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里老拿《三国演义》说事儿，那些故事似乎很奥妙；朋友和我玩“三国杀”，我又怀疑自己的弱智要归结于未读过原著，我决定恶补一下这中学时就该完成的功课。
看的是人民文学版的《三国演义》，七八十年代写就的前言令人回想到噩梦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赶紧略过看正文。我看书向来一目十行，碰上半文半白的正文就败下阵来。人物出场皆介绍其姓名和字，往后只用单名或字；很容易漏看主语，不知所云。旧版的书多好，人名都有下划线。我天生记性不好，那么多人物，前看后忘记。网上有好事者，编制了一张详尽的人物表，我就时不时查一下。
其实呢，忘记也无所谓。很多人只出来露个脸，立马就被杀掉了。古人真神奇，分为两大类，一种总在审时度势，时刻准备着调转枪头，换人投奔。至于那些有实力的“军阀”呢，今天你我联合打他，明天我又和他联合起来打你。唯一目标就是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样的反复无常，令我这样的观众相当恼火。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占领了哪个地盘，我还没记住呢，下一回又变了。还有一类人，则十分执著，或是讲究义气、或是忠于窝囊的皇帝，死得很惨烈。
古代缺乏快速直接的通讯手段，送信的老被半道截住。如果大家有手机，直接通一下话，就省得这么多折腾了。两个人在秘密商议，但常会被别人偷听了去：不是受气的军士、对方的信使，就是委屈的家丁，居然连夜逃去死对头那里报信了，于是功亏一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而那些头头脑脑讨论打仗谋略，似乎总在手下的围观中进行，所以帐下常会走出一人自荐。
常常因为一句话听了不爽，或被人挑拨，就结下深仇大恨，或直接推下去砍了。高高兴兴地去赴宴喝酒，也许就在席间丢了脑袋。斩首灭门，是个稀松平常的小事。命如草芥，这真是一个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
光在那里打来打去，看得是有点烦。总要出来个女人，离间一下男人，闹出点三角关系，才觉得这段书有了点情节。我也觉得自己很俗，嘿嘿。还有很多雷人的事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常常都是吃饱了饭看书，令我很害怕很恶心。夏侯惇眼睛被射中，拔箭时，眼球一起带出，他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将眼球放入嘴里，吃了，然后继续打。一小猎户，见刘备逃难至此，想请他吃野味，没打到，就把老婆杀了，烧了给刘备吃。第二天，刘备在厨房地上看见胳膊上没肉的女尸，才知道吃的原来不是狼肉。大为感激，后送黄金百两。
看到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一个问句，中国人的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吗？怎么那么极端？而那些人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勾心斗角、恶劣残暴，太惊人了。当然我也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啦，罗贯中编了很多，毛宗岗版本又修订了很多。不论如何，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好歹当今的社会可是进步多了。不过呢，对于幼儿园惨案受害者、被暴力拆迁的平民、屈打成招的杀人犯，这个世道还是很可怕。那天看到电视里赵作海蹲了11年冤狱后被放出来，现任村长之类的干部给他一根烟抽，说，这是上头的一点心意，赵立即条件反射般地给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网上看到新闻，某些脑残的记者问他需要感谢谁，他又条件反射地说，感谢国家感谢党。这个感谢完全是惊吓造成的生理反应，吓出来的。看了刑讯逼供的描述，我想到泰戈尔的一句话“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我还想起，刚到美国时，听到人家说中国看守所存在的种种，我不相信，却像新闻发言人一样口径地认为，这是一小撮敌对势力捏造的。可是渐渐的，在一个鼓励独立思考、没有标准答案的学校环境里，我发现很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和道理，并非如此。我居然愚蠢了这么久，底气还那么足，我真可笑。这种对自己的领悟，令我失望，但希望还不太晚。这说明，即使一直抗拒那些教条主义的背书，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已经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就此而言，从小到大教育中的洗脑部分似乎还是卓有成效的。从接受者角度来讲，人总是有选择性相信的倾向，为了内心的平静，总是更容易去相信我们世界就是那么美好和谐的 --- 除非经常看见或直接体验与之相反的事实。