮。然后,为了打发吃晚饭前的空余时间,我们就在Chinatown走了一圈,不过没什么可看的。总算到了预定的晚饭时间,我们就去了那个热闹的意大利餐厅Maggiano’s。
这也算“圣诞大餐”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什么圣诞节的重大痕迹,我向来不把它当一回事儿。这次要不是Yiyi挑了这个良辰吉日来,它也将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所以,她来得很好。这个餐厅的食物的量是出了名的多,上来的都是一盆一盆的。Pasta不怎样(什么菜比得上中国菜呢?),开胃菜不错,而它的甜食则是棒极了。我其实不太喜欢咖啡味道的甜点,但是这提拉米苏却好吃得要命。还有,热泡芙加上冷奶油,只要1块多,也不甜得过分,令人陶醉。
吃饱了出来,我们决定再逛一下。我的住处附近有一雄伟的大教堂,叫做Cathedral Basilica of St. Peter and Paul。进去一看,教堂里灯火通明,金碧辉煌,人们个个穿戴整齐,座无虚席。我们就站在最后一排。穿着有金色装饰的白衣服的具有一定级别的神父(我不知道怎么说)在讲坛上发言,这大概是弥撒吧,虽然讲的是英语,我好像基本没有听进去。人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时不时跟着朗诵。这里很漂亮,可惜我没有听到唱诗和风琴。到了捐款的时候,有两个人拿着长长柄竹篓,走过每一排,人们往里面扔钞票支票和硬币。奇怪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向我们要,大概我们看来像旁观者吧。Yiyi其实是比较懂的,而我大学时候在上西方文化课的时候,也是比较懂的,但是现在我年事已高,忘记了。
Yiyi晚上就住在我这里,睡前先看了一会儿令布什很气愤的纪录片《华氏9-11》,又看了讲上海话的《猫和老鼠》,又瞎七搭八了一通。第二天近中午,我们吃了白粥乳腐榨菜油条和一点昨晚的残羹冷炙,就迎着凛冽的寒风,去游览费城并拍照留念了。
费城有个独立宫,还有个自由钟。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所以很了不起,是吧?纽约唐人街的去华盛顿的旅游车一定会在这里停一下,大家排队去看那个裂了大缝的自由钟,并拍照留念,然后再在独立宫前的草地上轮流拍照留念。这好像费城必来之地,不来有些对不起它。但是来了,其实也没啥看头。我们途经大马路Market Street,遍地地上都是废纸垃圾,像是遭到了一场浩劫。大概因为是过节,没有人扫马路。虽然独立宫网站上号称每天开放,但事实上圣诞节还是没有开。上了当的我们就在外面转了转,还莫名奇妙被粗鲁的门卫吆喝了一下----- 他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附近的旧街区还是挺有意思的。阳光明媚,空气冰冻,走在整洁的小马路上,感觉颇像波士顿。那里有些没人住的奇怪老房子,据说是费城第一家裁缝铺、第一家书籍装钉店之类的。接着我们就到了Delaware River 旁边,对面就是新泽西了。终于,我们冷得受不了了,就赶紧钻入地铁站,准备去宾大校园。地铁站里至少没有那么寒风刺骨,正巧yingying打来电话,我们就坐在长凳上等啊等。然后我发现我们等反方向了,而且从这里是去不了对面月台的。工作人员很好,为我们写了小纸条,放我们出去。我们上去穿过马路、又下去、出示了小纸条、进入了对面月台。接着我们又坐过了站,应该是34街下车的,我误以为接下去还有36街,没想到一下子就到了40街。40街的工作人员不建议我们在低温下倒走6大街区,就又给我们写了小纸条,我们再一次上去穿马路,又下去,出示了小纸条,进入了对面的月台。辗转终于到了34街,我们的目的地。
