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我不想上班，就请了一天假。
突发奇想，就去了费城的铸币厂。美国有若干个铸币厂，产量很高，2004年共铸造了136亿个硬币供流通，主要是在费城和丹佛制造的。费城这个只造普通硬币和勋章，没有金条，不够刺激。值钱的那个在纽约州的西点，不过不对外开放。
参观途中，陈列着从古（当然，美国再古也不是很古）到今各个版本的硬币，另外还有总统勋章这类东西。我不是很耐心的人，也没有很仔细看，呵呵。从上往下可以看到巨大的铸币车间，但是没看见有什么活动，没有看到白花花的大块金属，也没有听到赌场特有的无数硬币掉下来稀里哗啦的声音。我觉得还是奶酪工厂比较好看，可以看到大缸的牛奶被搅拌和大块的奶酪冒热气，比较诱人。铸币厂还图示了铸币的一道道工序和无数trivia知识，我现在已经全部忘记。唯一增长的小知识就是1979年以来，所有费城制造的硬币（除了一分以外）上面都有一个P，而在丹佛制造的一分头上面都有一个D。拿出钱来一看，果然如此。
8月13日星期六，以前在Yale认识的PZ说要到费城来开会，于是我们就打算碰个头。原来，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社会学协会在费城开3天的会，她在读社会学的博士，所以也来参加。很高兴在city hall那里找到了她，然后随她去会场Marriott Hotel。在等她两个认识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坐着闲聊。到底是学术会议，人来人往的，很多都是老师和学生状。这两个人，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学生。这个北京老头不知道是干嘛的，号称自己在国内写过教科书，好像很牛的样子，但是还硬是挤在人家的小会议室里讨论，其实好像为了吃那里的免费食物。我和PZ决定去Chinatown吃晚饭。老头就说，同去同去。看到我迟疑了一下，他就很冲地对我说：“你放心，我付自己的钱。” 我想，完了，和这样的人一起吃饭。
在路上，老头就问PZ，作为全奖每个月拿多少钱。PZ不好意思不说，就告诉了他。他就说，不错嘛，比美国最低贫困线还高啦。我听了觉得怪不是味儿的，就说，你干吗拿人家耶鲁博士生和美国最穷的人比？！
到了Penang吃饭，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老头居然倚老卖老地教育我喝茶不要怕烫，好像我是小孩子一样。吓，谁不知道老大喝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我就说，喝茶太烫，会生食道癌，呵呵。然后，他又开始说老掉牙的玩笑，说只有上海人才用半两的粮票。看来此人与国内严重脱节，在这里也混得不好，其实应该蛮同情他，但是就他那腔调，只有和他抬杠的份。吃好饭以后，他对我说，你作为地主，帮我安排一下晚上的娱乐活动吧。我揶揄地说，你在美国，又不是不知道，这里晚上哪里都关门。要不你自己一个人去泡酒吧，不然就回旅馆看电视吧。他结果当然也不敢去酒吧，呵呵。
因为他们的会场就在市中心，离我家很近，我就建议PZ住我家算了。所以，这三天，我一直沾染着她的文化气息，哈哈。周一晚上，她和另外一帮芝加哥的社会学人吃饭，叫我也去。比较好笑的是，昨天那老头的风格作派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晚上去了Yale在Marriott开的校友招待会，虽然去的都是多多少少和社会学有关的人，我也不管了，就和PZ一起去。Yale真是有钱啊，招待会上的食物很是奢侈，让我回想到了过去的好时光，呵呵。站着聊天的多半是社会学的教授，好像没什么很多话好讲，我就和几个社会学的学生说话，说得虽然蛮热烈，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没话找话讲，有谁真的在乎对方的经历和学术兴趣呢？（当然，我没有任何社会学的学术方向，呵呵。）不过，据PZ说的很牛的社会学系主任，的确很牛，看到我就问我以前读的是不是国际关系。我敢打赌，他根本不认识我。他说是他的脑子好，可以看出来，所以就知道。和我们一起去凑热闹的犹他州的女博士生在招待会上到处自我推荐，还要我们等她到半夜三更一起离开。我很是吃惊：本来，这一切就是networking，无可厚非，但这也太急吼吼了，不习惯。老外教授也不是傻瓜，除了极少数情况下会有一见钟情，就这么说几句，对学术上的造诣怎么看得出来？江湖上的人至少也要过过招才可以看出功夫的嘛。除非他们是古龙笔下的人物：只要互相凝视一番就真相大白了。MBA已经够急吼吼了，没想到某些博士生更加赤裸裸。
我原来一直觉得在学术界混的人比较清高一点----包括我在读书的时候，走在图书馆里感觉就很好，到现在还是比较清高，哈哈。复旦和Yale的不少老师和同学很清高，专心专意地做学问和/或忧国忧民，有些教授非常值得尊敬。在美国求学的中国人多半是同一条路：国内大学毕业，接着出国读博，毕业后或在工业界找工作或在学术界争取教书，并办好绿卡。毕业后在美国公司工作获取工作经验，当然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包括我自己（虽然没有读博士）。但我原来以为在学校里教书是出自理想。经过这次与若干个在社会学的博士的交往，尽管他们研究的也是深奥或另类的课题（往往还和性有关），我就觉得，原来这也是现实的另一个选择。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走那条路的人，就是要多发论文，这是当上faculty的必要条件，其终极目标就是拿到tenure。PZ还是很清高的，她也惊讶地告诉我，有中国学生对她研究方向的选题提出建议，说某些方向不时髦了，最好是看准以后想去哪个学校教书，就研究哪个学派的，因为各个学校有不同学派并不那么互相兼容。我也许有些幼稚，或者自己也不是什么对生活的每一个重要方向都做出长远规划的人，在大事上，经常计划跟不上变化，所以我也就因地制宜了。因此，这种从长计议，对我来说，听上去简直有些可怕，5年也是很长的时间了，难道就这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人生意义吗？但也许是我多虑了，各人对人生最重要的东西的看法是不同的。
就像我的德国同学Ｋ，他的理想就是要找一个理想的工作，如果不够理想就不去，至今仍在各处流窜。他找工作的经历也是一场传奇，去年在香港碰到他，他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的异想天开使他屡屡获得与不同寻常的人的见面或其他机会，包括他最崇拜的成龙的《神话》香港首映式。偶像在他面前走来走去，他居然没有像追星族一样地上前，而是等待下次能够正式而体面地被引见。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在首映式上与我喜欢的“明星”攀谈，比如草蜢黄耀明之类，答案是没有见到他们，我就失去了兴趣，呵呵。
10月份，他来纽约追求理想。趁着10月10日放假，我就去纽约找他。那时候正好说纽约地铁有爆炸的恐怖威胁，我就很谨小慎微地约他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前接头。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接着直奔川菜馆五粮液，没有以前好吃，但还是吃得很饱，哈哈。饭后也无处可去，就在马路上瞎走。走啊走，走到60街这里，经过一个小小的甜品店叫Serendipity，久仰大名。这是K的毕生心愿之一，没想到就这样歪打正着。排队要等2小时，服务员记下我们名字，我们就继续乱走。就近上了Queensboro的缆车，去了曼哈顿旁的小岛Roosevelt Island。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风景很不上照。我们像傻瓜一样乘过去又乘回来，冷得要命。时间还是没到，我们就继续在寒风凛冽的纽约街头乱走，冷得受不了了，在Au Bon Pain里熬时间。Au Bon Pain啊，我们以前在New Haven的Au Bon Pain里讨论过各自的理想（或只是我听他而已――我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明确描述的理想），时间真是飞快。终于等到可以进去Serendipity，黑咕隆咚的店，巨大的冰淇淋很甜很甜。服务员态度一点也不好，不知道是因为纽约人就这样，还是照K说的，他是位同志，不会对我客气的。回来的时候经过第五大道Trump 大厦―――Donald Trump就是个愚蠢的Apprentice节目里的那个地产大亨。他微笑的那个样子就让我很讨厌，想要踢一脚。有游客在大厦门口与Trump的大金字合影，门卫好像美滋滋的。K同样讨厌这个Trump，于是在我的唆使下，他假装也是Trump的崇拜者，过去与大门合影，乘门卫不注意，对Trump那个名字作出不雅姿势，我就把照片拍了下来。刚拍好，大厦里就有另一个门卫走出来，不知道是不是闭路电视里看到了我们，准备出来干涉。我们不慌不忙地像无辜的旅游者一样走开。后来我得意地将这一精彩片断告诉妈妈，她说，小心啊，你们两个外国人，当心一起被抓起来。K送我去乘Chinatown回费城的bus，经验老到的我带着他连着乘错三次地铁，分别是错误的方向，错误的站和错误的车。不过在他昏倒之前，他总算得知了如何从乘这种bus来费城（甚至波士顿），可以省下不少银子。
于是，10月16日，他就这样礼尚往来地来了费城。先去Penang吃中饭，我这个没有冒险精神的人，永远点的都是一样的菜。然后又带他去了走了一遍Ben Franklin Pkwy和博物馆后的公园。这一天天气很好，但是风很大。在回来的路上，突然，不知道从那里窜出一个黑老汉，醉醺醺的，手里还有两把刀。K比我发现得早，我们及时停下脚步。几秒以后，两辆警车飞驰而至，冲出若干持枪警察，将他扑到在地。他这下很老实，最后被塞进了警车。幸好没有发生枪战，不然是万一吃到流弹怎么办――费城真是蛮恐怖的，这可是星期天下午三四点啊。晚上去了一个砖炉Pizza店吃饭。和我一起吃饭的人都蛮可怜的，老是被我当着服务员开玩笑，服务员往往显得很同情对方。不过，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就是他自找的了。最后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今天没有白活，知道了如果警察找上门来，我就要自动趴下。很精辟。
归纳一下这篇blog的主要内容：铸币厂，PZ的到来和与K的碰头。后两者似乎还有些联系过渡，但总的来说，这篇blog的中心思想是没有的，高考作文一定得零分了。
2005/12/30
2005/12/28
C’est La Vie (2005.12.27)
整个7月，我忙得要疯了。
某个周末走在Walnut街上，被一个大摇大摆手舞足蹈走路的女人的手臂敲了一下，她居然也不说对不起，我就暗骂一声往前走。突然被另一个女人拦住，递给我一张名片。她说，你周围有很强的东西笼罩，我也许能够帮助你。名片上是Psychic Reading，原来是外国算命的。
郁闷啊，老外算命居然用的是恐吓这一招。对，我是有点火，但也不会被你吓倒吧。而且此人一看就是很浅薄，在街上拉客，我看不起。她居然以为能够花倒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江湖老大？！我也不理她，在下一个垃圾桶把她的名片扔进去。
但是另一个周末，我在逛街时经过一堆花瓶摆设的时候，看到架子上放着一张名片，俨然又是这个算命的。
但我是不迷信的人，没有觉得这是什么神灵在点化我。我看出了这个算命者拉生意的绝望，属于广种薄收型，作孽啊，呵呵。
为什么我最忙呢？就是因为中国业务欣欣向荣。
上次提到的亚洲银行两周培训项目，要为近30个中国客户重新再来一遍。公司专门的Meeting planner说自己任务繁重，这就完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任务，谁让我是中国呢。做安排是最烦的工作，虽然有秘书/助手帮忙，但我还是给累得半死。而且我又觉得某些纽约的event planner贪婪无耻，决定不让她那么轻易宰我们一刀。有时候，花了很多钱，服务供应商还是很差，比如出车迟到一小时，巴士上喇叭还是坏的。西式中餐怎么弄就是难吃。最后，我觉得自己太认真了，有谁在乎呢？官僚和混日子看来是全世界的通病。
等到培训真正开始，那才是对我人性的真正考验。我开始不能免俗地考虑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一天培训结束后，会议室里空瓶子废纸丢得到处都是。在短途旅游时，某些人不按时回来，会让整车的人等上20多分钟，或者慢腾腾地走在后面，以至于与导游失散。在正式的午餐和Amish人家的午餐，固然西餐一道道慢得很，他们也没有耐心地时不时走出去聊天拍照，轮到下一步的时候，需要我出去把他们叫进来。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些人还是很好的。烧了清蒸蟹，还叫我去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些人怎么这样，真给中国人丢人。我正郁闷牢骚没处发，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又不能和美国的同事和老板讲，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感到非常欣慰。
我估计一半的人并不想听课，来美国只是想来玩一玩。这也可以理解，我国的护照出国太不方便，好不容易出来整天上课多没劲。这也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或经历着这一阶段。但他们至少可以注意一下小节。当我们中国还不如越南人有礼貌的时候，我想护照和经济并非唯一原因，况且他们很多也是在国内银行做到不大不小level的人了。或者是因为所有人都是中国人，把我也当自己人，他们也就无所顾忌了。但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再多显示一些professionalism啊。有人说，这和文革有关，毁坏了许多礼节，但也许也和经济发展过渡期人心浮躁有关。
不过最后结束告别午餐还不错。每个人都来和我合照，老板看了说：“你很popular嘛” 。我好像一只熊猫，好笑。
在这个项目的同时，我还为另一个大老板去中国准备背景材料。因为白天完全被这个培训项目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霸占，我不得不晚上干活，有一天晚上还开了夜车没睡觉。我真是被资本主义压榨得可以。
工作以后也发觉，美国有的人很虚伪，比我那时候读书时碰到的人档次低很多。为了捍卫自己正当权利，与之斗争，自己都觉得掉价，但是忍让也不行----这种人是比较贱的。我和其他几个亚洲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最后，老板为了缓和气氛，让我们8月24日周五不上班，带我们去宾州一小镇，调整一下心情。结果，吃饭的时候大家言不由衷，绕开那个愚蠢的问题症结。我也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好在这个叫做Jim Thorpe的古色古香死气沉沉的小镇和旁边一个秀色可餐的小湖颇为美好，拍拍照就心情大好。现在回顾一下，总的来说，我的若干老板都不错，某些同事不上路，就让它去吧。这就是生活。希望很快就可以熬出头，忍一忍就好了，哈哈。
某个周末走在Walnut街上，被一个大摇大摆手舞足蹈走路的女人的手臂敲了一下，她居然也不说对不起，我就暗骂一声往前走。突然被另一个女人拦住，递给我一张名片。她说，你周围有很强的东西笼罩，我也许能够帮助你。名片上是Psychic Reading，原来是外国算命的。
郁闷啊，老外算命居然用的是恐吓这一招。对，我是有点火，但也不会被你吓倒吧。而且此人一看就是很浅薄，在街上拉客，我看不起。她居然以为能够花倒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江湖老大？！我也不理她，在下一个垃圾桶把她的名片扔进去。
但是另一个周末，我在逛街时经过一堆花瓶摆设的时候，看到架子上放着一张名片，俨然又是这个算命的。
但我是不迷信的人，没有觉得这是什么神灵在点化我。我看出了这个算命者拉生意的绝望，属于广种薄收型，作孽啊，呵呵。
为什么我最忙呢？就是因为中国业务欣欣向荣。
上次提到的亚洲银行两周培训项目，要为近30个中国客户重新再来一遍。公司专门的Meeting planner说自己任务繁重，这就完全成了我一个人的任务，谁让我是中国呢。做安排是最烦的工作，虽然有秘书/助手帮忙，但我还是给累得半死。而且我又觉得某些纽约的event planner贪婪无耻，决定不让她那么轻易宰我们一刀。有时候，花了很多钱，服务供应商还是很差，比如出车迟到一小时，巴士上喇叭还是坏的。西式中餐怎么弄就是难吃。最后，我觉得自己太认真了，有谁在乎呢？官僚和混日子看来是全世界的通病。
等到培训真正开始，那才是对我人性的真正考验。我开始不能免俗地考虑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一天培训结束后，会议室里空瓶子废纸丢得到处都是。在短途旅游时，某些人不按时回来，会让整车的人等上20多分钟，或者慢腾腾地走在后面，以至于与导游失散。在正式的午餐和Amish人家的午餐，固然西餐一道道慢得很，他们也没有耐心地时不时走出去聊天拍照，轮到下一步的时候，需要我出去把他们叫进来。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有些人还是很好的。烧了清蒸蟹，还叫我去吃。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这里有些人怎么这样，真给中国人丢人。我正郁闷牢骚没处发，为了中国人的面子，我又不能和美国的同事和老板讲，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感到非常欣慰。
我估计一半的人并不想听课，来美国只是想来玩一玩。这也可以理解，我国的护照出国太不方便，好不容易出来整天上课多没劲。这也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或经历着这一阶段。但他们至少可以注意一下小节。当我们中国还不如越南人有礼貌的时候，我想护照和经济并非唯一原因，况且他们很多也是在国内银行做到不大不小level的人了。或者是因为所有人都是中国人，把我也当自己人，他们也就无所顾忌了。但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再多显示一些professionalism啊。有人说，这和文革有关，毁坏了许多礼节，但也许也和经济发展过渡期人心浮躁有关。
不过最后结束告别午餐还不错。每个人都来和我合照，老板看了说：“你很popular嘛” 。我好像一只熊猫，好笑。
在这个项目的同时，我还为另一个大老板去中国准备背景材料。因为白天完全被这个培训项目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霸占，我不得不晚上干活，有一天晚上还开了夜车没睡觉。我真是被资本主义压榨得可以。
工作以后也发觉，美国有的人很虚伪，比我那时候读书时碰到的人档次低很多。为了捍卫自己正当权利，与之斗争，自己都觉得掉价，但是忍让也不行----这种人是比较贱的。我和其他几个亚洲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最后，老板为了缓和气氛，让我们8月24日周五不上班，带我们去宾州一小镇，调整一下心情。结果，吃饭的时候大家言不由衷，绕开那个愚蠢的问题症结。我也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好在这个叫做Jim Thorpe的古色古香死气沉沉的小镇和旁边一个秀色可餐的小湖颇为美好，拍拍照就心情大好。现在回顾一下，总的来说，我的若干老板都不错，某些同事不上路，就让它去吧。这就是生活。希望很快就可以熬出头，忍一忍就好了，哈哈。
长周末（2005.12.27）
2005年7月2日星期六，费城和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东京、莫斯科和约翰内斯堡等10个城市同时举办了Live 8的演唱会。
号召举办这次大型活动的是流行乐手格尔多夫(我没听说过)。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向八国集团国家施加压力，争取它们同意取消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演出的全都是大牌，露天演唱会却都是免费。他们说，他们不打算从门票上筹款，关键是做一个政治声明。
我所住的Ben Franklin Pkwy 是费城许多公开活动发生的地点，Lice 8 演唱会的舞台就在另一头：费城美术馆的大石阶平台上。之前在新闻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颇为兴奋。费城真是个好地方。
演唱会中午12点正式开始，据说有很多歌迷早上5点就去排队在草坪和大道上抢个好位子了。我没有如此高涨的热情，即使有，在物流上也行不通。因为我的同学A和B这一天要从纽约过来，中午才到我家。我即使早早出发占得地利，在演唱会开始前我就得撤退去为他们开门。不过，10点多的时候，我还是出去拍拍照片：大道上架着大屏幕，给坐在比较后面的人看，路上已经有许多许多人了，很多是青壮年，大热天的光着膀子，有点恶心。路边高高地飘着红十字的气球，表示那里是急救中心。我走到不远不近的时候，就停下，以免来不及赶回去。
12点的时候，Will Smith作为主持人开始了这场演唱会，我远远地从大屏幕看。他叫全场观众和他一起每隔三秒打响指：表示每隔三秒就有一个非洲儿童死去。这个演唱会的开始颇为严肃，Will Smith看来很感动。接着Black Eye Peas, Bon Jovi 等出场。
电话响了，我就回去，把他们两人带入我家。他们居然还没有吃中饭，我以最快的速度，烧了个汤。马路上有小吃站，但是大热天地叫我在烈日下吃热狗，想到就觉得很倒胃口。烧的时候，我关注着电视直播，希望不要错过什么好的。好在那时候是Bon Jovi, Alicia Keys 等，我没啥兴趣。总算把中饭搞定，我们冲出去，正好是我喜欢的Dave Matthews Band。这时候马路上已经人山人海，我们就不断穿越人群，想往前一些，同时就看看大屏幕里的Dave Matthews。到了比较前面，已经水泻不通，但还是看不见舞台，这么热的天，碰到别人也觉得很恶心，Brian开始抱怨。我心里想，如果看不到活的，那我们来现场干吗？但是，最后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就向后转，站在一个买柠檬水的小摊前看了一会儿大屏幕中的Maroon 5。接着找到一片草地----那里当然看不见舞台，大屏幕也是从树叶的缝中看到。但我已经放弃了看活人的希望，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着聊天吧。Def Lepppard 和Sarah McLachlan都有演出，我很喜欢他们。其他歌手都是热门的Rap歌星，我没有什么兴趣。伦敦的那些歌手对我胃口得多。
后来，B的和他长的一点都不像双胞胎姐姐和我们碰头。对Live 8演唱会的兴趣早已被饥饿压过，我们就去Chinatown吃晚饭。在路上，他姐姐碰到她的医生同事，热烈地聊了半天，我们在旁边都摸不着头脑。不过，吃饭还蛮开心。说起他们的犹太老外婆的逸事，很好笑。每个人有了小孩都觉得好玩之极，并认为人家一定会赞扬。他们家有一个亲戚生了个极丑的小孩，夸他很明显是说谎。后来这位老外婆把这个小孩上下左右打量了一遍，说这个小孩的Toochess（意第绪语P股的意思）真可爱。
晚饭后，B和他姐姐去另一个人家的Party。我想还是文化差异，我和A觉得再去一帮陌生人party很无聊，思想斗争后，就和他们分开，自己去Penn’s Landing看看焰火，水平一般啦。回来的路上，我有生第一次看到萤火虫，悠悠地从草地升起----觉得这一天没有白活。
