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8

从三国跑到Internet (2010-5-17)

京剧里老拿《三国演义》说事儿,那些故事似乎很奥妙;朋友和我玩“三国杀”,我又怀疑自己的弱智要归结于未读过原著,我决定恶补一下这中学时就该完成的功课。

看的是人民文学版的《三国演义》,七八十年代写就的前言令人回想到噩梦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赶紧略过看正文。我看书向来一目十行,碰上半文半白的正文就败下阵来。人物出场皆介绍其姓名和字,往后只用单名或字;很容易漏看主语,不知所云。旧版的书多好,人名都有下划线。我天生记性不好,那么多人物,前看后忘记。网上有好事者,编制了一张详尽的人物表,我就时不时查一下。

其实呢,忘记也无所谓。很多人只出来露个脸,立马就被杀掉了。古人真神奇,分为两大类,一种总在审时度势,时刻准备着调转枪头,换人投奔。至于那些有实力的“军阀”呢,今天你我联合打他,明天我又和他联合起来打你。唯一目标就是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力。这样的反复无常,令我这样的观众相当恼火。谁和谁是一派的,谁占领了哪个地盘,我还没记住呢,下一回又变了。还有一类人,则十分执著,或是讲究义气、或是忠于窝囊的皇帝,死得很惨烈。

古代缺乏快速直接的通讯手段,送信的老被半道截住。如果大家有手机,直接通一下话,就省得这么多折腾了。两个人在秘密商议,但常会被别人偷听了去:不是受气的军士、对方的信使,就是委屈的家丁,居然连夜逃去死对头那里报信了,于是功亏一篑。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而那些头头脑脑讨论打仗谋略,似乎总在手下的围观中进行,所以帐下常会走出一人自荐。

常常因为一句话听了不爽,或被人挑拨,就结下深仇大恨,或直接推下去砍了。高高兴兴地去赴宴喝酒,也许就在席间丢了脑袋。斩首灭门,是个稀松平常的小事。命如草芥,这真是一个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

光在那里打来打去,看得是有点烦。总要出来个女人,离间一下男人,闹出点三角关系,才觉得这段书有了点情节。我也觉得自己很俗,嘿嘿。还有很多雷人的事儿,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常常都是吃饱了饭看书,令我很害怕很恶心。夏侯惇眼睛被射中,拔箭时,眼球一起带出,他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将眼球放入嘴里,吃了,然后继续打。一小猎户,见刘备逃难至此,想请他吃野味,没打到,就把老婆杀了,烧了给刘备吃。第二天,刘备在厨房地上看见胳膊上没肉的女尸,才知道吃的原来不是狼肉。大为感激,后送黄金百两。

看到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一个问句,中国人的品性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吗?怎么那么极端?而那些人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勾心斗角、恶劣残暴,太惊人了。当然我也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啦,罗贯中编了很多,毛宗岗版本又修订了很多。不论如何,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好歹当今的社会可是进步多了。不过呢,对于幼儿园惨案受害者、被暴力拆迁的平民、屈打成招的杀人犯,这个世道还是很可怕。那天看到电视里赵作海蹲了11年冤狱后被放出来,现任村长之类的干部给他一根烟抽,说,这是上头的一点心意,赵立即条件反射般地给他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网上看到新闻,某些脑残的记者问他需要感谢谁,他又条件反射地说,感谢国家感谢党。这个感谢完全是惊吓造成的生理反应,吓出来的。看了刑讯逼供的描述,我想到泰戈尔的一句话“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我还想起,刚到美国时,听到人家说中国看守所存在的种种,我不相信,却像新闻发言人一样口径地认为,这是一小撮敌对势力捏造的。可是渐渐的,在一个鼓励独立思考、没有标准答案的学校环境里,我发现很多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和道理,并非如此。我居然愚蠢了这么久,底气还那么足,我真可笑。这种对自己的领悟,令我失望,但希望还不太晚。这说明,即使一直抗拒那些教条主义的背书,在很多方面我们还是已经成了巴甫洛夫的狗。就此而言,从小到大教育中的洗脑部分似乎还是卓有成效的。从接受者角度来讲,人总是有选择性相信的倾向,为了内心的平静,总是更容易去相信我们世界就是那么美好和谐的 --- 除非经常看见或直接体验与之相反的事实。