宾州大学的校园还是很美的。虽然冬天树叶都掉光了,这样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筑物的轮廓。他们校长办公大楼比我们学校的大多了,而且更花俏。外墙是一种少有的绿色,很多级高高的台阶,通向雕花复杂的拱廊。站得那么高,从下面看上去,让我想到阳台上的朱丽叶。因为温度低,照相机的电池很早就恐吓不足,但是维持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拍好最后一张照片以后才真的罢工。电池都是纸老虎。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包里苹果汁的瓶盖不知如何没有盖紧,果汁漏了出来,同在包里的小毛羊就变成小苹果羊了。回来我给它洗澡。我轻轻地将它放在手心里,在水龙头下用温水冲着,我用手指头沾着香皂按摩它的脑袋和身体,它是那么小、柔弱温顺。天哪,我是多么多么地爱它,不晓得它知道吗?上次小毛羊洗澡好像是2002年的秋天了,所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圣诞节为此对我和对羊来说,有了具体的仪式性的意义。
晚上我们把ZYQ抓来吃晚饭。我们吃了Yiyi带来的亲手做的蛋挞和糖年糕,她真是结棍呀!饭后讨论第二天去哪里玩。天寒地冻的,即使ZYQ开车,哪里听上去都很可怕。最后我们决定去离费城一个多小时车程的Lancaster County,那是Amish人聚居的地方。鉴于这个地方非常奇特,我打算另外写一篇blog。(关于26日发生的海啸,我也要另外写。)
12月 27日,我请了一天假。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去,就在街心花园Rittenhouse Square和美国小菜场Reading Market转了一下,再去Chinatown剪头发。这是我去理发店屈指可数的若干次之一。很多人都说这个地方的水平是矮子里的长子,我觉得不过如此:她居然给我剪了个有些纯朴的刘海,让我越看越恼火,因为这个刘海让我想到大学时代一个傻大姐,我回来以后赶紧用gel把头发弄到边上去,呵呵。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又去Maggiano’s的外卖部买了前日刚刚吃过的甜点。晚上,在MSN上,Xujun对Yiyi说,你要叫高欢给你拍恐怖的艺术照,结果就真的拍了。这一天过的婆婆妈妈,不像老大的风格,不过难得一次也是不错的。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曾引用了一句Einmal ist keinmal,意思是只有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有。虽然他的上下文与此非常不同,但我决定断章取义,以证明我们从来也没有婆婆妈妈过。
第二天我上班,Yiyi上午自己去了独立宫,看了一遍美国诞生时的小桌子小椅子,还有钟,这下她总算平衡了。中午我们一起吃中饭。下午ZYQ就送她去了火车站回匹兹堡。
这次她来,我们真开心。这句话像足了小学作文的结尾。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快乐源泉也就是小学生的水平,所以这样写很相得益彰。我也不想发什么忧郁的感叹,说什么不知何时再相见之类的话,以体现我思想和感情的成熟与复杂。老大是粗人,对这种细腻的东西很不习惯。
为什么?圣诞节是耶稣诞辰的纪念日,显然不是所有人都信基督教的。为了防止对
有其他信仰的人说“Merry Christmas”而造成不尊重,那索性就含糊其辞。12月中上旬是犹太人的Hanukkah(他们不过圣诞节),而12月底的Kwanzaa节是非裔美国人的节。总之,12月份就是一个过节的月,不同人过不同的节。于是为了防止不当心说错话,就要说Happy Holidays,或者Season’s Greetings,好像商家用的都是这个语言。
然后,电视里的人又开始讨论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思或者够不够节日气氛,真是无聊到极点。每天早上,我被闹钟吵醒,需要再赖床20分钟,身体才能够从烂泥状态中脱离出来。为了不至于再一次昏睡至中午,我要立刻打开电视,闭着眼睛,听着CNN的早新闻,才能慢慢醒来。那段时间,我总是不得不听那群人讨论这个问题。女主播的傻笑和频繁提起的Happy Holidays,令我忍无可忍,于是就醒来了。(有时候,则是4、5个人同时抢着说话,并各自竭尽全力说下去,谁也不让谁,至少要维持30秒,一个字也听不见,和小菜场没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个女主播再用力尖叫说,我有一条爆炸新闻,其余人才闭嘴。在这种情况下,我昏睡的神经就变得脆弱,也就醒来了。)