当晚，B就住在他姐姐家，A则住在我这里。第二天，我们近中午才起来，B和他姐是早起型的人，早就在外面逛了一大圈。我其实哪里也不想去，就让他们自己讨论下午的议程。我觉得很不爽的是，这两位已经关系很稳定了，但是不知道是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还是性格的差异，两人都不说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粘乎乎的。都说自己去哪里都无所谓，可以听对方的，对方提出来了建议却表示没意思，就再自己说个提议，结果遭到对方同样对待。我在旁边要疯了。最后他们决定去Italian Market去瞅瞅：就是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农贸市场，卖主多为墨西哥人，菜价很便宜，但都偷偷短斤缺两，或不让挑，在黑色塑料袋里放烂番茄以充数。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A不认得此地，我就陪她走过去，还挺远的呢。在那里接头以后，我们经过颇有味道的South Street, 到B的姐姐去吃饭。她搬来费城没多久，把家里装饰得倒是很有风味。她对长颈鹿有专门的热爱，大概相对于我之于毛羊。
我告别他们先回家，因为大学同学Bin和他的Joy从纽约过来。带他们在Ben Franklin 走了一小段。当日，拉美裔人在大道上搞活动，搭了许多帐篷，美术馆那里前一日的舞台还没拆掉，地上垃圾好像也没有扫干净，平日的气派和美观荡然无存。我自己又累了，我们就又去Chinatown吃饭，外加Joy的两位费城朋友。弄到最后，还是吃饭最好。
7月4日，不知道为什么, A和B还是分开活动。我就带A去了独立钟及老城区一带。我已经说了无数遍，自己是最后一次那里了，但每每还是要当导游。傍晚的时候，所有的人集合在我家，聊了一会儿天。然后，昨日才结识的两位Joy的朋友到了我家。一时间，我家人头攒动，大家瞎聊了一会儿。A和B就回纽约去了。
7月4日美国独立日，Elton John跑到费城来庆祝美国生日，在美术馆那里开露天演唱会。两位新朋友就是与我相约同去同去的。时间还早，我们去一个黑咕隆咚的Monk’s Café吃了牡蛎喝了啤酒当晚饭，然后就回到Ben Franklin 大道上。正好费城人民庆祝国庆大游行，包着头巾的锡克小伙子边跳舞边咧着嘴笑，看上去天真烂漫。法轮功自然也不忘来现丑，边前进边发传单。发到我手里，我就很夸张地在她眼前将它撕掉，她叽里咕噜回了一句，就被我恶狠狠地骂回去了，觉得很爽。我也知道不值得和他们一般见识，但是每次都忍不住要骂他们，大概就是觉得他们太蠢了。蠢不是他们的错，但出来丢人就是他们的不对了，被我骂还真是抬举他们了。
我们往前进，这天人没有前一天多，我们可以前进到相当的程度，看到搭起来的舞台，但是还是看不到活人，而且我们没有地方坐，只好站着。有人大概是因为穿了高跟鞋，很快喊累说要回去看电视直播。这时候，音乐会还没开始呢。我其实根本不喜欢Elton John。就歌曲风格而言，Elton John好像是大妈级人物的偶像。他也就几首歌不错，其余都不过如此，大都是旋律都不见得入耳的口水情歌，千篇一律的。有的歌本来还行的，广播里放的次数过多，听得都会毛骨悚然。（就像Celine Dion 的My Heart Will Go On 和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来都来了，我绝不退缩。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这几天都为了别人赶来赶去，出于逆反心理，我终于决定要忠于自己。辛苦苦地过来就这么回去，不是太搞笑了？于是，我不为所动。幸好Elton John前是Bryan Adams，还不错。现在写Blog的时候更加讨厌Elton John，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他的丑态：他去台湾演出，在机场碰到急吼吼的狗仔队。他情急之间大骂：“Pig! Pig! You Rude Vile Pig！”台湾人不爽了，就叫他滚出台湾。他说，我巴不得离开台湾，如果这里都是像你这样的猪的话。台湾的狗仔队的确臭名昭著，不过他用Pig来骂他们，我觉得他有种族歧视的味道。演出结束后，放了焰火。然后我们随着人流慢慢走回去，地上遍地垃圾。
这个长周末就这样过去了。
突然发现我漏写了上一个Memorial Day的长周末，不过也是差不多：5月28日周六， 以前Yale的LC和他的一帮朋友来费城。他们在Chinatown吃好了小点心来找我。我带他们走了一遍Ben Franklin Pkwy 和博物馆后的公园。到了下午三点多，只在早上吃了点牛奶的我很饿很饿---- 幸好没有进入博物馆继续参观----不然我就要在某幅名画前倒地不起了。不知为何，LC老是开我玩笑，而且一点不好笑。临走前他还抢走了我一面小国旗，念他也是出于爱国之情，我姑且原谅他。
感想：Live 8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估计95%的人是冲着大歌星的名字去的，包括我自己。----最后，连大明星都未能吸引我。非洲的贫穷也许在最开始滑过众人的脑际，很快就烟消云散。贫穷问题这样地被简单化，并不是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就可以解决的。许多非洲国家政治腐败，在制度上就有问题。有人评论说：“他说：“整个音乐会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批根本不知道自己言之何物的人居高临下地向歌迷们宣扬要改变世界。” ---这话说得透彻。
费城几处景点我都去得倒胃口了，在天光不同的时候，我也都拍过照片，再去的边际效应已经是负的了。朋友来访自然很开心，但做导游很快有审美疲劳，吃饭和聊天则永远不会厌倦。我觉得我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每次去一个地方，一般都不要当地人陪我玩，因为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审美疲劳，我自己玩也自由一点。
有时候觉得自己独来独往，好像蛮可怜的，但是其实又蛮享受的。独立日这个长周末，我的计划全由别人计划决定，没有自我空间也没有一点灵活性。我心里又烦着下周的工作，原来我还打算周末做掉一点的----当然这是不现实的，我也不可怪别人。我还莫名其妙卷入人家暂时的冷战中，还要装作没看出来，累。人真都是刺猬，一旦距离太近，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还比耐心就是不说出来，真是不好。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不爽也不说，搞得各自都很郁闷。然后，要好的人成了我的敌人，最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的情绪真是可笑而可怕。不过，我已经比以前tough，也会说不了，但还需要锻炼。
不过世事也难讲----在刚过的圣诞节周末，与两个朋友连着见了3天面，确实过得很开心。大概还是因为我们活动丰富，大吃特吃，而没有去参观费城的独立钟的缘故吧。所以，如果要怪，就都怪那个钟吧。
号召举办这次大型活动的是流行乐手格尔多夫(我没听说过)。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向八国集团国家施加压力，争取它们同意取消全球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演出的全都是大牌，露天演唱会却都是免费。他们说，他们不打算从门票上筹款，关键是做一个政治声明。
我所住的Ben Franklin Pkwy 是费城许多公开活动发生的地点，Lice 8 演唱会的舞台就在另一头：费城美术馆的大石阶平台上。之前在新闻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颇为兴奋。费城真是个好地方。
演唱会中午12点正式开始，据说有很多歌迷早上5点就去排队在草坪和大道上抢个好位子了。我没有如此高涨的热情，即使有，在物流上也行不通。因为我的同学A和B这一天要从纽约过来，中午才到我家。我即使早早出发占得地利，在演唱会开始前我就得撤退去为他们开门。不过，10点多的时候，我还是出去拍拍照片：大道上架着大屏幕，给坐在比较后面的人看，路上已经有许多许多人了，很多是青壮年，大热天的光着膀子，有点恶心。路边高高地飘着红十字的气球，表示那里是急救中心。我走到不远不近的时候，就停下，以免来不及赶回去。
12点的时候，Will Smith作为主持人开始了这场演唱会，我远远地从大屏幕看。他叫全场观众和他一起每隔三秒打响指：表示每隔三秒就有一个非洲儿童死去。这个演唱会的开始颇为严肃，Will Smith看来很感动。接着Black Eye Peas, Bon Jovi 等出场。
电话响了，我就回去，把他们两人带入我家。他们居然还没有吃中饭，我以最快的速度，烧了个汤。马路上有小吃站，但是大热天地叫我在烈日下吃热狗，想到就觉得很倒胃口。烧的时候，我关注着电视直播，希望不要错过什么好的。好在那时候是Bon Jovi, Alicia Keys 等，我没啥兴趣。总算把中饭搞定，我们冲出去，正好是我喜欢的Dave Matthews Band。这时候马路上已经人山人海，我们就不断穿越人群，想往前一些，同时就看看大屏幕里的Dave Matthews。到了比较前面，已经水泻不通，但还是看不见舞台，这么热的天，碰到别人也觉得很恶心，Brian开始抱怨。我心里想，如果看不到活的，那我们来现场干吗？但是，最后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希望。于是就向后转，站在一个买柠檬水的小摊前看了一会儿大屏幕中的Maroon 5。接着找到一片草地----那里当然看不见舞台，大屏幕也是从树叶的缝中看到。但我已经放弃了看活人的希望，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着聊天吧。Def Lepppard 和Sarah McLachlan都有演出，我很喜欢他们。其他歌手都是热门的Rap歌星，我没有什么兴趣。伦敦的那些歌手对我胃口得多。
后来，B的和他长的一点都不像双胞胎姐姐和我们碰头。对Live 8演唱会的兴趣早已被饥饿压过，我们就去Chinatown吃晚饭。在路上，他姐姐碰到她的医生同事，热烈地聊了半天，我们在旁边都摸不着头脑。不过，吃饭还蛮开心。说起他们的犹太老外婆的逸事，很好笑。每个人有了小孩都觉得好玩之极，并认为人家一定会赞扬。他们家有一个亲戚生了个极丑的小孩，夸他很明显是说谎。后来这位老外婆把这个小孩上下左右打量了一遍，说这个小孩的Toochess（意第绪语P股的意思）真可爱。
晚饭后，B和他姐姐去另一个人家的Party。我想还是文化差异，我和A觉得再去一帮陌生人party很无聊，思想斗争后，就和他们分开，自己去Penn’s Landing看看焰火，水平一般啦。回来的路上，我有生第一次看到萤火虫，悠悠地从草地升起----觉得这一天没有白活。
当晚，B就住在他姐姐家，A则住在我这里。第二天，我们近中午才起来，B和他姐是早起型的人，早就在外面逛了一大圈。我其实哪里也不想去，就让他们自己讨论下午的议程。我觉得很不爽的是，这两位已经关系很稳定了，但是不知道是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还是性格的差异，两人都不说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粘乎乎的。都说自己去哪里都无所谓，可以听对方的，对方提出来了建议却表示没意思，就再自己说个提议，结果遭到对方同样对待。我在旁边要疯了。最后他们决定去Italian Market去瞅瞅：就是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农贸市场，卖主多为墨西哥人，菜价很便宜，但都偷偷短斤缺两，或不让挑，在黑色塑料袋里放烂番茄以充数。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但是A不认得此地，我就陪她走过去，还挺远的呢。在那里接头以后，我们经过颇有味道的South Street, 到B的姐姐去吃饭。她搬来费城没多久，把家里装饰得倒是很有风味。她对长颈鹿有专门的热爱，大概相对于我之于毛羊。
我告别他们先回家，因为大学同学Bin和他的Joy从纽约过来。带他们在Ben Franklin 走了一小段。当日，拉美裔人在大道上搞活动，搭了许多帐篷，美术馆那里前一日的舞台还没拆掉，地上垃圾好像也没有扫干净，平日的气派和美观荡然无存。我自己又累了，我们就又去Chinatown吃饭，外加Joy的两位费城朋友。弄到最后，还是吃饭最好。
7月4日，不知道为什么, A和B还是分开活动。我就带A去了独立钟及老城区一带。我已经说了无数遍，自己是最后一次那里了，但每每还是要当导游。傍晚的时候，所有的人集合在我家，聊了一会儿天。然后，昨日才结识的两位Joy的朋友到了我家。一时间，我家人头攒动，大家瞎聊了一会儿。A和B就回纽约去了。
7月4日美国独立日，Elton John跑到费城来庆祝美国生日，在美术馆那里开露天演唱会。两位新朋友就是与我相约同去同去的。时间还早，我们去一个黑咕隆咚的Monk’s Café吃了牡蛎喝了啤酒当晚饭，然后就回到Ben Franklin 大道上。正好费城人民庆祝国庆大游行，包着头巾的锡克小伙子边跳舞边咧着嘴笑，看上去天真烂漫。法轮功自然也不忘来现丑，边前进边发传单。发到我手里，我就很夸张地在她眼前将它撕掉，她叽里咕噜回了一句，就被我恶狠狠地骂回去了，觉得很爽。我也知道不值得和他们一般见识，但是每次都忍不住要骂他们，大概就是觉得他们太蠢了。蠢不是他们的错，但出来丢人就是他们的不对了，被我骂还真是抬举他们了。
我们往前进，这天人没有前一天多，我们可以前进到相当的程度，看到搭起来的舞台，但是还是看不到活人，而且我们没有地方坐，只好站着。有人大概是因为穿了高跟鞋，很快喊累说要回去看电视直播。这时候，音乐会还没开始呢。我其实根本不喜欢Elton John。就歌曲风格而言，Elton John好像是大妈级人物的偶像。他也就几首歌不错，其余都不过如此，大都是旋律都不见得入耳的口水情歌，千篇一律的。有的歌本来还行的，广播里放的次数过多，听得都会毛骨悚然。（就像Celine Dion 的My Heart Will Go On 和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来都来了，我绝不退缩。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这几天都为了别人赶来赶去，出于逆反心理，我终于决定要忠于自己。辛苦苦地过来就这么回去，不是太搞笑了？于是，我不为所动。幸好Elton John前是Bryan Adams，还不错。现在写Blog的时候更加讨厌Elton John，因为在电视里看到他的丑态：他去台湾演出，在机场碰到急吼吼的狗仔队。他情急之间大骂：“Pig! Pig! You Rude Vile Pig！”台湾人不爽了，就叫他滚出台湾。他说，我巴不得离开台湾，如果这里都是像你这样的猪的话。台湾的狗仔队的确臭名昭著，不过他用Pig来骂他们，我觉得他有种族歧视的味道。演出结束后，放了焰火。然后我们随着人流慢慢走回去，地上遍地垃圾。
这个长周末就这样过去了。
突然发现我漏写了上一个Memorial Day的长周末，不过也是差不多：5月28日周六， 以前Yale的LC和他的一帮朋友来费城。他们在Chinatown吃好了小点心来找我。我带他们走了一遍Ben Franklin Pkwy 和博物馆后的公园。到了下午三点多，只在早上吃了点牛奶的我很饿很饿---- 幸好没有进入博物馆继续参观----不然我就要在某幅名画前倒地不起了。不知为何，LC老是开我玩笑，而且一点不好笑。临走前他还抢走了我一面小国旗，念他也是出于爱国之情，我姑且原谅他。
感想：Live 8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估计95%的人是冲着大歌星的名字去的，包括我自己。----最后，连大明星都未能吸引我。非洲的贫穷也许在最开始滑过众人的脑际，很快就烟消云散。贫穷问题这样地被简单化，并不是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就可以解决的。许多非洲国家政治腐败，在制度上就有问题。有人评论说：“他说：“整个音乐会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一批根本不知道自己言之何物的人居高临下地向歌迷们宣扬要改变世界。” ---这话说得透彻。
费城几处景点我都去得倒胃口了，在天光不同的时候，我也都拍过照片，再去的边际效应已经是负的了。朋友来访自然很开心，但做导游很快有审美疲劳，吃饭和聊天则永远不会厌倦。我觉得我是个真正的大好人，每次去一个地方，一般都不要当地人陪我玩，因为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审美疲劳，我自己玩也自由一点。
有时候觉得自己独来独往，好像蛮可怜的，但是其实又蛮享受的。独立日这个长周末，我的计划全由别人计划决定，没有自我空间也没有一点灵活性。我心里又烦着下周的工作，原来我还打算周末做掉一点的----当然这是不现实的，我也不可怪别人。我还莫名其妙卷入人家暂时的冷战中，还要装作没看出来，累。人真都是刺猬，一旦距离太近，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还比耐心就是不说出来，真是不好。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不爽也不说，搞得各自都很郁闷。然后，要好的人成了我的敌人，最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人的情绪真是可笑而可怕。不过，我已经比以前tough，也会说不了，但还需要锻炼。
不过世事也难讲----在刚过的圣诞节周末，与两个朋友连着见了3天面，确实过得很开心。大概还是因为我们活动丰富，大吃特吃，而没有去参观费城的独立钟的缘故吧。所以，如果要怪，就都怪那个钟吧。
2005/12/26
六月（2005.12.25）
2005年6月份，我们银行一年一度的亚洲银行家培训项目又开始了。
因为来人不只是大中华地区，所以这个项目不用我安排，我只要show up 就可以了。有时候觉得我工作的这部分有点不学无术，老是吃喝玩乐的：不过relationship manager这个角色大概就是要包括这个功能。换成坐在电脑前整天算东西，我大概也要发牢骚。我是多么阿Q啊。
三分之二的时间上课，三分之一玩。大陆人还是一个也没有：因为签证来不及。但是有十多个台湾人和三位港澳同胞，另外就是来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的人，就多元化而言不如去年。里面也有若干好玩的人，在一起很开心。
不过这两个礼拜里，有时候不得不早起。我刀枪不入，但早起是我的敌人。在8点前起来（特别是天还黑的时候，早起又是为了工作的话），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有一天临睡前大楼里闹假火警，我就忘记开闹钟，比计划晚醒一小时，同事就一个人和客户去New Jersey了，总算没有要20多人等我，也没有误事，不然他们非杀了我不可。
有一次晚上，和一帮人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墨西哥餐厅Tequila吃饭，墙壁上都是五颜六色的鬼，很好玩。但那里实在太昏暗了，连菜单都看不见，要用手机屏幕的亮光照明才行。之后他们要送我回家，于是浩浩荡荡9个人跟着我到我家去坐了一下-- 当然我家没有足够的椅子。比较有趣的是，有位摄影高手台湾同胞看到我的五星红旗觉得很有意思，结果在我们10人合影的时候，他就手执红旗。（当然也有人拿着我的小毛羊。）
6月15日，又去了一次Amish Country。去年Yiyi来费城的时候我们自己去过一次。这次去节目安排有所不同。参观Amish人家之前先看一个电影，讲一个Amish少年面对Amish传统和世俗生活的抉择问题：电影有些做作，跟随电影进程，房间还有些烟雾喷水火光的效果，蛮滑稽的。电影快结尾的时候，在教堂礼拜后，该少年打发他爷爷独自先回家，结果他爷爷的马车与汽车撞在一起，被撞死了。我起先以为是此少年开的汽车，觉得这个情节实在恶毒，后来发现是第三方撞的，这才好一些。在万分伤心之后，该少年终于也做出了重要决定：做一个Amish人。中午在Amish人家吃饭，这是他们从旅游者身上赚点小钱的方式之一。地下室厨房很大，20多银行业者分两张长桌，他们像初中生一样，男生女生自动分开坐。他们招呼我去一长桌的头头上坐――因为我是老大。西式的东西对我的胃往往不是最好吃的东西，但是Amish的家常食物倒似乎是个简单而美好的例外：苹果酱、很香很有质地的面包、通心粉、牛肉、肉圆、奶油土豆泥和香草冰淇淋。室外的草地上大树下躺着牛和羊，都很惬意的样子。下午去一个Amish小镇买东西，我对购物没有兴趣，对购买旅游纪念品工艺品更没有兴趣。不过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地名叫Intercourse，我们一大堆人还在挂着这块牌子的大树前合影留念，哈哈。
很快，两周就结束了，第二个周五他们就各自打道回府。我和三个香港（澳门）人比较熟了，之间的对话搞笑和恶心有了相当的程度――他们已经非常自然地喊我老大了。他们周六才走，于是晚上他们就到我家来吃饭。应他们要求，买了巨大的king crab的长脚，另外又拼凑了几个菜。他们说是这是两个礼拜来最好吃的一顿。
从去年的经验得知，即使当时感觉相当close的人，等他们回国，我们就不太联系了。虽然逢年过节可能还会email打个招呼，我去他们那里的时候还会很兴师动众地一起吃个饭，但平常就没什么音讯了。对于这种状态，双方都有责任。
想想中学很要好并粘在一起的同学吧，现在紧密联系的还有多少？不过也许我中学时候对友谊的要求太高了，好像要天天在一起或联系才算好朋友，不在一起还会有猜疑和嫉妒，比谈恋爱还要夸张。现在不太联系可以有若干个原因：或是因为各自生活忙了，有了新的注意力而move on了，或是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重新碰到一起的时候，又可一如当年。或者，当初在一起碰到的时候只是因为天时地利加上寂寞？随着时日推移，发觉无情无义懒惰健忘是人的本质，也包括自己。所谓永恒只是一个妄想和玩笑。以前简直是我生活一部分的人们，现在也很少想到。这种转变是多么复杂又多么容易啊。这样可以得出一个恬淡的结论：什么事什么感觉都无所谓，有了时间的魔力，没有可怕绝望的事情。个人生命就像海面上的水痕，一转眼就没有了，没什么好在乎的，反正地球一样转。可惜这种领悟在小时候没有获得，总要虚长若干年岁以后才意识到自己活得太认真了，要改还真不容易。
有时候不当心听到提醒过去时光的歌的时候，突然感伤，就像现在边写边听张国荣的老歌，音响效果还不错，他的嗓音好像就在房间里很近的地方。我不是他的歌迷，但是他是我初中年代的一部分――然后意识到初中已经是多么久远的年代，而现在他也已自杀，但声音还留在我这里。但音乐停止，一切又恢复正常。
6月21日，我去了一次纽约，客户送给我她前一天去果园采的樱桃，这真可爱。下午时间有多，就去了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hotography。这个地方名字很大，其博物馆很小，没有无数的照片供我学习鉴赏。但是比较有趣的是银板照相。还记得中学的化学课吗？溴化银遇到光分解，溴升华，留下银….看了很多张这样的风景和肖像照片，有点金属蚀刻的味道，有意思。
6月24日，我去曼哈顿最北那头的修道院Cloisters，它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一部分。地铁下来，穿过Hudson河边的一个公园，就到了地处悬崖上的中世纪欧洲式样的修道院。修道院的花园和周围的一系列粉红色拱门都是拍照取景的好素材。但这里终究有些阴森，特别是在某一间地下小教堂里正中放着几个棺材，耶稣和圣人们的像都在受难的样子。我喜欢纽约，它具有如此的多样性。这里和第五大道和中国城迥然不同。
除了繁忙工作，我的6月就这样没心没肺地过了。
因为来人不只是大中华地区，所以这个项目不用我安排，我只要show up 就可以了。有时候觉得我工作的这部分有点不学无术，老是吃喝玩乐的：不过relationship manager这个角色大概就是要包括这个功能。换成坐在电脑前整天算东西，我大概也要发牢骚。我是多么阿Q啊。
三分之二的时间上课，三分之一玩。大陆人还是一个也没有：因为签证来不及。但是有十多个台湾人和三位港澳同胞，另外就是来自越南、韩国、马来西亚的人，就多元化而言不如去年。里面也有若干好玩的人，在一起很开心。