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是一本很有趣很棒的书。原为英文，1945年出版。他1886年生于余姚，读过私塾和亦中亦西的现代学堂、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受到西化潮流影响，又考了南洋公学，1908年剪了辫子自费去美国留学，UC Berkeley本科Columbia Ph.D.。离开时还是大清，1917年回来就是民国了。后来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等职务。当年的中外区别远比现在大，他出国的Culture Shock一定很厉害。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又是抗战，又接触了不同的世界，他的思想变化一定也是巨大的，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变化。他说，在美国时，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的美国的东西，回国以后，又反过来。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游移于两者之间。就此而言，我也挺有同感。
要消除洗脑对自己的影响，并不那么容易。首先要认识到自己被洗脑了，就颇费功夫。对于我这种后知后觉的人，离开潜移默化洗脑的环境了，才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不过，我们大学那时候Internet好像才起步，哪像现在无孔不入。现在乱七八糟的事铺天盖地，再加上亲身经历，人们比较难相信那些套话。与时俱进，如今洗脑同样也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五毛积极发贴、网管勤劳删贴，墙内墙外好热闹。奇怪，他们花这么多力气洗脑，为什么不更努力去改进现实本身。
很多东西以为天经地义，只是因为从没见过别的可能性，所以从未产生怀疑。现在想想，我们这些90年代读大学的人，那四年真是没心没肺。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自己不关心社会，钻在书里研究弗洛伊德理论和存在主义的皮毛，还有跟我不搭界的犹太性，并为人生在哲学层面上的平庸与缺乏意义而纠结着。
其实，我想起《西潮》，更是因为他提到的两个历史事实。他认为清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比如，最基本的行政区域的首长---- 知县的薪水很少，但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要负责招待、还要供应官员和随员旅途财物和礼品，这就需要陋规费来开支，即地方官员在正规赋税外征收的各种费用。知县为了自己的官位，也需要给藩台送礼。蒋梦麟所在的余姚县应该是比较肥的，藩台要把肥水平均分给各位送过礼的，正常三年一任的县令，让大家都当代理县令，一人一年。蒋梦麟写道：“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我之前去贵州，听说那里地方小官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觉得很恶心。而书看到这里，我就想，靠，腐败是老祖宗留下的遗毒啊，还貌似还越来越毒了。
在有皇帝的时代，大部分老百姓都宁愿相信皇帝是关心民生的，只是天高皇帝远，被层层官员蒙蔽了，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古代交通讯息不发达，改朝换代在遥远的村子里几乎也都没什么感觉吧。所以，他们只指望自己的救赎来自可遇不可求的清官，最多半路拦轿申冤。这样看来，信访机制作为法治社会中的奇特存在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另外，我还发现，北京的沙尘暴在经济发展破坏环境之前已经有了。蒋梦麟写到：“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纱。”我想，罢了罢了。
当我得知坏现象自古即有，居然有一丝轻松感。逻辑上这是错误的，自古皆有的坏事儿并非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但这也许是人之常情：保有希望令人不安忐忑，逼人继续辛苦努力；停止希望则令人心如止水，简直是一种解脱。既然痛苦是必然的，那就无视它，直接涅磐算了。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从发《三国演义》的牢骚跑题跑到这儿的。不论如何，从大学到现在，我觉得最神奇的进步还是Internet。时不时拿手机上网，看各种消息，看得郁闷。网上牛人太多，说出那么多精辟的段子。有时候又觉得这是too much information, 妨碍自己关注“正业”，忽略生活中尚存的美好。我应该努力保持平衡，保持分寸感，不要被反向洗脑。我还是少上上网，把《三国演义》看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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