当然,圣诞节已变得相当世俗化,第一跳进我脑海的是圣诞老人而非耶稣。我也不曾好奇过它的由来: 当我知道有这样一位人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不存在。况且,我才不管放假的理由是什么,只要放假就好。最好全世界的节统统都放假。
到了12月20号左右,办公室里已经没有什么上班的气氛,很多人都休假去了,剩下的人把小孩带来,办公室里就闹哄哄的,时不时从某个角落窜出一个小朋友。我们还允许穿“笔挺”的牛仔裤上班。
2004年12月24日中午,我们早放假。而好几年未见的Yiyi终于来找我啦。我们是中学同学(虽然那时候不熟)和大学同学(她还和我一起上辅修,见证了我如何地蹉跎了岁月)。她现在在匹兹堡的名校CMU读着高深的统计,很牛的。不过,她的样子和以前还是差不多,这是好事,嘻嘻。ZYQ也是Yiyi的中学同学,于是,他把她从某个高速公路出口接来,我们三个人下午就出去逛。
这一天奇冷无比,再加上放假, 路上行人很少,而我们就在寒风中颤抖着前进。先在打了烊的罗丹博物馆和美术馆门口蜻蜓点水了一下。不论如何,费城美术馆这一条路还是蛮大气的,学的是巴黎风格。美术馆旁边的河畔公园也很美,傍晚的时候,天空就是那种暗而透明的蓝色,晚霞则红红的,河边的小房子有灯光勾勒轮廓,倒影在暗暗的河中,很漂亮。然后,为了打发吃晚饭前的空余时间,我们就在Chinatown走了一圈,不过没什么可看的。总算到了预定的晚饭时间,我们就去了那个热闹的意大利餐厅Maggiano’s。
这也算“圣诞大餐”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没有什么圣诞节的重大痕迹,我向来不把它当一回事儿。这次要不是Yiyi挑了这个良辰吉日来,它也将是一个平常的日子。所以,她来得很好。这个餐厅的食物的量是出了名的多,上来的都是一盆一盆的。Pasta不怎样(什么菜比得上中国菜呢?),开胃菜不错,而它的甜食则是棒极了。我其实不太喜欢咖啡味道的甜点,但是这提拉米苏却好吃得要命。还有,热泡芙加上冷奶油,只要1块多,也不甜得过分,令人陶醉。
吃饱了出来,我们决定再逛一下。我的住处附近有一雄伟的大教堂,叫做Cathedral Basilica of St. Peter and Paul。进去一看,教堂里灯火通明,金碧辉煌,人们个个穿戴整齐,座无虚席。我们就站在最后一排。穿着有金色装饰的白衣服的具有一定级别的神父(我不知道怎么说)在讲坛上发言,这大概是弥撒吧,虽然讲的是英语,我好像基本没有听进去。人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时不时跟着朗诵。这里很漂亮,可惜我没有听到唱诗和风琴。到了捐款的时候,有两个人拿着长长柄竹篓,走过每一排,人们往里面扔钞票支票和硬币。奇怪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向我们要,大概我们看来像旁观者吧。Yiyi其实是比较懂的,而我大学时候在上西方文化课的时候,也是比较懂的,但是现在我年事已高,忘记了。
Yiyi晚上就住在我这里,睡前先看了一会儿令布什很气愤的纪录片《华氏9-11》,又看了讲上海话的《猫和老鼠》,又瞎七搭八了一通。第二天近中午,我们吃了白粥乳腐榨菜油条和一点昨晚的残羹冷炙,就迎着凛冽的寒风,去游览费城并拍照留念了。
费城有个独立宫,还有个自由钟。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在这里诞生的,所以很了不起,是吧?纽约唐人街的去华盛顿的旅游车一定会在这里停一下,大家排队去看那个裂了大缝的自由钟,并拍照留念,然后再在独立宫前的草地上轮流拍照留念。这好像费城必来之地,不来有些对不起它。但是来了,其实也没啥看头。我们途经大马路Market Street,遍地地上都是废纸垃圾,像是遭到了一场浩劫。大概因为是过节,没有人扫马路。虽然独立宫网站上号称每天开放,但事实上圣诞节还是没有开。上了当的我们就在外面转了转,还莫名奇妙被粗鲁的门卫吆喝了一下----- 他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附近的旧街区还是挺有意思的。阳光明媚,空气冰冻,走在整洁的小马路上,感觉颇像波士顿。那里有些没人住的奇怪老房子,据说是费城第一家裁缝铺、第一家书籍装钉店之类的。接着我们就到了Delaware River 旁边,对面就是新泽西了。终于,我们冷得受不了了,就赶紧钻入地铁站,准备去宾大校园。地铁站里至少没有那么寒风刺骨,正巧yingying打来电话,我们就坐在长凳上等啊等。然后我发现我们等反方向了,而且从这里是去不了对面月台的。工作人员很好,为我们写了小纸条,放我们出去。我们上去穿过马路、又下去、出示了小纸条、进入了对面月台。接着我们又坐过了站,应该是34街下车的,我误以为接下去还有36街,没想到一下子就到了40街。40街的工作人员不建议我们在低温下倒走6大街区,就又给我们写了小纸条,我们再一次上去穿马路,又下去,出示了小纸条,进入了对面的月台。辗转终于到了34街,我们的目的地。