不过这两个礼拜里，有时候不得不早起。我刀枪不入，但早起是我的敌人。在8点前起来（特别是天还黑的时候，早起又是为了工作的话），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有一天临睡前大楼里闹假火警，我就忘记开闹钟，比计划晚醒一小时，同事就一个人和客户去New Jersey了，总算没有要20多人等我，也没有误事，不然他们非杀了我不可。
有一次晚上，和一帮人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墨西哥餐厅Tequila吃饭，墙壁上都是五颜六色的鬼，很好玩。但那里实在太昏暗了，连菜单都看不见，要用手机屏幕的亮光照明才行。之后他们要送我回家，于是浩浩荡荡9个人跟着我到我家去坐了一下-- 当然我家没有足够的椅子。比较有趣的是，有位摄影高手台湾同胞看到我的五星红旗觉得很有意思，结果在我们10人合影的时候，他就手执红旗。（当然也有人拿着我的小毛羊。）
6月15日，又去了一次Amish Country。去年Yiyi来费城的时候我们自己去过一次。这次去节目安排有所不同。参观Amish人家之前先看一个电影，讲一个Amish少年面对Amish传统和世俗生活的抉择问题：电影有些做作，跟随电影进程，房间还有些烟雾喷水火光的效果，蛮滑稽的。电影快结尾的时候，在教堂礼拜后，该少年打发他爷爷独自先回家，结果他爷爷的马车与汽车撞在一起，被撞死了。我起先以为是此少年开的汽车，觉得这个情节实在恶毒，后来发现是第三方撞的，这才好一些。在万分伤心之后，该少年终于也做出了重要决定：做一个Amish人。中午在Amish人家吃饭，这是他们从旅游者身上赚点小钱的方式之一。地下室厨房很大，20多银行业者分两张长桌，他们像初中生一样，男生女生自动分开坐。他们招呼我去一长桌的头头上坐――因为我是老大。西式的东西对我的胃往往不是最好吃的东西，但是Amish的家常食物倒似乎是个简单而美好的例外：苹果酱、很香很有质地的面包、通心粉、牛肉、肉圆、奶油土豆泥和香草冰淇淋。室外的草地上大树下躺着牛和羊，都很惬意的样子。下午去一个Amish小镇买东西，我对购物没有兴趣，对购买旅游纪念品工艺品更没有兴趣。不过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地名叫Intercourse，我们一大堆人还在挂着这块牌子的大树前合影留念，哈哈。
很快，两周就结束了，第二个周五他们就各自打道回府。我和三个香港（澳门）人比较熟了，之间的对话搞笑和恶心有了相当的程度――他们已经非常自然地喊我老大了。他们周六才走，于是晚上他们就到我家来吃饭。应他们要求，买了巨大的king crab的长脚，另外又拼凑了几个菜。他们说是这是两个礼拜来最好吃的一顿。
从去年的经验得知，即使当时感觉相当close的人，等他们回国，我们就不太联系了。虽然逢年过节可能还会email打个招呼，我去他们那里的时候还会很兴师动众地一起吃个饭，但平常就没什么音讯了。对于这种状态，双方都有责任。
想想中学很要好并粘在一起的同学吧，现在紧密联系的还有多少？不过也许我中学时候对友谊的要求太高了，好像要天天在一起或联系才算好朋友，不在一起还会有猜疑和嫉妒，比谈恋爱还要夸张。现在不太联系可以有若干个原因：或是因为各自生活忙了，有了新的注意力而move on了，或是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重新碰到一起的时候，又可一如当年。或者，当初在一起碰到的时候只是因为天时地利加上寂寞？随着时日推移，发觉无情无义懒惰健忘是人的本质，也包括自己。所谓永恒只是一个妄想和玩笑。以前简直是我生活一部分的人们，现在也很少想到。这种转变是多么复杂又多么容易啊。这样可以得出一个恬淡的结论：什么事什么感觉都无所谓，有了时间的魔力，没有可怕绝望的事情。个人生命就像海面上的水痕，一转眼就没有了，没什么好在乎的，反正地球一样转。可惜这种领悟在小时候没有获得，总要虚长若干年岁以后才意识到自己活得太认真了，要改还真不容易。
有时候不当心听到提醒过去时光的歌的时候，突然感伤，就像现在边写边听张国荣的老歌，音响效果还不错，他的嗓音好像就在房间里很近的地方。我不是他的歌迷，但是他是我初中年代的一部分――然后意识到初中已经是多么久远的年代，而现在他也已自杀，但声音还留在我这里。但音乐停止，一切又恢复正常。
6月21日，我去了一次纽约，客户送给我她前一天去果园采的樱桃，这真可爱。下午时间有多，就去了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hotography。这个地方名字很大，其博物馆很小，没有无数的照片供我学习鉴赏。但是比较有趣的是银板照相。还记得中学的化学课吗？溴化银遇到光分解，溴升华，留下银….看了很多张这样的风景和肖像照片，有点金属蚀刻的味道，有意思。
6月24日，我去曼哈顿最北那头的修道院Cloisters，它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一部分。地铁下来，穿过Hudson河边的一个公园，就到了地处悬崖上的中世纪欧洲式样的修道院。修道院的花园和周围的一系列粉红色拱门都是拍照取景的好素材。但这里终究有些阴森，特别是在某一间地下小教堂里正中放着几个棺材，耶稣和圣人们的像都在受难的样子。我喜欢纽约，它具有如此的多样性。这里和第五大道和中国城迥然不同。
除了繁忙工作，我的6月就这样没心没肺地过了。
2005/12/24
飞机和自行车（2005.12.23）
人生苦短，一有拍照机会的诱惑，我就会无法抵制。
2005年6月4日礼拜六，我时差好像还没有倒过来，昏昏沉沉的。ZYQ发现在New Jersey一军事基地有飞行表演，我想我不至于那么倒霉，表演的飞机不会掉在我头上吧，于是就坚持一下，同去同去。
该军事基地，有几个大兵驻守，不过好像安检没什么特别严。停车以后，乘一辆大巴前往一个烈日暴晒下的大操场，路上也看见军车，估计这个地方没什么机密的花头。很多人已经在操场地上摊开家什，好像是要野餐一样，不过这样好像太热了一点。
大操场并非空荡荡，也放了不少坦克大炮飞机之类的，穿军服的人招揽着经过的人，可以与之合影，就差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我想，这个军事基地“三产”搞得蛮起劲的嘛，后来发现他们并不收钱。但我还是很有架子，没有到处去合影，否则好像太滥啦。
有资格与我合影的有：被我抱着的一把和我差不多高的枪、停在我背后的F16战斗机、很大的坦克和海岸警卫队的红色直升飞机。戴着墨镜的我看上去好像很牛的。
在大操场的另一边，特技飞机队在表演，还和赛车比快慢。终于等到那个压轴飞行队，飞机在空中作着高难的特技动作，比如肚子朝上，360度转或者对着开，差一点点就好像要撞在一起了，那些飞行员本事真是大。
我有时候有些恼火自己拍照的爱好，经常在看表演的时候紧紧盯着照相机的LCD以抓拍镜头?但是LCD上的影像多小啊?我好像没有完全地享受到表演，亏了亏了。
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小电影，不少人排着队，于是也去排。进去以后，放的居然是参加美国海军的短片，显示了军队生活有多酷职业生涯机会有多好。
至此终于确信无疑，我们稀里糊涂参加了美国的征兵活动了。美国在越战以后由义务兵役改为志愿兵役。爱国而参军的自然大有人在，但是往往是比较穷因此社会阶层也比较低的人去参军。（中国也差不多。）广告中，参军不是以爱国，而是以“酷”和“个人前途”而作为卖点。
一切结束以后，排了很久队，乘上Bus去停车场。ZYQ居然找不到他的车了，一个警察叔叔叫我们坐上他的警车，开了一点点路，才找到他的车。听说我们大老远地从宾州过来，他觉得很不值，哈哈。不过总的来说，开飞机还是很酷的，我有一点点冲动想要学开飞机。
最近，美国一直在闹要从伊拉克撤军的事，布什坚持不给撤军时间表，不过这几天态度好像有些松动。
美国真的介意其他国家地区的自由民主吗？也许有一点介意。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带有一丝理想主义的霸权主义。它确实相信自己代表着民主和自由，确信自己的霸道是由道德驱动的。说起伊拉克，虽然当初侵略的理由一个个崩溃，美国确实正在拿伊拉克做着民主建国的大实验，但是奉行的是教条主义：有了宪法有了选举这些形式，这里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吗？随着伊拉克的局势陷入泥沼，爆炸成为家常便饭，布什的支持率不断下降。美国国内民众撤军的声音日渐响亮：不要再送年轻人去死、不要再花这么多钱了。
而我觉得，美国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出兵，而现在既然木已成舟，现在不能虎头蛇尾，必须留在伊拉克平定叛乱帮助重建。不然，这就好像你跑到隔壁穷人家扔掉原有的破烂家具，说我来帮你做全套新的，做了一半发现这番努力需要太多人力物力，不舍得也没有信心了，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是什么？这是无赖啊。所以我虽然可以理解反战的母亲失去儿子的哀痛从而发出要美国撤兵的要求，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这体现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建立自我中心上的。足够的人投了布什的票使之得以连任，说明他们那时候支持伊拉克战争（或者他们无所谓，只要布什反对堕胎就好坚持鼓吹基督教道德就好），现在布什支持率持续下跌，说明反战的人数比例在增加。但是，为什么这群人现在改变观点，开始反战了？不是因为当初侵略伊拉克的单边主义，不是因为布什那些耸人听闻的理由WMD和恐怖主义理由都被推翻，不是因为他们终于变成和平主义者，而是因为美国损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国内油价倒飞涨，纯属吃力不讨好的事。说到底，这些美国的老百姓的民意归纳起来就是自私自利，看到情况不妙，就要撤。相对而言，到现在依然相信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成功的民主实验的人倒是令人敬佩，他们至少还坚持着一丝理想主义。所以，虽然支持率下跌，布什要坚持到底，我觉得他确实应该这样做。叛乱分子在伊拉克制造混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美国人赶出去，但我相信如果美国人真的乖乖地离开，叛乱分子不会到此为止，伊拉克若是就此落入其手中，这就更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国际玩笑。与恨你的不择手段的人群作战，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可以消灭人，但是不能消灭那种恨，因为新的恨会在其他人中生出来。可怜的美国就这样被套牢啦。
因为不赞成撤军，我居然站到了布什总统的这一边，有意思。其实，就与中国的贸易和汇率，布什虽然沉默，但至少顶住了一些压力，没有倒向那帮持有政治上方便经济学上白痴的中国威胁论的议员一边，还算可以的了。有时候，我想，民主前提是要完全的信息和客观的看法。而在现实社会中，它的危险就在于会受到偏颇民意的左右，然后越走越偏。不过人天生就不是客观的动物。什么Intelligent Design, 那个智慧的存在一点也不智慧，把人造得一点也不好。
第二天，Wachovia主办的美国自行车赛Wachovia USPRO Cycling Championship 在费城展开。我楼下的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 是比赛的主要赛道之一，在接近艺术馆的那头，Wachovia有自己的VIP区，招待客户。有吃有喝，还有乐队小丑，蛮有意思的。那些自行车专业选手看上去很酷，紧身衣显得人很健美精神，戴着头盔和墨镜?即使长得丑也看不出来?看来个个都很灵。但最让人吃惊的是赛程和他们的耐力，从早上9点开始骑，骑250公里，一直骑到下午3点多，这些人一刻不停！ 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观众还可以乘BUS去Manayunk，看他们骑17度的上坡路。山坡边的酒吧有乐队在表演，那里的观众比较奇怪，好像很多都喝醉了酒。
一天下来，我觉得骑车也比较酷，也比开飞机现实很多。
不过，到现在我还是每天走路上班。
2005年6月4日礼拜六，我时差好像还没有倒过来，昏昏沉沉的。ZYQ发现在New Jersey一军事基地有飞行表演，我想我不至于那么倒霉，表演的飞机不会掉在我头上吧，于是就坚持一下，同去同去。
该军事基地，有几个大兵驻守，不过好像安检没什么特别严。停车以后，乘一辆大巴前往一个烈日暴晒下的大操场，路上也看见军车，估计这个地方没什么机密的花头。很多人已经在操场地上摊开家什，好像是要野餐一样，不过这样好像太热了一点。
大操场并非空荡荡，也放了不少坦克大炮飞机之类的，穿军服的人招揽着经过的人，可以与之合影，就差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我想，这个军事基地“三产”搞得蛮起劲的嘛，后来发现他们并不收钱。但我还是很有架子，没有到处去合影，否则好像太滥啦。
有资格与我合影的有：被我抱着的一把和我差不多高的枪、停在我背后的F16战斗机、很大的坦克和海岸警卫队的红色直升飞机。戴着墨镜的我看上去好像很牛的。
在大操场的另一边，特技飞机队在表演，还和赛车比快慢。终于等到那个压轴飞行队，飞机在空中作着高难的特技动作，比如肚子朝上，360度转或者对着开，差一点点就好像要撞在一起了，那些飞行员本事真是大。
我有时候有些恼火自己拍照的爱好，经常在看表演的时候紧紧盯着照相机的LCD以抓拍镜头?但是LCD上的影像多小啊?我好像没有完全地享受到表演，亏了亏了。
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小电影，不少人排着队，于是也去排。进去以后，放的居然是参加美国海军的短片，显示了军队生活有多酷职业生涯机会有多好。
至此终于确信无疑，我们稀里糊涂参加了美国的征兵活动了。美国在越战以后由义务兵役改为志愿兵役。爱国而参军的自然大有人在，但是往往是比较穷因此社会阶层也比较低的人去参军。（中国也差不多。）广告中，参军不是以爱国，而是以“酷”和“个人前途”而作为卖点。
一切结束以后，排了很久队，乘上Bus去停车场。ZYQ居然找不到他的车了，一个警察叔叔叫我们坐上他的警车，开了一点点路，才找到他的车。听说我们大老远地从宾州过来，他觉得很不值，哈哈。不过总的来说，开飞机还是很酷的，我有一点点冲动想要学开飞机。
最近，美国一直在闹要从伊拉克撤军的事，布什坚持不给撤军时间表，不过这几天态度好像有些松动。
美国真的介意其他国家地区的自由民主吗？也许有一点介意。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带有一丝理想主义的霸权主义。它确实相信自己代表着民主和自由，确信自己的霸道是由道德驱动的。说起伊拉克，虽然当初侵略的理由一个个崩溃，美国确实正在拿伊拉克做着民主建国的大实验，但是奉行的是教条主义：有了宪法有了选举这些形式，这里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吗？随着伊拉克的局势陷入泥沼，爆炸成为家常便饭，布什的支持率不断下降。美国国内民众撤军的声音日渐响亮：不要再送年轻人去死、不要再花这么多钱了。
而我觉得，美国当初根本就不应该出兵，而现在既然木已成舟，现在不能虎头蛇尾，必须留在伊拉克平定叛乱帮助重建。不然，这就好像你跑到隔壁穷人家扔掉原有的破烂家具，说我来帮你做全套新的，做了一半发现这番努力需要太多人力物力，不舍得也没有信心了，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是什么？这是无赖啊。所以我虽然可以理解反战的母亲失去儿子的哀痛从而发出要美国撤兵的要求，但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这体现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建立自我中心上的。足够的人投了布什的票使之得以连任，说明他们那时候支持伊拉克战争（或者他们无所谓，只要布什反对堕胎就好坚持鼓吹基督教道德就好），现在布什支持率持续下跌，说明反战的人数比例在增加。但是，为什么这群人现在改变观点，开始反战了？不是因为当初侵略伊拉克的单边主义，不是因为布什那些耸人听闻的理由WMD和恐怖主义理由都被推翻，不是因为他们终于变成和平主义者，而是因为美国损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国内油价倒飞涨，纯属吃力不讨好的事。说到底，这些美国的老百姓的民意归纳起来就是自私自利，看到情况不妙，就要撤。相对而言，到现在依然相信美国在伊拉克进行成功的民主实验的人倒是令人敬佩，他们至少还坚持着一丝理想主义。所以，虽然支持率下跌，布什要坚持到底，我觉得他确实应该这样做。叛乱分子在伊拉克制造混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美国人赶出去，但我相信如果美国人真的乖乖地离开，叛乱分子不会到此为止，伊拉克若是就此落入其手中，这就更是一个后果严重的国际玩笑。与恨你的不择手段的人群作战，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可以消灭人，但是不能消灭那种恨，因为新的恨会在其他人中生出来。可怜的美国就这样被套牢啦。
因为不赞成撤军，我居然站到了布什总统的这一边，有意思。其实，就与中国的贸易和汇率，布什虽然沉默，但至少顶住了一些压力，没有倒向那帮持有政治上方便经济学上白痴的中国威胁论的议员一边，还算可以的了。有时候，我想，民主前提是要完全的信息和客观的看法。而在现实社会中，它的危险就在于会受到偏颇民意的左右，然后越走越偏。不过人天生就不是客观的动物。什么Intelligent Design, 那个智慧的存在一点也不智慧，把人造得一点也不好。
第二天，Wachovia主办的美国自行车赛Wachovia USPRO Cycling Championship 在费城展开。我楼下的Benjamin Franklin Parkway 是比赛的主要赛道之一，在接近艺术馆的那头，Wachovia有自己的VIP区，招待客户。有吃有喝，还有乐队小丑，蛮有意思的。那些自行车专业选手看上去很酷，紧身衣显得人很健美精神，戴着头盔和墨镜?即使长得丑也看不出来?看来个个都很灵。但最让人吃惊的是赛程和他们的耐力，从早上9点开始骑，骑250公里，一直骑到下午3点多，这些人一刻不停！ 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观众还可以乘BUS去Manayunk，看他们骑17度的上坡路。山坡边的酒吧有乐队在表演，那里的观众比较奇怪，好像很多都喝醉了酒。
一天下来，我觉得骑车也比较酷，也比开飞机现实很多。
不过，到现在我还是每天走路上班。
2005/12/21
无底洞（2005.12.20写完）
2001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个Toshiba的笔记本，在那个时候就配置和重量而言，马马虎虎还不错。
它陪伴我度过了这么多年：在New Haven、日内瓦、香港和费城，它都是我生活最大的一部分。它是我的学业、blog、通讯及音乐照片的中心。除了睡觉和吃饭，好像都是它了。他们说我虐待它：现在它已经很旧了，速度也慢，到了我妈妈和若干朋友无法忍受的程度。除了外观变旧壳子有裂有断以外，非关键的零部件也一个个地退休：先是modem、再是电池（但是在死了一年以后，它几个月前神奇地复活并正常工作）、再是FN键。他们说，你可以换一个了。
但是我的毛羊也很旧了。它的毛毛早在多年前的电吹风事件中变得一团糟，它荡手荡脚的，在去年的争抢事故中一个手还断了下来，后来妈妈帮我缝了上去。可是，我像以前一样地热爱它，甚至更爱它。当然，其中也有自恋的嫌疑（我的角色经常在老大和毛羊中间互换。）
换电脑，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它还没有坏，有了新的以后，那老的怎么办？
但在11月底的时候，我似乎很想要在生活中发生一些变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鬼使神差地看了Thinkpad的网站。IBM把个人电脑业务卖给联想的事还在美国曾经闹了一阵子，现在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虽然IBM笔记本业务被联想所有，现在暂时很大程度上还是原班人马，想来变化不会很大：联想除了需要增加销售数字，也应该想要学习美国相对先进的管理经验。
Thinkpad易主以后，顺应潮流出了宽屏笔记本，若干机型还一改黑色风貌，有了钛金表面。网上评论一分为二，外国人对之评价颇高，中国人对之好像很失望的样子，认为thinkpad不再thinkpad，联想从此要将之推向下坡路。但其实，在并购计划前，IBM早就将这机器排在计划中，并非联想的主意。中国同胞们大概是被联想吓怕了：原来在华虹的时候，公司里用的电脑就是联想，记得它质量可不怎么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随机装的一堆垃圾软件，又丑又没用又占内存。不过这么多年过去，总该有些长进吧。
不久，我在网上发现了一款高配置Z60T的好价钱，12月3日终于心血来潮地下了定单。反正我不想买日本货，也不想买傻乎乎的Dell，那就支持这个国货吧，况且它质量应该不错。不过话说回来，估计随便买什么牌子的笔记本，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任何举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支持国货。
就在下订单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复杂。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坏蛋，用老电脑上网寻找新电脑的测评和价钱，来替代它。假使老Toshiba有灵魂，知道我在干吗，一定很伤感，却还不得不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如果它不知道我的目的，木知木觉地继续为我工作，然后突然有一天看见新电脑的到来，那一瞬间对它而言，是一种被抛弃的惊痛。不过，我虽然这么说，却没有停止自己的搜索、照样作出了决定，说明我是一个怎样假心假意的人。也许我比那些彻底冷酷翻脸不认人的人更可恶，因为我婆婆妈妈地分析和描述，最后得出的是同一结果，更加浪费感情和时间。
预计送货时间是2006年1月2日，该产品非常热门，供不应求。没关系，那就慢慢等吧，我也不急。但是，第二天就在网上查到订单的状态变成了Packing，这下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包能要打多久？看来它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眼前啦。这下子，我每天都要去看好几遍状态，没想到打包状态维持了整整一个礼拜，我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过，到了12月12日，突然发现状态成了shipped，还是从上海运来的。我就很拟人地想，它是如何被一个上海人放进箱子，运到浦东机场，经过UPS的各个关节，经过海关，最后到我这个上海人的手中。在得知Thinkpad运出来的那天晚上下班到家，我打开灯，看到桌上老旧的Toshiba, 突然觉得一阵空虚和恐慌，多年陪伴我的它，难道很快就要被束之高阁了吗？
12月14日，我的Z60t终于很及时很有象征意义地运到了。钛金表面看上去非常酷，也不是那种娘娘腔的亮银色。尽管宽屏现在最时髦，我也不太喜欢宽屏，这个宽屏看上去倒是颇为自然。总之，新机器令我满意。老Toshiba不会完全退休，我打算让它继续负担下载等比较机械的工作，新的thinkpad因为速度比较快，可以用来处理处理我的摄影杰作。
这种状况，好像一个五四运动时候的男人，有个结发老婆，忠心耿耿，在新时代却显得落伍和不完美。又找到一个算是新女性的人，似乎与之志同道合。最后的妥协就是一大一小两个老婆，在乡下的老婆管着家里那块田地，依然三从四德、毫无怨言，在城里的老婆则可以共同追求理想，并出得厅堂。于是此人占尽新旧时代的好处。说到底，还是自私和虚伪。