蒋梦麟的自传《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是一本很有趣很棒的书。原为英文,1945年出版。他1886年生于余姚,读过私塾和亦中亦西的现代学堂、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受到西化潮流影响,又考了南洋公学,1908年剪了辫子自费去美国留学,UC Berkeley本科Columbia Ph.D.。离开时还是大清,1917年回来就是民国了。后来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等职务。当年的中外区别远比现在大,他出国的Culture Shock一定很厉害。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又是抗战,又接触了不同的世界,他的思想变化一定也是巨大的,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变化。他说,在美国时,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的美国的东西,回国以后,又反过来。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游移于两者之间。就此而言,我也挺有同感。

要消除洗脑对自己的影响,并不那么容易。首先要认识到自己被洗脑了,就颇费功夫。对于我这种后知后觉的人,离开潜移默化洗脑的环境了,才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不过,我们大学那时候Internet好像才起步,哪像现在无孔不入。现在乱七八糟的事铺天盖地,再加上亲身经历,人们比较难相信那些套话。与时俱进,如今洗脑同样也扩展到了网络空间,五毛积极发贴、网管勤劳删贴,墙内墙外好热闹。奇怪,他们花这么多力气洗脑,为什么不更努力去改进现实本身。

很多东西以为天经地义,只是因为从没见过别的可能性,所以从未产生怀疑。现在想想,我们这些90年代读大学的人,那四年真是没心没肺。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自己不关心社会,钻在书里研究弗洛伊德理论和存在主义的皮毛,还有跟我不搭界的犹太性,并为人生在哲学层面上的平庸与缺乏意义而纠结着。

其实,我想起《西潮》,更是因为他提到的两个历史事实。他认为清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是,公务人员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比如,最基本的行政区域的首长---- 知县的薪水很少,但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要负责招待、还要供应官员和随员旅途财物和礼品,这就需要陋规费来开支,即地方官员在正规赋税外征收的各种费用。知县为了自己的官位,也需要给藩台送礼。蒋梦麟所在的余姚县应该是比较肥的,藩台要把肥水平均分给各位送过礼的,正常三年一任的县令,让大家都当代理县令,一人一年。蒋梦麟写道:“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我之前去贵州,听说那里地方小官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觉得很恶心。而书看到这里,我就想,靠,腐败是老祖宗留下的遗毒啊,还貌似还越来越毒了。

在有皇帝的时代,大部分老百姓都宁愿相信皇帝是关心民生的,只是天高皇帝远,被层层官员蒙蔽了,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古代交通讯息不发达,改朝换代在遥远的村子里几乎也都没什么感觉吧。所以,他们只指望自己的救赎来自可遇不可求的清官,最多半路拦轿申冤。这样看来,信访机制作为法治社会中的奇特存在也是有历史背景的。

另外,我还发现,北京的沙尘暴在经济发展破坏环境之前已经有了。蒋梦麟写到:“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纱。”我想,罢了罢了。

当我得知坏现象自古即有,居然有一丝轻松感。逻辑上这是错误的,自古皆有的坏事儿并非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但这也许是人之常情:保有希望令人不安忐忑,逼人继续辛苦努力;停止希望则令人心如止水,简直是一种解脱。既然痛苦是必然的,那就无视它,直接涅磐算了。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从发《三国演义》的牢骚跑题跑到这儿的。不论如何,从大学到现在,我觉得最神奇的进步还是Internet。时不时拿手机上网,看各种消息,看得郁闷。网上牛人太多,说出那么多精辟的段子。有时候又觉得这是too much information, 妨碍自己关注“正业”,忽略生活中尚存的美好。我应该努力保持平衡,保持分寸感,不要被反向洗脑。我还是少上上网,把《三国演义》看完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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