宾州大学的校园还是很美的。虽然冬天树叶都掉光了,这样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建筑物的轮廓。他们校长办公大楼比我们学校的大多了,而且更花俏。外墙是一种少有的绿色,很多级高高的台阶,通向雕花复杂的拱廊。站得那么高,从下面看上去,让我想到阳台上的朱丽叶。因为温度低,照相机的电池很早就恐吓不足,但是维持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拍好最后一张照片以后才真的罢工。电池都是纸老虎。
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包里苹果汁的瓶盖不知如何没有盖紧,果汁漏了出来,同在包里的小毛羊就变成小苹果羊了。回来我给它洗澡。我轻轻地将它放在手心里,在水龙头下用温水冲着,我用手指头沾着香皂按摩它的脑袋和身体,它是那么小、柔弱温顺。天哪,我是多么多么地爱它,不晓得它知道吗?上次小毛羊洗澡好像是2002年的秋天了,所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圣诞节为此对我和对羊来说,有了具体的仪式性的意义。
晚上我们把ZYQ抓来吃晚饭。我们吃了Yiyi带来的亲手做的蛋挞和糖年糕,她真是结棍呀!饭后讨论第二天去哪里玩。天寒地冻的,即使ZYQ开车,哪里听上去都很可怕。最后我们决定去离费城一个多小时车程的Lancaster County,那是Amish人聚居的地方。鉴于这个地方非常奇特,我打算另外写一篇blog。(关于26日发生的海啸,我也要另外写。)
12月 27日,我请了一天假。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去,就在街心花园Rittenhouse Square和美国小菜场Reading Market转了一下,再去Chinatown剪头发。这是我去理发店屈指可数的若干次之一。很多人都说这个地方的水平是矮子里的长子,我觉得不过如此:她居然给我剪了个有些纯朴的刘海,让我越看越恼火,因为这个刘海让我想到大学时代一个傻大姐,我回来以后赶紧用gel把头发弄到边上去,呵呵。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又去Maggiano’s的外卖部买了前日刚刚吃过的甜点。晚上,在MSN上,Xujun对Yiyi说,你要叫高欢给你拍恐怖的艺术照,结果就真的拍了。这一天过的婆婆妈妈,不像老大的风格,不过难得一次也是不错的。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曾引用了一句Einmal ist keinmal,意思是只有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有。虽然他的上下文与此非常不同,但我决定断章取义,以证明我们从来也没有婆婆妈妈过。
第二天我上班,Yiyi上午自己去了独立宫,看了一遍美国诞生时的小桌子小椅子,还有钟,这下她总算平衡了。中午我们一起吃中饭。下午ZYQ就送她去了火车站回匹兹堡。
这次她来,我们真开心。这句话像足了小学作文的结尾。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快乐源泉也就是小学生的水平,所以这样写很相得益彰。我也不想发什么忧郁的感叹,说什么不知何时再相见之类的话,以体现我思想和感情的成熟与复杂。老大是粗人,对这种细腻的东西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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