之前，我试图把老Toshiba和毛羊相提并论，以说服自己不需要一个新电脑。但是我和毛羊常常合而为一不分彼此，老Toshiba则还是一个外在的存在。事实证明，我对毛羊（就算是对自己吧）很专一，有时候手指对之毛毛的简单触碰就足够让我心动；而我对笔记本电脑却会喜新厌旧。虽然我算得是三思而行的人，在若干情况下，我发现自己还是基于冲动而行动，甚至还会有做坏事冒险的念头，有恶毒的好奇心想知道事情能变得多糟。
很巧合地，这几天，我把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放在我的MP3 Player中，重复播放。这首颓废的歌我本来就很喜欢，而歌词则是在此上下文中更加应景而贴切。听了若干遍，突然有些难过。人就是这么令人失望的动物。但我也许只是一个傻瓜，没那么复杂吧。
有时寂寞太沉重
身边彷佛只是观众
你的感受没有人懂
难得谁自告奋勇
体贴让人格外感动
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
没有谁背后怂恿
不该爱又爱的冲动
是你害怕孤单而拼命补充
嘿～回想恋情的内容
有谁想过有始有终
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
嘿～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
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
很快就风起云涌
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
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
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
大多数人都相同
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
它陪伴我度过了这么多年：在New Haven、日内瓦、香港和费城，它都是我生活最大的一部分。它是我的学业、blog、通讯及音乐照片的中心。除了睡觉和吃饭，好像都是它了。他们说我虐待它：现在它已经很旧了，速度也慢，到了我妈妈和若干朋友无法忍受的程度。除了外观变旧壳子有裂有断以外，非关键的零部件也一个个地退休：先是modem、再是电池（但是在死了一年以后，它几个月前神奇地复活并正常工作）、再是FN键。他们说，你可以换一个了。
但是我的毛羊也很旧了。它的毛毛早在多年前的电吹风事件中变得一团糟，它荡手荡脚的，在去年的争抢事故中一个手还断了下来，后来妈妈帮我缝了上去。可是，我像以前一样地热爱它，甚至更爱它。当然，其中也有自恋的嫌疑（我的角色经常在老大和毛羊中间互换。）
换电脑，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它还没有坏，有了新的以后，那老的怎么办？
但在11月底的时候，我似乎很想要在生活中发生一些变化。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鬼使神差地看了Thinkpad的网站。IBM把个人电脑业务卖给联想的事还在美国曾经闹了一阵子，现在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虽然IBM笔记本业务被联想所有，现在暂时很大程度上还是原班人马，想来变化不会很大：联想除了需要增加销售数字，也应该想要学习美国相对先进的管理经验。
Thinkpad易主以后，顺应潮流出了宽屏笔记本，若干机型还一改黑色风貌，有了钛金表面。网上评论一分为二，外国人对之评价颇高，中国人对之好像很失望的样子，认为thinkpad不再thinkpad，联想从此要将之推向下坡路。但其实，在并购计划前，IBM早就将这机器排在计划中，并非联想的主意。中国同胞们大概是被联想吓怕了：原来在华虹的时候，公司里用的电脑就是联想，记得它质量可不怎么样，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随机装的一堆垃圾软件，又丑又没用又占内存。不过这么多年过去，总该有些长进吧。
不久，我在网上发现了一款高配置Z60T的好价钱，12月3日终于心血来潮地下了定单。反正我不想买日本货，也不想买傻乎乎的Dell，那就支持这个国货吧，况且它质量应该不错。不过话说回来，估计随便买什么牌子的笔记本，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任何举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支持国货。
就在下订单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复杂。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坏蛋，用老电脑上网寻找新电脑的测评和价钱，来替代它。假使老Toshiba有灵魂，知道我在干吗，一定很伤感，却还不得不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如果它不知道我的目的，木知木觉地继续为我工作，然后突然有一天看见新电脑的到来，那一瞬间对它而言，是一种被抛弃的惊痛。不过，我虽然这么说，却没有停止自己的搜索、照样作出了决定，说明我是一个怎样假心假意的人。也许我比那些彻底冷酷翻脸不认人的人更可恶，因为我婆婆妈妈地分析和描述，最后得出的是同一结果，更加浪费感情和时间。
预计送货时间是2006年1月2日，该产品非常热门，供不应求。没关系，那就慢慢等吧，我也不急。但是，第二天就在网上查到订单的状态变成了Packing，这下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包能要打多久？看来它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眼前啦。这下子，我每天都要去看好几遍状态，没想到打包状态维持了整整一个礼拜，我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过，到了12月12日，突然发现状态成了shipped，还是从上海运来的。我就很拟人地想，它是如何被一个上海人放进箱子，运到浦东机场，经过UPS的各个关节，经过海关，最后到我这个上海人的手中。在得知Thinkpad运出来的那天晚上下班到家，我打开灯，看到桌上老旧的Toshiba, 突然觉得一阵空虚和恐慌，多年陪伴我的它，难道很快就要被束之高阁了吗？
12月14日，我的Z60t终于很及时很有象征意义地运到了。钛金表面看上去非常酷，也不是那种娘娘腔的亮银色。尽管宽屏现在最时髦，我也不太喜欢宽屏，这个宽屏看上去倒是颇为自然。总之，新机器令我满意。老Toshiba不会完全退休，我打算让它继续负担下载等比较机械的工作，新的thinkpad因为速度比较快，可以用来处理处理我的摄影杰作。
这种状况，好像一个五四运动时候的男人，有个结发老婆，忠心耿耿，在新时代却显得落伍和不完美。又找到一个算是新女性的人，似乎与之志同道合。最后的妥协就是一大一小两个老婆，在乡下的老婆管着家里那块田地，依然三从四德、毫无怨言，在城里的老婆则可以共同追求理想，并出得厅堂。于是此人占尽新旧时代的好处。说到底，还是自私和虚伪。
之前，我试图把老Toshiba和毛羊相提并论，以说服自己不需要一个新电脑。但是我和毛羊常常合而为一不分彼此，老Toshiba则还是一个外在的存在。事实证明，我对毛羊（就算是对自己吧）很专一，有时候手指对之毛毛的简单触碰就足够让我心动；而我对笔记本电脑却会喜新厌旧。虽然我算得是三思而行的人，在若干情况下，我发现自己还是基于冲动而行动，甚至还会有做坏事冒险的念头，有恶毒的好奇心想知道事情能变得多糟。
很巧合地，这几天，我把蔡健雅的《无底洞》这首歌放在我的MP3 Player中，重复播放。这首颓废的歌我本来就很喜欢，而歌词则是在此上下文中更加应景而贴切。听了若干遍，突然有些难过。人就是这么令人失望的动物。但我也许只是一个傻瓜，没那么复杂吧。
有时寂寞太沉重
身边彷佛只是观众
你的感受没有人懂
难得谁自告奋勇
体贴让人格外感动
爱上他前后用不到一分钟
没有谁背后怂恿
不该爱又爱的冲动
是你害怕孤单而拼命补充
嘿～回想恋情的内容
有谁想过有始有终
不过是一时脆弱让人放纵
嘿～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
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
很快就风起云涌
人类的心是个无底洞
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
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
大多数人都相同
喜欢的只是爱情的脸孔
2005/12/13
Globalization/China (12.13.2005)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我依依不舍略微沮丧地地上了飞机。
上了飞机就开始主动受剥削，开始工作――做我的PowerPoint。在离开美国的时候，突然老板替另外一个部门的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做一个讲演，向人介绍中国，时间就是三周后我回美国的第二天。我好像是个觉得只要努力什么都有可能的人，就欣然应允。我以为在台北和上海晚上没事的话就可以有空把它做掉，但事实上这是痴心妄想，时差和玩占据了所有空余时间。最后只能到飞机上抱佛的脚，不过大概是离佛比较近，在飞机上动了几小时脑筋，大致就有轮廓了。那段时间上海的分行正要开张，最大的老板又要去中国，我在为之准备背景资料，（并防止无端丑化中国的观点混入其中，嘻嘻），对中国各方各面最新形势有着相当的了解，因此颇有把握。到美国赚了12小时，于同日半夜12点到达，第二天就去上班，进一步找数据文章观点, 到了周一凌晨终于把它全部搞定。
第二天一早，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就和我一起去宾州首府Harrisburg 的一个俱乐部。原来这是一个会计公司主办的小型研讨会，探索在中国的机会。一个人讲了美国的最新有关法案，接下去就轮到我啦。我知道美国人对外国知识的缺乏，就先列了些有关中国的数据，又非常简要地说了中国的历史，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中国老早是很牛的，后来又很不牛，现在正在争取慢慢地牛起来，这也正常来兮的。然后说了中国几大重要经济部门的现状机会和问题，当然也不忘触及那时候正在风头上的汇率问题，列举了若干种看法。我当然不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见解。但我至少会把在各个来源看到的内容综合起来并指明哪个最有道理，让人看得比较全面而平衡。PowerPoint的首页是陈家祠的石狮，结束是上海的夜景和磁悬浮。美国没见过世面的人看到了一定很惊讶。最后讲的是个在北京开了十几年咨询公司的英国人，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开拓业务。他好像比我还显得热爱中国。第一句就对听众说，你们在西方受到的宣传也是偏颇的，讲到中国就是坏话居多，他顺便还举了个例子。我大概其实也可以说这种话，不过应该还是他讲比较令听众信服，若是我讲，别人就一定会觉得我被洗脑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三人在台上一排坐好，回答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临场发挥大大超过事先准备。听众颇为踊跃，我回答了不少问题，讲到国际局势、势力平衡等等，自觉说得很好。老大慢慢发现自己有许多优点，优点之一就是镇静，而且在众人认真听着的情况下，感觉反而更加好，可见我天生就是老大的料，哈。
在之后的Reception，碰到一些人。有一个人说她为一个非政府组织World Trade Center工作，该组织在美国各地都有，旨在促进贸易。不过，因为有些美国人把一切都归罪于中国，所以他们组织会收到电话和信件被人骂。又碰到一个college的教授，说要带他的学生去中国学习，是否可以跟我们及中国办事处联系。有一个老头自称原来在Tyco工作，也曾在中国做过项目，随即递给我他的简历――我才意识到他原来是networking找工作的。我偷偷地感慨，若干时间以前，我也辛辛苦苦找了很久工作。现在这个老头一大把年纪了，也在辛辛苦苦地找工作，也真可怜。回去以后，同事很拎得清地向老板了夸了我一通，我也把该公司网上的简报留下来做纪念。这听上去很小儿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又有机会去和同事去看了一些美国的中小企业主，我去的目的是回答一点他们有关中国的小问题――那就试试看咯……谈了这么多，亲自到中美贸易的前沿，感觉还是很有意思。有的从中国进口再卖给Walmart。有个人不知什么神秘的原因，70年代就去中国了，但是至今不愿在中国直接开厂是担心受不到专利保护。
全球化真是一个奇妙又可怕的东西，并且它正加速度地进行着。美国许多电话客户服务都外包给了印度，隔着半个地球，和起了英文名字带着印度口音的年轻人讨论自己某个订单或者信用卡的问题。Thomas Friedman有个记录片The Other Side of Outsourcing：在印度欣欣向荣的电话服务中心改变了很多印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时间工作的他们白天有空闲又有了钱，更进一步地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搬出来自己住，并不再接受包办婚姻的安排，社会的价值观在改变。有些美国公司不给印度的客户服务代表足够的权限和知识，以至于得到的回答是一问三不知，或者总是说“我会把你的要求转给某个部门”。这令人恼火，但是看了纪录片后，我就感觉有些复杂，并不觉得我只是和一个机械的客户服务代表说话或者听他/她念着事先准备好的标准回答。我会禁不住地想他/她是如何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有一次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大楼里虚报火警，必须撤离。那个印度人也听到了尖利的警报，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以后再打给你吧。回想一下，觉得很有意思。
印度发展得也很快，也不光是软件业和电话服务中心了，连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也开始把业务外包过去，制造业又被移到中国去了，美国确实有些人心惶惶――美国好像要被架空了。
今天回来看电视，那个可恶的Lou Dobbs说，中国现在不仅仅是低技术（如纺织品）的出口国了，现在其电子技术产品的出口量也超过了美国。他说，Communist China is growing fast---at the expense of this country。很少见到有这么公然无耻的人，什么叫“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是以美国为代价的”？！我觉得美国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国家都先进得多，基数也大得多，中国整个国家要赶上美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觉得在美国做新闻的，说谎太明显，他们不太说。但是他们可以只说一半，可以同样起到误导效果。比如说，只说中国某方面增长的百分比，而不说其基数，就可以对不动脑筋的人起到加强中国威胁论论调的作用。“不进则退”，一味怪责其它国家，对美国来说倒是很危险而愚昧的想法和做法。
在另一个ABC电视台――World News Tonight关于中国的报道只是说它发展有多块，没说它是危险。不过，他们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前几个月，Walmart才在上海开了第一个店，记者却评论道，Walmart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方式――看看那明亮整洁的环境、卖冷冻食品的冰柜吧。同时又放出来水产市场的样子，打工妹蹲在水盆旁，意思说中国人都是习惯在这种环境中买东西的。――有没有搞错，至少就上海而言，家乐福已经来了近10年了。
前两天看到BBC中文一篇新闻，引用如下：
甲壳虫:抵制中国货 不去中国演出
看完了中国皮草工厂残忍屠宰猫狗的录像之后，前甲壳虫歌星麦卡特尼誓言，永远都不会去中国演出。
麦卡特尼还说，他将带头抵制中国货，以及抵制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
录像片是今年夏天一位来自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人员化妆在广州拍摄的，其中，动物活生生地被从汽车上直接扔进沸水当中。
中国政府官员称，抵制奥运会毫无道理，并且职责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喜爱购买皮草，也应当承担责任。
残忍
今天晚上BBC电视一台六点钟的新闻节目将播出录像片段。其中，数十只猫狗被装进拥挤的铁丝笼子里。从一辆改装的公共汽车顶上直接扔到水泥地板上。
很多动物的四肢被摔断，惨叫不断。然后，工人用大夹子将动物夹起来、扔过七英尺高的围墙。
录像中还可以看到，工人们一边谈笑，一边毒打动物。然后，动物被屠宰，很多还没有断气就被剥皮。
由动物权力保护组织"争取人道对待动物"（PETA）的调查人员化妆拍摄的录像片中，还可以看到，猫被装进麻袋中，直接扔进沸水。煮死之后再装进象衣服烘干机一样的"剥皮机"中剥皮。
“黑暗”
麦卡特尼和妻子一同观看完这段录像之后，几乎掉下眼泪。他们敦促人们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麦卡特尼说，这简直就象是"黑暗时代"，他说，录像中的工人们看起来"好像很过瘾"，是"有病"。
麦卡特尼说，"我做梦都不想到那去演出，就好比我不会到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国家去演出一样。"
保护动物权利活动人士估计，每年大约有两百万只猫狗因其皮草被屠宰，中国还养貂，用于制作时装。中国出产的皮草产品大约占世界皮草产品的一半。
麦卡特尼问道，怎么能够让一个如此残忍对待动物的国家举办奥运呢？如果中国想让外界认为她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就必须停止残忍对待动物。
麦卡特尼的妻子同样也是一个特别坚决的动物权力保护者，她甚至提议，"每个国家的人都应该抵制中国产品"。
“责任”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告诉BBC，"虽然猫与狗都不是濒危动物，但我们并不鼓励残忍对待猫狗。"
这位发言人还说，"皮草贸易大多都是满足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这些皮草并没有用在中国市场，所以，美国和欧洲应该承担责任"。
他说，就他所知"中国政府没有要搞严打的计划，美国和欧洲应该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应该抵制皮草时装制品。"
这位发言人说，麦卡特尼要抵制中国货、中国举办奥运是"毫无根据。"
目前，在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猫狗皮草交易并不违法。
英国政府认为，立法应该是一个泛欧洲的议题，因为一旦皮草由中国进入欧洲，自由贸易、难于辨认产地等都使得执法方很难采取行动。
立法
贸工部一名发言人说，英国政府政府认同得到很多人支持的道义感觉，因此已经决定从2000年立法禁止以采集皮草目的养殖动物。
目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来自中国的皮草制品流入英国。但是活动人士说，在英国到处都可以买到这些产品，但是除非使用非常昂贵的基因手段检测，很难判断真正产地。
英国皮草贸易协会说，他们坚决反对残忍对待动物，协会成员不会知情购买猫狗皮草制品，他们还已经引进了标签制度，抵制冒牌使用猫狗皮草。
但是支持皮草贸易的人认为，颁布泛欧皮草禁令是"出手过重"，任何人都没有在英国发现大量的猫狗皮草制品。
欧盟健康和消费保护专员负责皮草贸易立法。他的发言人告诉BBC，专员本人反对猫狗皮草贸易，并且支持颁布禁令。但是，只有在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法律障碍得到解决之后，才能颁布禁令。
昨天又看到Larry King节目，上文中提到Paul McCartney 的老婆和另一个男演员（两人都是动物权利积极分子）和一个议员一起说中国人如何残害猫狗以获取它们的毛皮，一口一个Barbaric/Disgusting。
我自然也觉得虐待动物是错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那些动物太可怜了。不过话说过来，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并暗指所有中国人(the Chinese)都如此野蛮，实在令人吐血。看了电视里那些人的表情，特别是那个女人――他们的确为那些猫狗很痛心，并对中国人充满了轻蔑而愤恨――我很想狠狠打上一拳，把她的牙齿打下来。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这么极端，全世界到处发生的饥饿、屠杀、压迫和侵略，他们却熟识无睹。难道发展中国家的人贱到不如动物吗？况且出口毛皮绝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欧美市场，为什么只有供方受谴责呢？难道只是因为供方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没有开化”，而需方则是文明高雅的民主国家吗？这些积极分子说要抵制中国，真是虚伪之极，他们也应该抵制自己的国家，申请无国籍难民资格。蛮好笑的是：Paul McCartney的老婆说她老公决定抵制中国不去演出。主持人问他有受邀请吗？她说没有，但如果请他去他就不去。――真是自做多情。 Beatles也许对欧美社会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但是对于当时向世界关闭的中国而言，实在也没有什么影响。而现在的小孩和年轻人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他不来就不来，也没人要他来。他们的主张是要中国好好检讨立法，确保动物保护，这样文明的西方世界才愿意与之做生意。我愤世嫉俗地说一声，矿工的生命都没有保护，还轮得到猫和狗吗？如果他们要彻底一点，那就禁止所有动物毛皮做衣服（这一点我倒同意），禁止所有皮具，也禁止吃肉。结果他们又不那么彻底，认为这些事都是可以做的，因为人有如此的需要，只不过杀动物要人道地杀。他们倒不说，动物长大最后也是被一记头结果，这样的生命多么悲剧啊。
我不是残忍的人，我绝对不会要毛皮的衣服（我也没有钱，呵呵），我也觉得那些残害动物的事发生在中国很丢人。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发生的丢人的事太多了，搞得我这个身在外国又这么爱国的人，有些时候很失望，辩护都没有底气。热爱动物也是人性中好的一面，但是那些演艺界没脑子的人爱动物超过爱人，我就很生气。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要误导人真是太容易了，只要强调其中一部分，也不算说谎，就可以有意无意达到目的了。
中国人怎么办呢，慢慢来吧。
上了飞机就开始主动受剥削，开始工作――做我的PowerPoint。在离开美国的时候，突然老板替另外一个部门的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做一个讲演，向人介绍中国，时间就是三周后我回美国的第二天。我好像是个觉得只要努力什么都有可能的人，就欣然应允。我以为在台北和上海晚上没事的话就可以有空把它做掉，但事实上这是痴心妄想，时差和玩占据了所有空余时间。最后只能到飞机上抱佛的脚，不过大概是离佛比较近，在飞机上动了几小时脑筋，大致就有轮廓了。那段时间上海的分行正要开张，最大的老板又要去中国，我在为之准备背景资料，（并防止无端丑化中国的观点混入其中，嘻嘻），对中国各方各面最新形势有着相当的了解，因此颇有把握。到美国赚了12小时，于同日半夜12点到达，第二天就去上班，进一步找数据文章观点, 到了周一凌晨终于把它全部搞定。
第二天一早，另一个部门的同事就和我一起去宾州首府Harrisburg 的一个俱乐部。原来这是一个会计公司主办的小型研讨会，探索在中国的机会。一个人讲了美国的最新有关法案，接下去就轮到我啦。我知道美国人对外国知识的缺乏，就先列了些有关中国的数据，又非常简要地说了中国的历史，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中国老早是很牛的，后来又很不牛，现在正在争取慢慢地牛起来，这也正常来兮的。然后说了中国几大重要经济部门的现状机会和问题，当然也不忘触及那时候正在风头上的汇率问题，列举了若干种看法。我当然不是经济学家，也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见解。但我至少会把在各个来源看到的内容综合起来并指明哪个最有道理，让人看得比较全面而平衡。PowerPoint的首页是陈家祠的石狮，结束是上海的夜景和磁悬浮。美国没见过世面的人看到了一定很惊讶。最后讲的是个在北京开了十几年咨询公司的英国人，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和开拓业务。他好像比我还显得热爱中国。第一句就对听众说，你们在西方受到的宣传也是偏颇的，讲到中国就是坏话居多，他顺便还举了个例子。我大概其实也可以说这种话，不过应该还是他讲比较令听众信服，若是我讲，别人就一定会觉得我被洗脑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了。最后我们三人在台上一排坐好，回答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临场发挥大大超过事先准备。听众颇为踊跃，我回答了不少问题，讲到国际局势、势力平衡等等，自觉说得很好。老大慢慢发现自己有许多优点，优点之一就是镇静，而且在众人认真听着的情况下，感觉反而更加好，可见我天生就是老大的料，哈。
在之后的Reception，碰到一些人。有一个人说她为一个非政府组织World Trade Center工作，该组织在美国各地都有，旨在促进贸易。不过，因为有些美国人把一切都归罪于中国，所以他们组织会收到电话和信件被人骂。又碰到一个college的教授，说要带他的学生去中国学习，是否可以跟我们及中国办事处联系。有一个老头自称原来在Tyco工作，也曾在中国做过项目，随即递给我他的简历――我才意识到他原来是networking找工作的。我偷偷地感慨，若干时间以前，我也辛辛苦苦找了很久工作。现在这个老头一大把年纪了，也在辛辛苦苦地找工作，也真可怜。回去以后，同事很拎得清地向老板了夸了我一通，我也把该公司网上的简报留下来做纪念。这听上去很小儿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又有机会去和同事去看了一些美国的中小企业主，我去的目的是回答一点他们有关中国的小问题――那就试试看咯……谈了这么多，亲自到中美贸易的前沿，感觉还是很有意思。有的从中国进口再卖给Walmart。有个人不知什么神秘的原因，70年代就去中国了，但是至今不愿在中国直接开厂是担心受不到专利保护。
全球化真是一个奇妙又可怕的东西，并且它正加速度地进行着。美国许多电话客户服务都外包给了印度，隔着半个地球，和起了英文名字带着印度口音的年轻人讨论自己某个订单或者信用卡的问题。Thomas Friedman有个记录片The Other Side of Outsourcing：在印度欣欣向荣的电话服务中心改变了很多印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在美国时间工作的他们白天有空闲又有了钱，更进一步地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搬出来自己住，并不再接受包办婚姻的安排，社会的价值观在改变。有些美国公司不给印度的客户服务代表足够的权限和知识，以至于得到的回答是一问三不知，或者总是说“我会把你的要求转给某个部门”。这令人恼火，但是看了纪录片后，我就感觉有些复杂，并不觉得我只是和一个机械的客户服务代表说话或者听他/她念着事先准备好的标准回答。我会禁不住地想他/她是如何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有一次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大楼里虚报火警，必须撤离。那个印度人也听到了尖利的警报，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以后再打给你吧。回想一下，觉得很有意思。
印度发展得也很快，也不光是软件业和电话服务中心了，连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也开始把业务外包过去，制造业又被移到中国去了，美国确实有些人心惶惶――美国好像要被架空了。
今天回来看电视，那个可恶的Lou Dobbs说，中国现在不仅仅是低技术（如纺织品）的出口国了，现在其电子技术产品的出口量也超过了美国。他说，Communist China is growing fast---at the expense of this country。很少见到有这么公然无耻的人，什么叫“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是以美国为代价的”？！我觉得美国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国家都先进得多，基数也大得多，中国整个国家要赶上美国，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我觉得在美国做新闻的，说谎太明显，他们不太说。但是他们可以只说一半，可以同样起到误导效果。比如说，只说中国某方面增长的百分比，而不说其基数，就可以对不动脑筋的人起到加强中国威胁论论调的作用。“不进则退”，一味怪责其它国家，对美国来说倒是很危险而愚昧的想法和做法。
在另一个ABC电视台――World News Tonight关于中国的报道只是说它发展有多块，没说它是危险。不过，他们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前几个月，Walmart才在上海开了第一个店，记者却评论道，Walmart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方式――看看那明亮整洁的环境、卖冷冻食品的冰柜吧。同时又放出来水产市场的样子，打工妹蹲在水盆旁，意思说中国人都是习惯在这种环境中买东西的。――有没有搞错，至少就上海而言，家乐福已经来了近10年了。
前两天看到BBC中文一篇新闻，引用如下：
甲壳虫:抵制中国货 不去中国演出
看完了中国皮草工厂残忍屠宰猫狗的录像之后，前甲壳虫歌星麦卡特尼誓言，永远都不会去中国演出。
麦卡特尼还说，他将带头抵制中国货，以及抵制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
录像片是今年夏天一位来自动物保护组织的调查人员化妆在广州拍摄的，其中，动物活生生地被从汽车上直接扔进沸水当中。
中国政府官员称，抵制奥运会毫无道理，并且职责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喜爱购买皮草，也应当承担责任。
残忍
今天晚上BBC电视一台六点钟的新闻节目将播出录像片段。其中，数十只猫狗被装进拥挤的铁丝笼子里。从一辆改装的公共汽车顶上直接扔到水泥地板上。
很多动物的四肢被摔断，惨叫不断。然后，工人用大夹子将动物夹起来、扔过七英尺高的围墙。
录像中还可以看到，工人们一边谈笑，一边毒打动物。然后，动物被屠宰，很多还没有断气就被剥皮。
由动物权力保护组织"争取人道对待动物"（PETA）的调查人员化妆拍摄的录像片中，还可以看到，猫被装进麻袋中，直接扔进沸水。煮死之后再装进象衣服烘干机一样的"剥皮机"中剥皮。
“黑暗”
麦卡特尼和妻子一同观看完这段录像之后，几乎掉下眼泪。他们敦促人们不要购买中国产品。
麦卡特尼说，这简直就象是"黑暗时代"，他说，录像中的工人们看起来"好像很过瘾"，是"有病"。
麦卡特尼说，"我做梦都不想到那去演出，就好比我不会到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国家去演出一样。"
保护动物权利活动人士估计，每年大约有两百万只猫狗因其皮草被屠宰，中国还养貂，用于制作时装。中国出产的皮草产品大约占世界皮草产品的一半。
麦卡特尼问道，怎么能够让一个如此残忍对待动物的国家举办奥运呢？如果中国想让外界认为她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就必须停止残忍对待动物。
麦卡特尼的妻子同样也是一个特别坚决的动物权力保护者，她甚至提议，"每个国家的人都应该抵制中国产品"。
“责任”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告诉BBC，"虽然猫与狗都不是濒危动物，但我们并不鼓励残忍对待猫狗。"
这位发言人还说，"皮草贸易大多都是满足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这些皮草并没有用在中国市场，所以，美国和欧洲应该承担责任"。
他说，就他所知"中国政府没有要搞严打的计划，美国和欧洲应该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应该抵制皮草时装制品。"
这位发言人说，麦卡特尼要抵制中国货、中国举办奥运是"毫无根据。"
目前，在英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猫狗皮草交易并不违法。
英国政府认为，立法应该是一个泛欧洲的议题，因为一旦皮草由中国进入欧洲，自由贸易、难于辨认产地等都使得执法方很难采取行动。
立法
贸工部一名发言人说，英国政府政府认同得到很多人支持的道义感觉，因此已经决定从2000年立法禁止以采集皮草目的养殖动物。
目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来自中国的皮草制品流入英国。但是活动人士说，在英国到处都可以买到这些产品，但是除非使用非常昂贵的基因手段检测，很难判断真正产地。
英国皮草贸易协会说，他们坚决反对残忍对待动物，协会成员不会知情购买猫狗皮草制品，他们还已经引进了标签制度，抵制冒牌使用猫狗皮草。
但是支持皮草贸易的人认为，颁布泛欧皮草禁令是"出手过重"，任何人都没有在英国发现大量的猫狗皮草制品。
欧盟健康和消费保护专员负责皮草贸易立法。他的发言人告诉BBC，专员本人反对猫狗皮草贸易，并且支持颁布禁令。但是，只有在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法律障碍得到解决之后，才能颁布禁令。
昨天又看到Larry King节目，上文中提到Paul McCartney 的老婆和另一个男演员（两人都是动物权利积极分子）和一个议员一起说中国人如何残害猫狗以获取它们的毛皮，一口一个Barbaric/Disgusting。
我自然也觉得虐待动物是错的而且是可以避免的，那些动物太可怜了。不过话说过来，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并暗指所有中国人(the Chinese)都如此野蛮，实在令人吐血。看了电视里那些人的表情，特别是那个女人――他们的确为那些猫狗很痛心，并对中国人充满了轻蔑而愤恨――我很想狠狠打上一拳，把她的牙齿打下来。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这么极端，全世界到处发生的饥饿、屠杀、压迫和侵略，他们却熟识无睹。难道发展中国家的人贱到不如动物吗？况且出口毛皮绝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欧美市场，为什么只有供方受谴责呢？难道只是因为供方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没有开化”，而需方则是文明高雅的民主国家吗？这些积极分子说要抵制中国，真是虚伪之极，他们也应该抵制自己的国家，申请无国籍难民资格。蛮好笑的是：Paul McCartney的老婆说她老公决定抵制中国不去演出。主持人问他有受邀请吗？她说没有，但如果请他去他就不去。――真是自做多情。 Beatles也许对欧美社会有着深远的文化意义，但是对于当时向世界关闭的中国而言，实在也没有什么影响。而现在的小孩和年轻人对之也不会有什么兴趣。他不来就不来，也没人要他来。他们的主张是要中国好好检讨立法，确保动物保护，这样文明的西方世界才愿意与之做生意。我愤世嫉俗地说一声，矿工的生命都没有保护，还轮得到猫和狗吗？如果他们要彻底一点，那就禁止所有动物毛皮做衣服（这一点我倒同意），禁止所有皮具，也禁止吃肉。结果他们又不那么彻底，认为这些事都是可以做的，因为人有如此的需要，只不过杀动物要人道地杀。他们倒不说，动物长大最后也是被一记头结果，这样的生命多么悲剧啊。
我不是残忍的人，我绝对不会要毛皮的衣服（我也没有钱，呵呵），我也觉得那些残害动物的事发生在中国很丢人。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发生的丢人的事太多了，搞得我这个身在外国又这么爱国的人，有些时候很失望，辩护都没有底气。热爱动物也是人性中好的一面，但是那些演艺界没脑子的人爱动物超过爱人，我就很生气。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要误导人真是太容易了，只要强调其中一部分，也不算说谎，就可以有意无意达到目的了。
中国人怎么办呢，慢慢来吧。
2005/12/01
Made in China (2005.11.30)
到了深圳，就是去拜访客户，还在蛇口呆了两天为客户培训。虽然我深圳不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必须承认深圳若干大路修得很好，路中间有美人蕉盛开，两边都是崭新的高楼大厦。面貌变得那么快，恐怕也只有中国了。最后一天在广州匆匆呆了一下。我们开车从深圳到广州，路上，司机说，这大概是中国最繁忙的公路之一了。我想，在这条公路来来回回的卡车里，有多少是出口到美国来的东西。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Made in China的问题。现在，在美国买东西，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CNN晚上6点档的Lou Dobbs，最大的仇恨就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中国整个国家。也许是我先入为主，在他从牙缝中挤出Illegal immigrants/aliens 还有China和Chinese这几个单词的时候，我觉得他充满了轻蔑和愤恨。
的确，如今在美国买东西，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美国的纺织业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缺乏竞争力，陷入困境。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公司把业务（最典型的是电话客户服务中心）外包到印度。许多美国人失业了。Lou Dobbs因此痛恨厌恶鄙视有关中国的一切。看了这种论调，我作为中国人自然很不爽，忍耐力那么强的我都会受不了转去看别的频道。
但是话说回来，站在行业衰败丢了工作的美国人的角度上，同时又有这样的人煽风点火，恨中国印度等国家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说人民币被低估了，中国操纵汇率来牟取利益。但是从中获利的何止是中国。拿纺织品或运动鞋举例子，中国的工人的工资很低，出口成品的价格也很低，去看看在美国商店出售的价格，就知道赚大头的是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今年7月份首次汇率放开，升了2%的时候，就影响到中国一部分出口厂商是否还可以维持下去。中国不少厂从出口价格中分文不赚，赚的是出口后政府退还的税。美国很多议员说中国操纵汇率，对此耿耿于怀，但我想，如果说操纵，还是这种出口退税才可以称得上操纵。这种出口退税机制据说对促进中国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是很大的财政负担。想起来以前学经济学贸易理论的若干图，税收和补贴都使阴影部分总效益下降。
中国以低价夺取了美国市场，而这个价钱也被美国人压得够低的。我觉得，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和小家电都质量很差，过了一阵子就会坏。在中国的时候，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不是在中国特别幸运在美国特别倒霉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是美国人价钱压得低，除了客观条件限制以外，中国的生产商也就不在这个价钱用很好的材料和工艺来生产。
美国的议员和工会说中国的工人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不平等地夺走了美国工人的生计。我同意中国贫富悬殊，许多工作条件太差。这些工人很多是从农村里来的，而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最差的，做工人已经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了。我绝不是说这是一种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状况，但是如果这些工厂如果关了，这些工人怎么办？我觉得那些美国人很假惺惺，他们说中国工人受压迫，出发点并非源自议员的人道主义或者美国工会的“阶级感情”，不然他们为什么早不发表意见。其实都是发觉自己利益受损害，才跳出来，还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再说不少工厂也是美国人在中国开的。可以说中国的劳动保护立法执法都不完全，但是那些号称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国公司，如果真的把这当作一回事，就应该出污泥而不染。问题是他们没有。
有一天看ABC的新闻，说全世界60%的领带都是深圳制造的。还有另外一个小镇全部做的是就是制袜，效率奇高。起因也很偶然，一个小厂偶尔接到外国订单，后来就越做越大。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美国发展到如此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很明显，现状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机制（和各种税收补贴加壁垒）造成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中进一步体现。当然，经济学的阴影部分效益不考虑社会和政治问题。阴影部分在哪一方比阴影部分总面积重要得多，永远不会一个国家专门造大炮，另一个国家养牛造黄油。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人是自私而怕死的，国家的政策也应该是利己的。代表美国和各有关阶层的政治人物是应该为本国及所代表的集团谋求利益。美国的工人失业，制造业破产，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人物当然要发声音。但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不是天上掉下来掉进Walmart的，外包业务也是美国公司决策作出的。但是，这些在国际化中得到好处的公司似乎发出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响，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中，好像很容易蒙上“出口美国出卖美国”的恶名，所以只要安静安静地继续干就可以了。供和需，本来是“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因为供方是中国，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当然就是中国的错了。本来这是美国的国内矛盾，或者这是市场经济在不完美世界中造成的内在困难，就这样被推到了中国的头上。
那个Lou Dobbs有一天用一系列排比说明中国的可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威胁了我们的国家安全，中国秘密发展着其军事力量。中国不但以用便宜劳力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中国还污染了我们的空气（放了一段北京沙尘暴的镜头），它还哄抬了石油钢材的价格，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价格。――显然北京的沙尘暴一直可以吹到他所在的纽约，而只有美国人才配大手大脚地使用能源和原材料，如果因为别人的需求造成价格上涨，别人就该诅咒。
美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不是什么新花头。甚至我觉得，站在它自己的角度上，就是应该这样（不择手段地）为本国谋利益。让我觉得很恶心的是，他们明目张胆地用双重标准。 虽然本人没有爱因斯坦的脑子，不够聪明，但我觉得最让我不能容忍的就是不自知的愚蠢和阴险地没有逻辑。美国自觉正义的双重标准，好像就是这两种特质的共同产物。居然用这种口气说中国和中国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其实也知道这种恶心的老头子不值一提，他也不代表所有人。只不过他在CNN每天发表这种言论，蛊惑民众，比较可恶。幸好CNN也有比较客观比较酷的人的，如Anderson Cooper, 呵呵。
按照他们的话讲，美国社会最大的威胁有许多，除了中国的存在，同性恋的婚姻（对，这个也算）以外，还有非法移民，主要是偷渡来的墨西哥人。（他当然也不忘攻击一下说我们这些H-1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除了抢走了好工作以外，还造谣说我们不交税，纯粹在美国扒分。）美国农场需要许多季节性工人，就有了工头一样的人，手下许多墨西哥人被间接雇佣。农场主付工资给工头，工头负责付工人工资和其身份的问题。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工作被这些墨西哥人抢走了，尽管那些工资那么低的苦活他们也不想做。他们觉得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太松，警力不够。为了保卫家园，有些人自发组织了边境民兵组装一样的东西，四处巡逻以阻止墨西哥人进来。这引发了很多担忧，虽然他们自称是和平的，很难说如果真的被他们发现墨西哥人，是否会有暴力情形出现。以前听一个世界银行在我们学校的讲座，有一个人说，人作为劳动力为生产要素之一，只要一天不和生产资料一样可以自由流动，偷渡就一定会存在。我觉得有点道理。有一次里一篇文章说，堵绝非解决偷渡问题的办法。事实上，因为美国在某些经常被墨西哥人穿越的边境加强巡逻，墨西哥人换路线，越来越难穿越。经常有人（特别是妇女儿童）没有到达美国，就死在沙漠中。有个人道主义组织就专门在偷渡者会经过的路上，放上水桶，以防他们渴死。偷渡当然犯法，但这就是现实的一部分。美国人讲究政治正确，说任何歧视的话，特别是在公开场合，都会有比较严重的下场。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平等主要用于美国公民，在Lou Dobbs的节目里，他说类似“cheap Mexicans”的用语。真可怕。
回到深广公路，到了广州，匆匆呆了一下。中午和同事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吃饭：桌中间一口凹下去的大锅，滚的是白粥汤，放东西进去当火锅涮，别有一番风味。据说这是潮州吃法？周五晚上我就飞回上海。这下子我很快又要离开家回美国干活了。
这篇blog蛮奇怪的，好像一个厚厚的三明治。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Made in China的问题。现在，在美国买东西，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的。CNN晚上6点档的Lou Dobbs，最大的仇恨就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中国整个国家。也许是我先入为主，在他从牙缝中挤出Illegal immigrants/aliens 还有China和Chinese这几个单词的时候，我觉得他充满了轻蔑和愤恨。
的确，如今在美国买东西，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美国的纺织业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缺乏竞争力，陷入困境。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公司把业务（最典型的是电话客户服务中心）外包到印度。许多美国人失业了。Lou Dobbs因此痛恨厌恶鄙视有关中国的一切。看了这种论调，我作为中国人自然很不爽，忍耐力那么强的我都会受不了转去看别的频道。
但是话说回来，站在行业衰败丢了工作的美国人的角度上，同时又有这样的人煽风点火，恨中国印度等国家也是情有可原的。他们说人民币被低估了，中国操纵汇率来牟取利益。但是从中获利的何止是中国。拿纺织品或运动鞋举例子，中国的工人的工资很低，出口成品的价格也很低，去看看在美国商店出售的价格，就知道赚大头的是美国进口商和零售商。今年7月份首次汇率放开，升了2%的时候，就影响到中国一部分出口厂商是否还可以维持下去。中国不少厂从出口价格中分文不赚，赚的是出口后政府退还的税。美国很多议员说中国操纵汇率，对此耿耿于怀，但我想，如果说操纵，还是这种出口退税才可以称得上操纵。这种出口退税机制据说对促进中国出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是很大的财政负担。想起来以前学经济学贸易理论的若干图，税收和补贴都使阴影部分总效益下降。
中国以低价夺取了美国市场，而这个价钱也被美国人压得够低的。我觉得，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和小家电都质量很差，过了一阵子就会坏。在中国的时候，我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不是在中国特别幸运在美国特别倒霉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是美国人价钱压得低，除了客观条件限制以外，中国的生产商也就不在这个价钱用很好的材料和工艺来生产。
美国的议员和工会说中国的工人工资太低，劳动条件太差，不平等地夺走了美国工人的生计。我同意中国贫富悬殊，许多工作条件太差。这些工人很多是从农村里来的，而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是最差的，做工人已经是提高他们的收入了。我绝不是说这是一种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状况，但是如果这些工厂如果关了，这些工人怎么办？我觉得那些美国人很假惺惺，他们说中国工人受压迫，出发点并非源自议员的人道主义或者美国工会的“阶级感情”，不然他们为什么早不发表意见。其实都是发觉自己利益受损害，才跳出来，还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再说不少工厂也是美国人在中国开的。可以说中国的劳动保护立法执法都不完全，但是那些号称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国公司，如果真的把这当作一回事，就应该出污泥而不染。问题是他们没有。
有一天看ABC的新闻，说全世界60%的领带都是深圳制造的。还有另外一个小镇全部做的是就是制袜，效率奇高。起因也很偶然，一个小厂偶尔接到外国订单，后来就越做越大。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美国发展到如此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很明显，现状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机制（和各种税收补贴加壁垒）造成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中进一步体现。当然，经济学的阴影部分效益不考虑社会和政治问题。阴影部分在哪一方比阴影部分总面积重要得多，永远不会一个国家专门造大炮，另一个国家养牛造黄油。
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人是自私而怕死的，国家的政策也应该是利己的。代表美国和各有关阶层的政治人物是应该为本国及所代表的集团谋求利益。美国的工人失业，制造业破产，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人物当然要发声音。但是，来自中国的商品不是天上掉下来掉进Walmart的，外包业务也是美国公司决策作出的。但是，这些在国际化中得到好处的公司似乎发出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响，在当今的政治氛围中，好像很容易蒙上“出口美国出卖美国”的恶名，所以只要安静安静地继续干就可以了。供和需，本来是“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因为供方是中国，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那当然就是中国的错了。本来这是美国的国内矛盾，或者这是市场经济在不完美世界中造成的内在困难，就这样被推到了中国的头上。
那个Lou Dobbs有一天用一系列排比说明中国的可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威胁了我们的国家安全，中国秘密发展着其军事力量。中国不但以用便宜劳力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污染国，中国还污染了我们的空气（放了一段北京沙尘暴的镜头），它还哄抬了石油钢材的价格，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价格。――显然北京的沙尘暴一直可以吹到他所在的纽约，而只有美国人才配大手大脚地使用能源和原材料，如果因为别人的需求造成价格上涨，别人就该诅咒。
美国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不是什么新花头。甚至我觉得，站在它自己的角度上，就是应该这样（不择手段地）为本国谋利益。让我觉得很恶心的是，他们明目张胆地用双重标准。 虽然本人没有爱因斯坦的脑子，不够聪明，但我觉得最让我不能容忍的就是不自知的愚蠢和阴险地没有逻辑。美国自觉正义的双重标准，好像就是这两种特质的共同产物。居然用这种口气说中国和中国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我其实也知道这种恶心的老头子不值一提，他也不代表所有人。只不过他在CNN每天发表这种言论，蛊惑民众，比较可恶。幸好CNN也有比较客观比较酷的人的，如Anderson Cooper, 呵呵。
按照他们的话讲，美国社会最大的威胁有许多，除了中国的存在，同性恋的婚姻（对，这个也算）以外，还有非法移民，主要是偷渡来的墨西哥人。（他当然也不忘攻击一下说我们这些H-1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除了抢走了好工作以外，还造谣说我们不交税，纯粹在美国扒分。）美国农场需要许多季节性工人，就有了工头一样的人，手下许多墨西哥人被间接雇佣。农场主付工资给工头，工头负责付工人工资和其身份的问题。很多美国人觉得自己工作被这些墨西哥人抢走了，尽管那些工资那么低的苦活他们也不想做。他们觉得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太松，警力不够。为了保卫家园，有些人自发组织了边境民兵组装一样的东西，四处巡逻以阻止墨西哥人进来。这引发了很多担忧，虽然他们自称是和平的，很难说如果真的被他们发现墨西哥人，是否会有暴力情形出现。以前听一个世界银行在我们学校的讲座，有一个人说，人作为劳动力为生产要素之一，只要一天不和生产资料一样可以自由流动，偷渡就一定会存在。我觉得有点道理。有一次
回到深广公路，到了广州，匆匆呆了一下。中午和同事去一个有趣的地方吃饭：桌中间一口凹下去的大锅，滚的是白粥汤，放东西进去当火锅涮，别有一番风味。据说这是潮州吃法？周五晚上我就飞回上海。这下子我很快又要离开家回美国干活了。
这篇blog蛮奇怪的，好像一个厚厚的三明治。
2005/11/27
上海的藕（2005.11.26写完）
上次写blog的时候最后忘了像终结者那样加上一句“I will be back”。已经近两个月没有写了，历史则还停留在今年5月份，欠了半年的帐。
2005年5月8日，我终于回家去。在从台北到香港的飞机上，旁边一个人在看一张台湾报纸，上面有很多关于政治新闻评论，我就向他借了看。我估计那是一张绿色的报纸，以至于他借给我的时候问，你喜欢陈水扁啊？我昏倒。看下来，我觉得台独言论上纲上线，颇有文革语风。台湾水果要去大陆，有人竭力反对，说一是这样拉拢果农离间台湾，二是偷学台湾高超的水果种植技术。到那时候，台湾就更加没有比较优势，将受大陆的玩弄。我想，如果反过来，大陆进一步限制台湾水果进口，他们就可以说给台湾不公平待遇，还说什么统一？他们总是有道理。
每次归心似剑的时候，总是好事多磨。到了香港下大雨，坐在飞机里好久都不开。到了上海，我的行李还留在香港。排了近一小时候的队，机场工作人员才拿去我的单子。那位小姐说着上海腔极其严重的普通话，我觉得很滑稽。爸爸妈妈已经等了我好久，晚上7点多，我终于到了家。整整12个小时，不通航的恶果。
5月9日，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外滩，在附近一个店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化学品把我的头发弄直，并作修剪。化学品都在头上的时候，觉得自己看上去像星球大战里的人物，当然是很酷的那一类。接着又逛了圈步行街，吃了大娘水饺。
10号，我去了我们银行在上海的office（一个月后它变成了分行）打个招呼。它刚刚搬到浦东黄浦江边的震旦大厦，位置不错。它二楼的lobby搞得很豪华，像是西式宫廷一般，以至于我回到美国给同事看照片的时候，有人酸酸地说，“有钱的国家就造这样的房子啊。”我和新老同事见了面，中午去小南国吃东西。我很多年以前在小南国吃过糯米甲鱼，留下深刻印象。去年到了Wachovia, 碰到一位常在上海的香港同事，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南国的糯米甲鱼很好吃，呵呵。这次到了上海，糯米甲鱼果然出现在桌上。嘻嘻。接着我去找了Hong,，我在Yale时的死党。她又和上次一样，开车来东方明珠电视塔接我。见到她真高兴，我们去了一个会所吃了东西，只可惜见面太短了。回到家，吃了白斩鸡和冒油的高邮咸蛋，再去超市买东西。超市里好吃的东西真多啊。
5月11日，我去美领馆签证，排了一上午的队。等在外面的时候，觉得这里真是一个生意场。有些人来兜售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签证表格，50块一份。还有人来恐吓人，说签证的恐怖，提供权威的咨询服务。我觉得这些骗子很坏，就忍不住嘲讽地揭穿他们，那个女人很生气，呵呵。谁怕谁？我是老大。等在里面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很眼熟，原来是2004年快离开Yale时见到的一个本科生，毕业于复旦附中。当时就觉得此人幼稚而骄傲，非常可笑。他说话声音哇啦哇啦，生怕别人听不见，我则生怕漏听到叫我去面试的号码，颇为恼火。他说签证官都是Yale毕业生，他一点不怕，打声招呼就可以拿到签证了。又说按?不住地说自己要去某个投行实习，有多厉害。（的确厉害，不过厉害的人多了。）一会儿又问我现在工资多少，并问我公司帮我办工作签证是不是因为是小公司因为比较灵活混乱，而他所实习的大公司反之就比较困难。Wachovia不管如何还是美国第四大的银行，孤陋寡闻的他大概以为这是一家杂货铺？最后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居然还没有嫁掉是不是很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之谈话并同出一校，实在丢人。永远很有礼貌的老大也忍不住微妙地嘲讽他一下，不过他大概也听不懂。后来有人跟我说，此人在Yale以毫无任何优点而闻名，实在名副其实。
签证及等待浪费了整整半天，害得爸妈在外头也游荡了半天。就近在新镇江吃饭，难得我在美国闹了这么久饥荒的人都觉得这里难吃，可见是真难吃。接着我们一路逛去，经过马勒别墅还进去参观了一下，陕西南路上的上海人家门口卖一罐罐的汤，堆得很高，看上去非常可爱。晚上，我丢下父母，去和Lu Yingying 和Xu Jun两大美女汇合。在天钥桥路的瑞记素菜馆，各种各样的素食做得像荤菜一样，味道不错也清爽。我们还疯疯癫癫拍了一堆合影。出来以后，我和Yingying在万体馆那里走了好一会，她的轻轨已经没有了，我们又走回去乘公共汽车。晚上凉凉的很舒服，我也不记得当时讲了什么(这就是半年后再写blog的后果)，但是好像当时是有一点点感慨的。
5月12日，我的主要目的地：华虹。华虹从以前的淮海中路搬到了张江。可惜，这下连晚上10点加班后在门口花坛上吃麦当劳蛋筒的客观条件都没有了。我先乘地铁到上海科技馆出来，看见很大的上海科技馆广场及浦东新区政府，很气派，种了许多树苗，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月季花。我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寻找比较好的拍照角度。天气很好，天也比较蓝，但是上海空气质量大概还是不怎么样，能见度并不高，略远的地方就雾蒙蒙的。这一点要向美国学习，空气比较纯净，天也很蓝，虽然紫外线很强更伤人。我在科技广场上晃悠了很久，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去乘地铁去张江。出了地铁站，觉得没了方向，打电话问小朱怎么走，他讲了半天，我也假惺惺地听了半天，他居然没有接灵子去叫花生开车来接我，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自己走。路边看见一个街心花园，里面还有不少科学家的大头像，如爱因斯坦。我就让小毛羊和他们合影。接着在路上看见CJW我就大声叫他，他肯定没想到是我，哈哈。然后又在电梯里碰到几个正要下班回家的几位老同事。一进门碰到了我们的司机，还把他的名字读错一个字，惭愧惭愧。这天在办公室的小喽?只有花生，小朱和小潘。花生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是这副傻样！10分钟的路因为走得特别慢，他们都认为我走丢了。我觉得先零散看见一些不是最熟的同事，然后再看到小喽?的这个过程，好像去草原，一大群动物过来，总是先看到零散几只，然后再是大批的主力部队。华虹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羽毛球，大家的办公方块宽敞地分散在各地。我去他们桌前捣了一会儿乱，留下若干劣迹。在我与小潘同志抢夺毛羊的过程中，一只手不幸脱落。非常心痛，好在后来妈妈帮我缝好了，并叮嘱我说，你如果对毛羊好，就让它太太平平的了。碰到党领导， 还教育了我一番。我表示自己是个先进的好同志，没有受到任何的腐蚀。
晚上自然是一起去吃饭，花生作司机开着他的蓝色小毛驴，从浦东驰骋至浦西。他还在车内音响上搞花头，骗到了小朱和我。经过南浦大桥时，正是日落，他冒着被后面车滴的危险，慢慢开，使我得以拍到几张不错的照片，呵呵。
我们和其他小喽?约在一个叫申汇轩的地方，绿地上的玻璃房子，看上去很可爱。进了我们的包房，我喜欢斜下来的屋顶。XP真会挑地方，明知老大是个粗人，还挑了这么个有情调的地方。葛老大已经带了她的洋娃娃女儿来了，两人都穿了牛仔背带裤，滑稽。宇航赵还是很流氓，Lily的眼镜和XP的头发都很酷。此地喝茶的器皿比较有趣，你把小茶杯放到架子上，龙头里的茶就流下。服务员小姐被我要给每个菜都拍照的气势吓坏了。不久，我们就开始了行酒令的优良传统，拿着筷子敲着桌子说“狗屎面包”。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有葛老大的女儿上阵，小朱和宇航赵就很起劲。最后葛老大开始内疚，她女儿被我们教了一个脏字，还乐此不疲。这一晚上很开心，虽然和原计划很不一样。 原来我是打算去华虹食堂和他们一起吃一顿丰盛的中饭，再去钱柜唱歌的。花生则提议“为高效率满足老大的愿望，建议我们中午带点二厂的剩饭，晚上约老大到钱柜大堂吃完就走，一辈子的心愿都满足了，呵呵。”Eric居然没有出席，因为他要给别人面试。下次我再回去，他要小心了。
葛老大以前在BBS上写过一段。我有点伤感地很喜欢。现在在久事的根据地也被迁移到了张江，人也更加分散了。未经同意在这里引用一番:
“我觉得原来在久事的时候（大家都没搬走，毛羊也没耶鲁的时候），我们就象一段刚从菜场买来的藕，一起火锅，一起咸亨，一起珍珠奶茶，一起吗叮啉的辣鸡翅......还不断地见面说笑，不断地互相恶心，最起码也可以每天打上几个招呼。“后来，先是杏红（信虹）这片藕出走了，进了花园洋房；接着是毛羊带着她的那片藕也飞掉了（到底不是平常的羊，居然会飞），掉进了new heaven；再后来就是IC卡部的那几片藕给赶出了久事大厦，被安置在老掉了牙的锦江俱乐部。于是，我们再也不是那段菜场里刚买来的藕了。大家开始各分东西，另起炉灶，开始各自做自己的藕了。也许小侯做成了糯米糖藕，卡部的喽罗，由于环境的清苦，自然只能做成清炒藕片，坚守久事的喽罗，因心中伤感（抑或幸灾乐祸;)），估计成了酸藕，至于毛羊吗，因为异乡食物的危害，极可能已做成了胖藕。“共同的话题似乎便少了些，于是，从某种角度来看BBS冷清了点。“但是，藕断丝连（色迷迷的，但很贴切）。我们仍旧在一起。……”5月13日，我去四川路办事，顺便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逛逛我所熟悉的四川路，中午吃了谭鱼头，虽然那里装修日渐破败，晚上吃了振鼎鸡，真好吃啊，特别是它的鸡汤面，鲜。5月14日，Indra一家从香港跑过来，我就和她在城隍庙见了面。说实话，城隍庙小吃越来越差，还贵。糖藕远不如前。我一直向Indra宣传说上海的豆腐花有多好吃，可是城隍庙买的那一份有股焦味，一碗居然还要5块钱，而我爸爸在华东理工食堂买回来的一锅豆腐花只要2块钱，又好吃得不得了。下次我重新找个地方，向Indra灌输真正的豆腐花吧。服务员是凶巴巴的外地小姑娘，而非凶巴巴的上海中年妇女。大概他们都是做游客生意，不介意回头客，所以也无所谓了。这真令人失望。我们接着冒雨去上海博物馆。最近若干年，我多见识了许多博物馆，但还是觉得上海博物馆很不错。接着去小杨生煎，好在小杨生煎还是很好吃。她还带了点回去给她弟弟吃，哈哈。我们在咖啡店聊了一会儿天，她又去与家人会合，我则回家吃饭去。很高兴能和她在我的地盘上碰头，虽然由于时间所限制，并没有带她去那些角落里的有趣地方。而我虽然在上海是老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路盲，哈哈。老大么，都不用自己认路的。
5月15日星期天，我飞去深圳。本来么，我是回来出两个礼拜的差，休一个礼拜的假。 因为行李不多，就去乘磁悬浮到机场，眼看着它时速到了每小时431公里。据说车窗玻璃是减速玻璃，所以窗外景物看出去虽然后退得已经很快，但事实上还要快。这可有点不爽。最好有节车厢，没有玻璃，我们也就可以感受一下风驰电掣的感觉。如果车顶有个天窗，人可以把头伸出去，那就更爽了，哈哈。
南方航空的飞机在机场停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乘务员把盒饭先发给我们吃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呵呵。美国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大概是全世界最差的了，特别是国内的航班。几大航空公司都在破产经营，老板没本事，员工不高兴。以前还有难吃的冷冻三明治，现在只有一杯水和一小包pretzel。要吃就要花钱买。用它的耳机要$2。向服务员要个毯子，她往前一指，说自己去拿。Check-in的人不通情理，十分粗鲁。难怪评比航空公司，所谓最佳航空公司就是Least bad airline。
到了深圳，第二天我就要开始上班了。在上海的时间太短了。
2005年5月8日，我终于回家去。在从台北到香港的飞机上，旁边一个人在看一张台湾报纸，上面有很多关于政治新闻评论，我就向他借了看。我估计那是一张绿色的报纸，以至于他借给我的时候问，你喜欢陈水扁啊？我昏倒。看下来，我觉得台独言论上纲上线，颇有文革语风。台湾水果要去大陆，有人竭力反对，说一是这样拉拢果农离间台湾，二是偷学台湾高超的水果种植技术。到那时候，台湾就更加没有比较优势，将受大陆的玩弄。我想，如果反过来，大陆进一步限制台湾水果进口，他们就可以说给台湾不公平待遇，还说什么统一？他们总是有道理。
每次归心似剑的时候，总是好事多磨。到了香港下大雨，坐在飞机里好久都不开。到了上海，我的行李还留在香港。排了近一小时候的队，机场工作人员才拿去我的单子。那位小姐说着上海腔极其严重的普通话，我觉得很滑稽。爸爸妈妈已经等了我好久，晚上7点多，我终于到了家。整整12个小时，不通航的恶果。
5月9日，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外滩，在附近一个店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化学品把我的头发弄直，并作修剪。化学品都在头上的时候，觉得自己看上去像星球大战里的人物，当然是很酷的那一类。接着又逛了圈步行街，吃了大娘水饺。
10号，我去了我们银行在上海的office（一个月后它变成了分行）打个招呼。它刚刚搬到浦东黄浦江边的震旦大厦，位置不错。它二楼的lobby搞得很豪华，像是西式宫廷一般，以至于我回到美国给同事看照片的时候，有人酸酸地说，“有钱的国家就造这样的房子啊。”我和新老同事见了面，中午去小南国吃东西。我很多年以前在小南国吃过糯米甲鱼，留下深刻印象。去年到了Wachovia, 碰到一位常在上海的香港同事，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南国的糯米甲鱼很好吃，呵呵。这次到了上海，糯米甲鱼果然出现在桌上。嘻嘻。接着我去找了Hong,，我在Yale时的死党。她又和上次一样，开车来东方明珠电视塔接我。见到她真高兴，我们去了一个会所吃了东西，只可惜见面太短了。回到家，吃了白斩鸡和冒油的高邮咸蛋，再去超市买东西。超市里好吃的东西真多啊。
5月11日，我去美领馆签证，排了一上午的队。等在外面的时候，觉得这里真是一个生意场。有些人来兜售网上可以免费下载的签证表格，50块一份。还有人来恐吓人，说签证的恐怖，提供权威的咨询服务。我觉得这些骗子很坏，就忍不住嘲讽地揭穿他们，那个女人很生气，呵呵。谁怕谁？我是老大。等在里面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很眼熟，原来是2004年快离开Yale时见到的一个本科生，毕业于复旦附中。当时就觉得此人幼稚而骄傲，非常可笑。他说话声音哇啦哇啦，生怕别人听不见，我则生怕漏听到叫我去面试的号码，颇为恼火。他说签证官都是Yale毕业生，他一点不怕，打声招呼就可以拿到签证了。又说按?不住地说自己要去某个投行实习，有多厉害。（的确厉害，不过厉害的人多了。）一会儿又问我现在工资多少，并问我公司帮我办工作签证是不是因为是小公司因为比较灵活混乱，而他所实习的大公司反之就比较困难。Wachovia不管如何还是美国第四大的银行，孤陋寡闻的他大概以为这是一家杂货铺？最后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居然还没有嫁掉是不是很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之谈话并同出一校，实在丢人。永远很有礼貌的老大也忍不住微妙地嘲讽他一下，不过他大概也听不懂。后来有人跟我说，此人在Yale以毫无任何优点而闻名，实在名副其实。
签证及等待浪费了整整半天，害得爸妈在外头也游荡了半天。就近在新镇江吃饭，难得我在美国闹了这么久饥荒的人都觉得这里难吃，可见是真难吃。接着我们一路逛去，经过马勒别墅还进去参观了一下，陕西南路上的上海人家门口卖一罐罐的汤，堆得很高，看上去非常可爱。晚上，我丢下父母，去和Lu Yingying 和Xu Jun两大美女汇合。在天钥桥路的瑞记素菜馆，各种各样的素食做得像荤菜一样，味道不错也清爽。我们还疯疯癫癫拍了一堆合影。出来以后，我和Yingying在万体馆那里走了好一会，她的轻轨已经没有了，我们又走回去乘公共汽车。晚上凉凉的很舒服，我也不记得当时讲了什么(这就是半年后再写blog的后果)，但是好像当时是有一点点感慨的。
5月12日，我的主要目的地：华虹。华虹从以前的淮海中路搬到了张江。可惜，这下连晚上10点加班后在门口花坛上吃麦当劳蛋筒的客观条件都没有了。我先乘地铁到上海科技馆出来，看见很大的上海科技馆广场及浦东新区政府，很气派，种了许多树苗，盛开着五颜六色的月季花。我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寻找比较好的拍照角度。天气很好，天也比较蓝，但是上海空气质量大概还是不怎么样，能见度并不高，略远的地方就雾蒙蒙的。这一点要向美国学习，空气比较纯净，天也很蓝，虽然紫外线很强更伤人。我在科技广场上晃悠了很久，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就去乘地铁去张江。出了地铁站，觉得没了方向，打电话问小朱怎么走，他讲了半天，我也假惺惺地听了半天，他居然没有接灵子去叫花生开车来接我，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自己走。路边看见一个街心花园，里面还有不少科学家的大头像，如爱因斯坦。我就让小毛羊和他们合影。接着在路上看见CJW我就大声叫他，他肯定没想到是我，哈哈。然后又在电梯里碰到几个正要下班回家的几位老同事。一进门碰到了我们的司机，还把他的名字读错一个字，惭愧惭愧。这天在办公室的小喽?只有花生，小朱和小潘。花生对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是这副傻样！10分钟的路因为走得特别慢，他们都认为我走丢了。我觉得先零散看见一些不是最熟的同事，然后再看到小喽?的这个过程，好像去草原，一大群动物过来，总是先看到零散几只，然后再是大批的主力部队。华虹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羽毛球，大家的办公方块宽敞地分散在各地。我去他们桌前捣了一会儿乱，留下若干劣迹。在我与小潘同志抢夺毛羊的过程中，一只手不幸脱落。非常心痛，好在后来妈妈帮我缝好了，并叮嘱我说，你如果对毛羊好，就让它太太平平的了。碰到党领导， 还教育了我一番。我表示自己是个先进的好同志，没有受到任何的腐蚀。
晚上自然是一起去吃饭，花生作司机开着他的蓝色小毛驴，从浦东驰骋至浦西。他还在车内音响上搞花头，骗到了小朱和我。经过南浦大桥时，正是日落，他冒着被后面车滴的危险，慢慢开，使我得以拍到几张不错的照片，呵呵。
我们和其他小喽?约在一个叫申汇轩的地方，绿地上的玻璃房子，看上去很可爱。进了我们的包房，我喜欢斜下来的屋顶。XP真会挑地方，明知老大是个粗人，还挑了这么个有情调的地方。葛老大已经带了她的洋娃娃女儿来了，两人都穿了牛仔背带裤，滑稽。宇航赵还是很流氓，Lily的眼镜和XP的头发都很酷。此地喝茶的器皿比较有趣，你把小茶杯放到架子上，龙头里的茶就流下。服务员小姐被我要给每个菜都拍照的气势吓坏了。不久，我们就开始了行酒令的优良传统，拿着筷子敲着桌子说“狗屎面包”。与以前不同的是，这次有葛老大的女儿上阵，小朱和宇航赵就很起劲。最后葛老大开始内疚，她女儿被我们教了一个脏字，还乐此不疲。这一晚上很开心，虽然和原计划很不一样。 原来我是打算去华虹食堂和他们一起吃一顿丰盛的中饭，再去钱柜唱歌的。花生则提议“为高效率满足老大的愿望，建议我们中午带点二厂的剩饭，晚上约老大到钱柜大堂吃完就走，一辈子的心愿都满足了，呵呵。”Eric居然没有出席，因为他要给别人面试。下次我再回去，他要小心了。
葛老大以前在BBS上写过一段。我有点伤感地很喜欢。现在在久事的根据地也被迁移到了张江，人也更加分散了。未经同意在这里引用一番:
“我觉得原来在久事的时候（大家都没搬走，毛羊也没耶鲁的时候），我们就象一段刚从菜场买来的藕，一起火锅，一起咸亨，一起珍珠奶茶，一起吗叮啉的辣鸡翅......还不断地见面说笑，不断地互相恶心，最起码也可以每天打上几个招呼。“后来，先是杏红（信虹）这片藕出走了，进了花园洋房；接着是毛羊带着她的那片藕也飞掉了（到底不是平常的羊，居然会飞），掉进了new heaven；再后来就是IC卡部的那几片藕给赶出了久事大厦，被安置在老掉了牙的锦江俱乐部。于是，我们再也不是那段菜场里刚买来的藕了。大家开始各分东西，另起炉灶，开始各自做自己的藕了。也许小侯做成了糯米糖藕，卡部的喽罗，由于环境的清苦，自然只能做成清炒藕片，坚守久事的喽罗，因心中伤感（抑或幸灾乐祸;)），估计成了酸藕，至于毛羊吗，因为异乡食物的危害，极可能已做成了胖藕。“共同的话题似乎便少了些，于是，从某种角度来看BBS冷清了点。“但是，藕断丝连（色迷迷的，但很贴切）。我们仍旧在一起。……”5月13日，我去四川路办事，顺便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逛逛我所熟悉的四川路，中午吃了谭鱼头，虽然那里装修日渐破败，晚上吃了振鼎鸡，真好吃啊，特别是它的鸡汤面，鲜。5月14日，Indra一家从香港跑过来，我就和她在城隍庙见了面。说实话，城隍庙小吃越来越差，还贵。糖藕远不如前。我一直向Indra宣传说上海的豆腐花有多好吃，可是城隍庙买的那一份有股焦味，一碗居然还要5块钱，而我爸爸在华东理工食堂买回来的一锅豆腐花只要2块钱，又好吃得不得了。下次我重新找个地方，向Indra灌输真正的豆腐花吧。服务员是凶巴巴的外地小姑娘，而非凶巴巴的上海中年妇女。大概他们都是做游客生意，不介意回头客，所以也无所谓了。这真令人失望。我们接着冒雨去上海博物馆。最近若干年，我多见识了许多博物馆，但还是觉得上海博物馆很不错。接着去小杨生煎，好在小杨生煎还是很好吃。她还带了点回去给她弟弟吃，哈哈。我们在咖啡店聊了一会儿天，她又去与家人会合，我则回家吃饭去。很高兴能和她在我的地盘上碰头，虽然由于时间所限制，并没有带她去那些角落里的有趣地方。而我虽然在上海是老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路盲，哈哈。老大么，都不用自己认路的。
5月15日星期天，我飞去深圳。本来么，我是回来出两个礼拜的差，休一个礼拜的假。 因为行李不多，就去乘磁悬浮到机场，眼看着它时速到了每小时431公里。据说车窗玻璃是减速玻璃，所以窗外景物看出去虽然后退得已经很快，但事实上还要快。这可有点不爽。最好有节车厢，没有玻璃，我们也就可以感受一下风驰电掣的感觉。如果车顶有个天窗，人可以把头伸出去，那就更爽了，哈哈。
南方航空的飞机在机场停了一个多小时才起飞，乘务员把盒饭先发给我们吃了。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呵呵。美国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大概是全世界最差的了，特别是国内的航班。几大航空公司都在破产经营，老板没本事，员工不高兴。以前还有难吃的冷冻三明治，现在只有一杯水和一小包pretzel。要吃就要花钱买。用它的耳机要$2。向服务员要个毯子，她往前一指，说自己去拿。Check-in的人不通情理，十分粗鲁。难怪评比航空公司，所谓最佳航空公司就是Least bad airline。
到了深圳，第二天我就要开始上班了。在上海的时间太短了。
2005/10/02
台湾有感（2005.10.1）
正好7月份的时候，我因为工作需要，略略翻看研究了台湾的历史，增长了不少知识，值得在这里写下来。不同的出处说法不同，采取哪些观点，和立场有关，我只好自己做判断。网上查到的台湾历史要么是台独写的，要么是简单地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要去参考第三方写的历史，综合来看才有些头绪。简要地说，大致似乎是这样的：台湾最初的居民是来自马来群岛的部落。早在三国时代，有孙权派兵去夷州的记录，但学者对此夷州是否台湾有争议。隋朝有派兵去“流求国”的记录，此多半人认为指的是台湾。就此而言，不能说那时候台湾就是中国领土。荷兰人在1624年殖民了台湾，后来又打退了前来的西班牙人。明朝以1644年清军入关为标志而灭亡，但显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改朝换代就全国范围而言并非一夜之间的事。1661年，郑成功率军赶走了荷兰人，在台湾建立了忠于明朝的政权。１６８３年清朝政府进军台湾，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经过谈判向清朝投降，清朝在台湾设府，隶属于福建省。自郑成功年代以来，大批汉人移民台湾。1895年，清朝在甲午海战中被打败，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割让给日本，在以后的50年里，日本统治着台湾，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政府官员贪污腐败，财政政策失败，激起民愤。1947年2月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起治安事件的处理失当引发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反抗运动，3月份被镇压。这就是二二八事件，很长时间以来是不可以谈的禁区。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用1946年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建立了政权。1978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执政，政治环境渐渐宽松，1949年开始的戒严到了1987年才解除，并慢慢开放了组党的自由和去大陆探亲的自由。1988年，李登辉被任命为“总统”，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并铸造推广“台湾身份”的理念。随着一系列国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反攻大陆已经成为很不现实的理念。1991年 ，台湾宣布撤销长期以来使用武力光复大陆的立场，正式结束同大陆的战争状态。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获得大选胜利，有人说这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造成的渔翁得利。
写了这么多，觉得历史和政治真是折腾。以前一样被我们媒体乱骂的连战和宋楚瑜也代表在野党一个个地来了大陆。我在台北那几天，连战正在大陆进行其和平之旅。我颇为鼓舞，不论如何，交流总比对骂对打好很多。如果怀着认真的态度，是可以起一点实际的作用了。说它形式主义也好，也没关系。我早已领悟，形式主义就是人类的专利，搞些形式主义，可以说是标志性象征性。本来嘛，仪式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现象之一。
4月30日那天连战去了西安，小学生充满感情地朗诵道“爷爷，你终于回来了！”。顿时台湾电视里一遍遍地放这一片断，据说它也成了手机铃声下载第一名，到现在不少广告还在借用这句话。心里不是滋味的台联和民进党的“立委”拼命以此作文章：年纪一大把的男人带上红领巾，脸上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地在舞台上做秀，怪腔怪调地说“连爷爷，你就不要回来啦……”小朋友表演的确很做作，这种配乐诗朗诵好像在我小学时候也发生过，在电视台的某某晚会也会有配音演员眼里泛着泪光进行专业的朗诵，很傻。但是，这些家伙对西安的小朋友如此不厚道，这么无聊，彰现了被国民党抢了先机同时又被自己立场套牢了无可奈何的心态，只能和小朋友过不去。国内对连主席的接待很隆重，国共两党主席的历史性握手，看了有些感慨。中国的现代历史伤痕累累，国民党在台湾也成了在野党。有一天和同事在台北的出租车上，司机听出我不是本地口音，就问我，连战和胡锦涛见面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啊，互相交流有利于和平。他说，我就觉得胡锦涛很了不起，也不买美国的账，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此话出自台湾出租车司机的口，还是有些令我吃惊的，呵呵。不过，我倒也不是头一次听到台湾人说，北京可以对美国说不，很牛。的确，美国夹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号称保护台湾，但世界上有谁（除了本性为奴才的人）真心喜欢找个主子呢？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每个国家的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话，作为美国，仗其能力，介入这个问题，多一张牌两边可打，也无可厚非。要把美国赶出这个画面，要么就是变得比它还牛，要么就是自我化解这个矛盾，使美国手里这张牌消失。显然，后者更加实际也符合人民的利益。
连战当初离开台湾时，蓝军绿军在机场发生了一场带血混战。当他回台北，警方吸取教训，高度戒备，不让大车和激进人物接近机场。有些绿色“立委”冒充警察混入机场，结果很快被发现带走。有个抗议大王叫做柯赐海的，到了机场刚拿出标语就被带走，40多岁的大男人就眼泪鼻涕乱流，哇啦哇啦地哭道“国将不国，国将不国”。此人是台湾一奇观。让我引用BBC中文网上一段生动描述：
此人40来岁年纪，长得瘦瘦高高，其貌不扬，最早受到台湾社会注意，是因为他为"流浪狗"请命。台湾把在街头游、无人饲养的狗，叫做"流浪狗"，这种狗多了，会遭到公家单位逮捕扑杀，而柯赐海自称多年前有人要绑架他时，一只他收容的，取名「李登辉」的流浪狗救了他，所以他从此要积极保护流浪狗。他开着载满流浪狗的宣传车，到总统府前广场等重要地点，去"宣扬理念"；也曾为了某个公家单位扑杀"流浪狗"事件，他花钱雇了一群人拚命打电话到这个公家单位，以至相关的警察局、调查局等单位，几乎瘫痪了这些单位的电话系统。
然后，他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闹场人物"。
台北街头发生了歹徒挟持游览车事件，大批警察和记者赶到现场包围，严阵以待时，他，也到场闹场；台北地方法院有重大官司开庭时，他，也挤在媒体镜头前，举起了两个告示牌抗议。 告示牌上写著的抗议事件，从早期的呼吁保护"流浪狗"，到抗议某些媒体对他动粗，再到后来，几乎是包罗万象，各种陈情案件都有。因为，这位柯赐海已经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青 天大人"，托他代为"申冤"……
……台湾常跑法院新闻的记者形容，以前，从法院人员到媒体记者，对柯赐海都气得牙痒痒的。 因为每逢重大司法新闻发生，他一定挤在新闻事件当事人背后，举著他的告示牌，赶都赶不走，法院警察架他出去，他就大吵大闹，把场面搞得更乱；媒体记者嫌他干扰画面，几位摄影记者曾联手私下"教训"他，他也打死不退。
久而久之，大家反而见怪不怪，相安无事，甚至还从"仇家"变成了"朋友"。因为他几乎每天"驻守"法院，比记者还勤快，乾脆成为媒体的"线民"，常为记者通风报信。
这个怪人倒也精明，懂得和媒体"合作"。也因此，台湾几乎每天，每个电视台的新闻画面 都看得到他，曝光度大概和总统不相上下。此人如今成了台湾的知名人士，小学生到法院参观时会找他签名，因为「妈妈说你很有名」；年轻的歌手出唱片拍宣传照，特别请他举着告示牌的"招牌姿势"站在后面一起拍，因为那已经成为"台湾一景"。甚至台北街头近来出现一种请人扛着告示牌，宣传房地产的广告方式，有人就认为，这可能也是因柯赐海激发出的"灵 感"。
……不过，此人以如此怪方法成名，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也有人跳出来向他"挑战"。前些日子，一个男子出现法院，声称是柯赐海欠钱不还的仇家，两人就在法庭外大打出手，纷纷挂彩。 这名自称是「日月教」教主的人说，他是为伸张正义，而且要和柯赐海比一比谁比较会打知名度。
这段引得长了，但是很好玩。我原来是在讲连战回台人们接机的热闹的。因为有立委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拉走，他们很不满意，一伙人第二天就去警察局找局长兴师问罪。带头的是个女立委，结果警察局长（借故）不在，她很生气，一下就把桌子掀翻，带着一伙人恶狠狠地走了。一直听说台湾立法院经常打架，这次第一次看到立委的威风，还是觉得很惊奇，这倒是很像红卫兵革命小将的作为的。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还夸张。
那几天每天看电视，见识了此地的新闻自由和火爆。绿营大骂大陆和蓝营，蓝营大骂绿营和陈水扁。现在我在美国正好还可以收到台湾的中天电视台，看到有老百姓因为地处低洼，每次刮台风家里就进水。记者采访他，他就说，都是陈水扁名字起的不好，害得我们老是被水扁，改成陈火扁好啦。连战在大陆的时候，陈水扁正在几个太平洋小国搞外交。可惜那里条件很差，没有足够电力供应，新闻里都没什么画面。一个地方如果当天没有下雨，晚上都没有水洗澡。他也真是作孽，台湾要国家地位，就找些这样的国家来承认，又有什么用，钱倒是花了很多，对方把台湾当作冤大头。
同时霸占了很多时间的另一条新闻是台湾一个艺人倪敏然上吊自杀，据说是和婚外恋有关，对象是一个叫来自上海的演员。记者们居然去重温他自杀的乘火车再走小树林的路线，追踪他的家人动向，并24小时直播追悼会有关进展。听说他其实有些过气，这么热门完全是因为他死得比较具有新闻元素。不过呢，大陆现在的新闻好的不学，这些八卦倒是全学到了。另外，虽然我看不到国内的电视，我也领教过那些无聊透顶13点的综艺、时尚和音乐节目。听说最近在整顿主持人的口音，虽然有妨害言论自由之嫌，但是我很赞成，港台人天生就这么说话，虽然听不惯，但至少还是自然的，硬是去学他们，令人起一身疙瘩。
最近李敖来大陆，说了不少令人神经紧张的话，虽然我觉得他说的话有时候不太通，前言不搭后语的，有时候玩笑也不好笑，不过归纳其大意，很多话还是很有道理，并且在现实的限制下，也相对可行。我同意。包括言论自由像A片，放开了也没什么。根据宪法要自由也是有理有据。不要相信洋鬼子的高调。说话战斗要讲究技巧。清华北大学生去美国读个博士再绿卡并不应是生命的目标。香港民主派为什么不在英国人管的时候要求直选？虽然三场演讲下来，他的话渐趋缓和，不知是受到压力还是本意如此，总的来说，就李敖这次大陆之行的完成，从我国而言，是一种进步。也许会慢慢发现，真的“胡说八道“”也不过如此。我觉得李敖很聪明。不过也许是因为北大那次他讲得最尖锐，北大的校方显得最狼狈，连送礼物的过程也乱七八糟的，像是从没经历过大场面，台下问题水平很不怎样，最傻的就是一个年轻女教师问李敖下次什么时候来，她简直是白痴。复旦那次好像不错，台下的问题也有水平，到底是老大的母校，呵呵。
台湾的同事问我对台湾什么影响最深，我说是立委的暴力最让我吃惊。他们大笑，说这些立委就是抢镜头，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就大打出手，事后说不定他们又一起去吃饭了。难怪在纽约的一个台湾客户对我说，他觉得台湾政治现在就是一个疯人岛。他是个蛮有趣的人，看了许多关于历史的书。他对我说，中国近几百年来一直不太平，现在中国发达了，别的国家又不平衡了，老是骂它，真不公平。前两天又打电话跟我聊李敖，有意思。
因为工作，我认得了不少台湾人。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很有礼貌很客气，对他们印象很好。熟了以后，即使敏感的话也可以谈。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大陆人都像我、还有他大陆的侄子这样，他觉得大陆也没什么可怕的。对，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会整天说要打台湾。说到底，中国这么多年的闭关自守最后被外国打，然后又是窝里斗，难道还不够吗？好不容易现在相对和平发展，为什么要打断这种趋势呢？当然，我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武力对海峡两岸都是是下策，真的打起来，大陆付的代价也太高，最后吃苦的总是老百姓。我告诉他大陆绝大部分人也是不想真的打起来的，他不用怕，并真心希望他来大陆感受一下。另外，最近两岸政党交流不少，还水果熊猫的，抗战纪念也开始讲国民党军队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说明和平努力正在进行着。又讲起日本: 他说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在基础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所以对许多台湾本地人来讲，日本是帮助台湾进步的，所以他对大陆反日浪潮不以为然，说历史都过去了，计较那么多干吗。我就告诉他，人出生在哪里，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教育，形成的想法是不同的，人却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判断别人看法。如果台湾人没有亲身吃过日本人的苦头而不恨日本，这可以理解，不能就此把他们看成日本的走狗。同样，日本蹂躏中国大陆了后，还在那里祭拜战争罪犯，我们怎么可以不计较？这是超越现在中国谁执政是什么制度的问题的。真的，很不幸，公理自在，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得就能看到的。正义也自在，但是人对某件事的正义感还是和自身吃了多少苦头成正比的，因为世界上不正义的事太多啦，感觉是忙不过来的。
在经济方面，尽管有那么多客观障碍，两岸联系还是紧密，生意热火朝天。有些台湾人对大陆有错误的观念，某些人话语中不经意流露出歧视或者好像酸酸的，我有时候不露声色地纠正他们，有时候也懒得计较。同时，大陆对台湾也有不少误解。这些有不少可以通过多交流改善。 本来都是中国人（连某些陋习都一样），减少人为障碍，多多交流，自然会比较亲近，中国人似乎比较吃软不吃硬，这样和平的希望也会增大。总而言之，中国老百姓已经太苦了，无论如何不要有战乱。解放军某位说愿意牺牲中国几个城市来夺取台湾，我不敢苟同，恐怕这是没有一方喜闻乐见的吧。
另外，台北的基础建设很普通，包括马路、房子和机场都旧旧的，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时候造的，感觉跟老广州倒是挺像的。台北的人均GDP都很高，大概钱不像大陆把很多都用在基础建设上，看上去很新很现代。台北的市容令人失望（不过记得有条郁郁葱葱的仁爱路很美），不过比起大陆某些贫困县造5星级办公楼公款追星，我宁愿看到旧市容。
从习俗、传统和文字而言，台湾似乎比大陆更加中国，感觉还蛮老派的。“去中国化”很是愚蠢，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过，不过我们社论头一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缺乏现实意义。自古是什么时候？台湾似乎是在清朝正式被纳入版图的。显然，世界版图的划分并不是越古越好，不然现在美国应该是印第安国，其余人都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今的世界版图如此，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则，多半是有点生米煮成熟饭的结果。对于这个台湾的现实问题，也只有通过现实的方式解决。我觉得最近两岸交流的大趋势还不错，即使陈水扁过境阿联酋，我觉得这只是小风浪，他作为政治人物，自然想多一点影响，但是这成不了气候。
有一天，我们银行要送客户礼物，把背后贴的Made in Taiwan的标签事先撕掉。如果是Made in China肯定也会撕掉。如果是Made in USA, Made in France, Made in Italy，他们是不是会撕？我希望有一天，Made in China (包括Taiwan) 给人的印象不仅仅是廉价。 还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同事发牢骚，一个台湾客户没搞清楚，害得我花了大半天时间研究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其实是她自己的问题。他就揶揄地开玩笑说“台湾人很笨的，对吧？”我一瞬间一个念头滑过，就没上他的当，说不对，中国人很聪明的，只不过这一位没搞清楚而已。 不作无谓的窝里斗（即使对面某些人不承认是一个窝）的理念必须实施在每日生活中，特别是当我身处美国的时候，呵呵。
最后这里是台北的照片：
http://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album?.dir=cff5&.src=ph&store=&prodid=&.done=http%3a//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my_photos
写了这么多，觉得历史和政治真是折腾。以前一样被我们媒体乱骂的连战和宋楚瑜也代表在野党一个个地来了大陆。我在台北那几天，连战正在大陆进行其和平之旅。我颇为鼓舞，不论如何，交流总比对骂对打好很多。如果怀着认真的态度，是可以起一点实际的作用了。说它形式主义也好，也没关系。我早已领悟，形式主义就是人类的专利，搞些形式主义，可以说是标志性象征性。本来嘛，仪式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现象之一。
4月30日那天连战去了西安，小学生充满感情地朗诵道“爷爷，你终于回来了！”。顿时台湾电视里一遍遍地放这一片断，据说它也成了手机铃声下载第一名，到现在不少广告还在借用这句话。心里不是滋味的台联和民进党的“立委”拼命以此作文章：年纪一大把的男人带上红领巾，脸上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地在舞台上做秀，怪腔怪调地说“连爷爷，你就不要回来啦……”小朋友表演的确很做作，这种配乐诗朗诵好像在我小学时候也发生过，在电视台的某某晚会也会有配音演员眼里泛着泪光进行专业的朗诵，很傻。但是，这些家伙对西安的小朋友如此不厚道，这么无聊，彰现了被国民党抢了先机同时又被自己立场套牢了无可奈何的心态，只能和小朋友过不去。国内对连主席的接待很隆重，国共两党主席的历史性握手，看了有些感慨。中国的现代历史伤痕累累，国民党在台湾也成了在野党。有一天和同事在台北的出租车上，司机听出我不是本地口音，就问我，连战和胡锦涛见面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样很好啊，互相交流有利于和平。他说，我就觉得胡锦涛很了不起，也不买美国的账，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此话出自台湾出租车司机的口，还是有些令我吃惊的，呵呵。不过，我倒也不是头一次听到台湾人说，北京可以对美国说不，很牛。的确，美国夹在台湾和大陆之间，号称保护台湾，但世界上有谁（除了本性为奴才的人）真心喜欢找个主子呢？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每个国家的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话，作为美国，仗其能力，介入这个问题，多一张牌两边可打，也无可厚非。要把美国赶出这个画面，要么就是变得比它还牛，要么就是自我化解这个矛盾，使美国手里这张牌消失。显然，后者更加实际也符合人民的利益。
连战当初离开台湾时，蓝军绿军在机场发生了一场带血混战。当他回台北，警方吸取教训，高度戒备，不让大车和激进人物接近机场。有些绿色“立委”冒充警察混入机场，结果很快被发现带走。有个抗议大王叫做柯赐海的，到了机场刚拿出标语就被带走，40多岁的大男人就眼泪鼻涕乱流，哇啦哇啦地哭道“国将不国，国将不国”。此人是台湾一奇观。让我引用BBC中文网上一段生动描述：
此人40来岁年纪，长得瘦瘦高高，其貌不扬，最早受到台湾社会注意，是因为他为"流浪狗"请命。台湾把在街头游、无人饲养的狗，叫做"流浪狗"，这种狗多了，会遭到公家单位逮捕扑杀，而柯赐海自称多年前有人要绑架他时，一只他收容的，取名「李登辉」的流浪狗救了他，所以他从此要积极保护流浪狗。他开着载满流浪狗的宣传车，到总统府前广场等重要地点，去"宣扬理念"；也曾为了某个公家单位扑杀"流浪狗"事件，他花钱雇了一群人拚命打电话到这个公家单位，以至相关的警察局、调查局等单位，几乎瘫痪了这些单位的电话系统。
然后，他渐渐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闹场人物"。
台北街头发生了歹徒挟持游览车事件，大批警察和记者赶到现场包围，严阵以待时，他，也到场闹场；台北地方法院有重大官司开庭时，他，也挤在媒体镜头前，举起了两个告示牌抗议。 告示牌上写著的抗议事件，从早期的呼吁保护"流浪狗"，到抗议某些媒体对他动粗，再到后来，几乎是包罗万象，各种陈情案件都有。因为，这位柯赐海已经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青 天大人"，托他代为"申冤"……
……台湾常跑法院新闻的记者形容，以前，从法院人员到媒体记者，对柯赐海都气得牙痒痒的。 因为每逢重大司法新闻发生，他一定挤在新闻事件当事人背后，举著他的告示牌，赶都赶不走，法院警察架他出去，他就大吵大闹，把场面搞得更乱；媒体记者嫌他干扰画面，几位摄影记者曾联手私下"教训"他，他也打死不退。
久而久之，大家反而见怪不怪，相安无事，甚至还从"仇家"变成了"朋友"。因为他几乎每天"驻守"法院，比记者还勤快，乾脆成为媒体的"线民"，常为记者通风报信。
这个怪人倒也精明，懂得和媒体"合作"。也因此，台湾几乎每天，每个电视台的新闻画面 都看得到他，曝光度大概和总统不相上下。此人如今成了台湾的知名人士，小学生到法院参观时会找他签名，因为「妈妈说你很有名」；年轻的歌手出唱片拍宣传照，特别请他举着告示牌的"招牌姿势"站在后面一起拍，因为那已经成为"台湾一景"。甚至台北街头近来出现一种请人扛着告示牌，宣传房地产的广告方式，有人就认为，这可能也是因柯赐海激发出的"灵 感"。
……不过，此人以如此怪方法成名，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也有人跳出来向他"挑战"。前些日子，一个男子出现法院，声称是柯赐海欠钱不还的仇家，两人就在法庭外大打出手，纷纷挂彩。 这名自称是「日月教」教主的人说，他是为伸张正义，而且要和柯赐海比一比谁比较会打知名度。
这段引得长了，但是很好玩。我原来是在讲连战回台人们接机的热闹的。因为有立委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拉走，他们很不满意，一伙人第二天就去警察局找局长兴师问罪。带头的是个女立委，结果警察局长（借故）不在，她很生气，一下就把桌子掀翻，带着一伙人恶狠狠地走了。一直听说台湾立法院经常打架，这次第一次看到立委的威风，还是觉得很惊奇，这倒是很像红卫兵革命小将的作为的。台湾的民主比美国的还夸张。
那几天每天看电视，见识了此地的新闻自由和火爆。绿营大骂大陆和蓝营，蓝营大骂绿营和陈水扁。现在我在美国正好还可以收到台湾的中天电视台，看到有老百姓因为地处低洼，每次刮台风家里就进水。记者采访他，他就说，都是陈水扁名字起的不好，害得我们老是被水扁，改成陈火扁好啦。连战在大陆的时候，陈水扁正在几个太平洋小国搞外交。可惜那里条件很差，没有足够电力供应，新闻里都没什么画面。一个地方如果当天没有下雨，晚上都没有水洗澡。他也真是作孽，台湾要国家地位，就找些这样的国家来承认，又有什么用，钱倒是花了很多，对方把台湾当作冤大头。
同时霸占了很多时间的另一条新闻是台湾一个艺人倪敏然上吊自杀，据说是和婚外恋有关，对象是一个叫来自上海的演员。记者们居然去重温他自杀的乘火车再走小树林的路线，追踪他的家人动向，并24小时直播追悼会有关进展。听说他其实有些过气，这么热门完全是因为他死得比较具有新闻元素。不过呢，大陆现在的新闻好的不学，这些八卦倒是全学到了。另外，虽然我看不到国内的电视，我也领教过那些无聊透顶13点的综艺、时尚和音乐节目。听说最近在整顿主持人的口音，虽然有妨害言论自由之嫌，但是我很赞成，港台人天生就这么说话，虽然听不惯，但至少还是自然的，硬是去学他们，令人起一身疙瘩。
最近李敖来大陆，说了不少令人神经紧张的话，虽然我觉得他说的话有时候不太通，前言不搭后语的，有时候玩笑也不好笑，不过归纳其大意，很多话还是很有道理，并且在现实的限制下，也相对可行。我同意。包括言论自由像A片，放开了也没什么。根据宪法要自由也是有理有据。不要相信洋鬼子的高调。说话战斗要讲究技巧。清华北大学生去美国读个博士再绿卡并不应是生命的目标。香港民主派为什么不在英国人管的时候要求直选？虽然三场演讲下来，他的话渐趋缓和，不知是受到压力还是本意如此，总的来说，就李敖这次大陆之行的完成，从我国而言，是一种进步。也许会慢慢发现，真的“胡说八道“”也不过如此。我觉得李敖很聪明。不过也许是因为北大那次他讲得最尖锐，北大的校方显得最狼狈，连送礼物的过程也乱七八糟的，像是从没经历过大场面，台下问题水平很不怎样，最傻的就是一个年轻女教师问李敖下次什么时候来，她简直是白痴。复旦那次好像不错，台下的问题也有水平，到底是老大的母校，呵呵。
台湾的同事问我对台湾什么影响最深，我说是立委的暴力最让我吃惊。他们大笑，说这些立委就是抢镜头，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就大打出手，事后说不定他们又一起去吃饭了。难怪在纽约的一个台湾客户对我说，他觉得台湾政治现在就是一个疯人岛。他是个蛮有趣的人，看了许多关于历史的书。他对我说，中国近几百年来一直不太平，现在中国发达了，别的国家又不平衡了，老是骂它，真不公平。前两天又打电话跟我聊李敖，有意思。
因为工作，我认得了不少台湾人。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很有礼貌很客气，对他们印象很好。熟了以后，即使敏感的话也可以谈。有一个人对我说，如果大陆人都像我、还有他大陆的侄子这样，他觉得大陆也没什么可怕的。对，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不会整天说要打台湾。说到底，中国这么多年的闭关自守最后被外国打，然后又是窝里斗，难道还不够吗？好不容易现在相对和平发展，为什么要打断这种趋势呢？当然，我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武力对海峡两岸都是是下策，真的打起来，大陆付的代价也太高，最后吃苦的总是老百姓。我告诉他大陆绝大部分人也是不想真的打起来的，他不用怕，并真心希望他来大陆感受一下。另外，最近两岸政党交流不少，还水果熊猫的，抗战纪念也开始讲国民党军队起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说明和平努力正在进行着。又讲起日本: 他说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在基础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不少事，所以对许多台湾本地人来讲，日本是帮助台湾进步的，所以他对大陆反日浪潮不以为然，说历史都过去了，计较那么多干吗。我就告诉他，人出生在哪里，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教育，形成的想法是不同的，人却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判断别人看法。如果台湾人没有亲身吃过日本人的苦头而不恨日本，这可以理解，不能就此把他们看成日本的走狗。同样，日本蹂躏中国大陆了后，还在那里祭拜战争罪犯，我们怎么可以不计较？这是超越现在中国谁执政是什么制度的问题的。真的，很不幸，公理自在，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得就能看到的。正义也自在，但是人对某件事的正义感还是和自身吃了多少苦头成正比的，因为世界上不正义的事太多啦，感觉是忙不过来的。
在经济方面，尽管有那么多客观障碍，两岸联系还是紧密，生意热火朝天。有些台湾人对大陆有错误的观念，某些人话语中不经意流露出歧视或者好像酸酸的，我有时候不露声色地纠正他们，有时候也懒得计较。同时，大陆对台湾也有不少误解。这些有不少可以通过多交流改善。 本来都是中国人（连某些陋习都一样），减少人为障碍，多多交流，自然会比较亲近，中国人似乎比较吃软不吃硬，这样和平的希望也会增大。总而言之，中国老百姓已经太苦了，无论如何不要有战乱。解放军某位说愿意牺牲中国几个城市来夺取台湾，我不敢苟同，恐怕这是没有一方喜闻乐见的吧。
另外，台北的基础建设很普通，包括马路、房子和机场都旧旧的，大概是七八十年代经济起飞时候造的，感觉跟老广州倒是挺像的。台北的人均GDP都很高，大概钱不像大陆把很多都用在基础建设上，看上去很新很现代。台北的市容令人失望（不过记得有条郁郁葱葱的仁爱路很美），不过比起大陆某些贫困县造5星级办公楼公款追星，我宁愿看到旧市容。
从习俗、传统和文字而言，台湾似乎比大陆更加中国，感觉还蛮老派的。“去中国化”很是愚蠢，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不过，不过我们社论头一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缺乏现实意义。自古是什么时候？台湾似乎是在清朝正式被纳入版图的。显然，世界版图的划分并不是越古越好，不然现在美国应该是印第安国，其余人都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今的世界版图如此，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则，多半是有点生米煮成熟饭的结果。对于这个台湾的现实问题，也只有通过现实的方式解决。我觉得最近两岸交流的大趋势还不错，即使陈水扁过境阿联酋，我觉得这只是小风浪，他作为政治人物，自然想多一点影响，但是这成不了气候。
有一天，我们银行要送客户礼物，把背后贴的Made in Taiwan的标签事先撕掉。如果是Made in China肯定也会撕掉。如果是Made in USA, Made in France, Made in Italy，他们是不是会撕？我希望有一天，Made in China (包括Taiwan) 给人的印象不仅仅是廉价。 还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同事发牢骚，一个台湾客户没搞清楚，害得我花了大半天时间研究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最后其实是她自己的问题。他就揶揄地开玩笑说“台湾人很笨的，对吧？”我一瞬间一个念头滑过，就没上他的当，说不对，中国人很聪明的，只不过这一位没搞清楚而已。 不作无谓的窝里斗（即使对面某些人不承认是一个窝）的理念必须实施在每日生活中，特别是当我身处美国的时候，呵呵。
最后这里是台北的照片：
http://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album?.dir=cff5&.src=ph&store=&prodid=&.done=http%3a//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my_photos
2005/09/26
台北剩下几天（2005.9.25）
我真是一个很过时的人：台湾一大堆的政党人士轮番来大陆，现在连李敖都风光地来了，我还在这里艰难地回忆着5月份在台北的经历，有谁还在乎呢？恐怕我自己都已经没心没肺地把它淡忘了。我觉得自己记性大不如前，但也可能因为是生活没有深刻的痛苦也没有深刻的快乐，没什么值得铭刻在心的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到处拍照，潜意识里觉得反正回忆可以由这些影像勾起，表面上忘了就忘了吧。另外，每次下班回来，就不想动了。同时，我还是有强迫症的状，不想有记忆的断层，觉得blog是一定要坚持的。于是，每日在隐约的矛盾中度过，心里想，明天写吧。这就是现代人生的惨淡啊，哈哈。昨晚为自己效率低下而郁闷了一阵，决定今天一定要有所行动。
5月3日起我就开始上班了。台北的天气又闷又热，穿得一本正经就更难受，不过也没有办法。一下子亲眼见到了台北分行的同事，大部分只有之前email联系过，觉得蛮亲切。去看了若干家银行，愈加印证了台湾和大陆（特别是老派的那种）之无数相似之处，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领导”都显得很尊敬，等级比较明显。老板有两个电话，一个是分机，一个是直线。其余人只有一个分机。说话比较客气，但是有些含糊其辞，说要研究研究，呵呵。――－上班没啥好多讲的，我还是讲讲好玩的吧：
生活在亚洲，大概最最幸福的一点就是吃了，就算普通的中饭，周围的小店甚至快餐店都可以提供不少令人嘴巴和胃还有钱包都比较舒服的选择。现在看看当时拍的每张照片，很馋。
我喜欢负责我们台湾业务的Adela，小个子但是精力充足。敬业、客气而细心，很坚韧。 她晚上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一家“兄弟饭店”吃台湾菜：乌骨鸡、南瓜粥、通心菜、三文鱼、蛋饼、油爆虾、麻吉还有担仔面。其实我不觉得这是台湾菜，好像各地都有这样的家常菜的。我一直把担仔面和四川的担担面搞不清楚，这下知道了，担仔面是清淡的汤面，里面有一个大虾和一块大肉，呵呵。Adela问我要不要吃米糕，我觉得那听上去很好吃，结果那其实是一小碗饭，上面是肉松黄瓜花生米和香菜。我问她这为什么叫做糕？她也不知道。
我也喜欢负责我们北京的Isa，她是台湾人正好回来休假。可惜她离开台北若干年，好像也不太认得路，哈哈，跟我对上海的某些地形的模糊程度差不多。结果我们转了半天就去吃了茶叶蛋、鸡汤、豆腐干，猪血糕。之后我们又去吃了烧仙草之类的东西，黑乎乎的一股药味，我想不起来以前在那里吃过，像是融解的梨膏糖浆。
我们台北分行的这个部门是娘子军，也喜欢吃。带我去很民间的市场，我这个从来不买零食蜜饯的人也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Emilie给我吃一种叫做“莲雾”的水果，大小如番茄，形状锥形，淡红色，底部有四瓣，咬上去有些脆脆的，很特别。台湾水果来大陆，这个自然是其中的大明星。
去年来费城在我们银行度过两周的几位台湾客户突然得知我来台北，紧急召集人马，请我吃饭，还兴师动众地开车来接我，看来我做老大做到海峡那边去啦。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有的升官，有的又怀孕啦，哈哈。那顿中饭真好吃，人间一大美味就是肥肠了。
我也见到了去年在我们这里待了2个月的两位“长官”。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是和他们的大老板一起吃饭，所以多是聆听大老板们讲话，没有机会说什么话。他们只是很搞笑地问我“下榻”何处？并好像很意外地说，第一次看到你穿裙子啊，哈哈。所以5月6日周五下午，我们决定再碰一次面。我先跑去他们银行参观了一下，碰到他们的同事。在那里捣了一会儿连战访大陆的浆糊，西安小学生一句“爷爷你终于回来了”成了台湾最热门的一句话。他们还笑嘻嘻地问我，大陆会不会真的打我们啊？
然后我们去一家店吃了西餐，摄影技术高超的“许长官”把电脑带来，演示其最近的摄影杰作。“林长官”总是自嘲，说自己在家地位还不如家里那条狗，周五晚上是放风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龙山寺。在地铁里，他们说，你现在开始要说台语了，说了国语小心被人打――原来民进党常在那里活动，哈哈。他们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当初在费城与我们国内一家同源的银行的几位共度两个月的期间，就开玩笑说这是第三次国共合作。
龙山寺金壁辉煌，装饰很精致，香火旺盛，晚上也很热闹。据说此地是台北的发源地，乾隆三年建成，渐渐成了宗教和各种市政事务的中心。我们还去抽了签。找了个过路的小姑娘请她给我们拍合影，她问我们那里来的，两位长官还怕怕的，怕她是民进党的暴徒――幸好不是。旁边的华西街夜市以杀蛇表演著名，没什么见识的老外自然会觉得这里很新奇很野蛮。不过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也为了维护台湾的形象（不许拍照），这里已经没落了。杀蛇还是有的，蛇店还是有的。正巧一中性美女正在表演，她时不时玩弄着手里的大白蛇，说杀蛇马上开始，不过之前要先推荐一下蛇胆酒、蛇肉汤、蛇血，宣传它们的神奇功效，现在特价，只要买一种蛇产品，剩下的“全部送给你吃！”搞了很久，那条蛇被骚扰了无数次，但就是没等到末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噱头。两位长官早就知道，看我傻乎乎地在那里看，不好意思说破而已，昏倒。后来我又吃了一个饮料叫“爱玉柠檬冰”。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暧昧，呵呵，但是爱玉其实是一种植物：胖胖的锥形，褐色，表面布满白芝麻一样的东西，种子在里面，加水会成为滑滑的冻状物。
这一天晚上过得很高兴，Adela说，就知道你的兄弟会带去玩的。其实不是――他们是老大的小喽?，虽然这个老大像小朋友一样被宠坏了。我邀请他们来上海玩，希望那时候我正好也在上海，也可以带他们去玩。费城没啥特别的――或许是有的，但那毕竟不是我的家，对之的感情不深，此地夜间又是那么萧条，始终没有亚洲的特有的活力和热闹。
5月7日我去了故宫。不巧有部分在修，没有全部开放。就建筑而言，台北的故宫是假的，有点像布景道具，旁边的小花园也普普通通。不过故宫博物馆的珍宝真是灵啊，就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得出来，而且品相也好，像新的一样。最著名的是依天然色泽而成的翡翠白菜和红烧肉，另外还无数色泽光润雕刻精致的玉和象牙的物件。我不经意看到了一个微雕作品，我立刻想到初中语文课本学的《核舟记》，果核雕成的小棚船上有惟妙惟肖的人物（苏东坡等），小窗还可以开合，舟底还刻有赤壁赋。给我留下最深影响之一的是清朝历代皇帝的玉玺，每个皇帝有若干个玉玺，派不同的用场，这么多珍贵的玉玺在一起，看得我眼睛都要掉下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陈列是清朝各皇帝亲自批阅的奏折。比如某地发生水灾饥荒，皇帝就朱笔一挥“知道了”，有时再多写几字评语。不同的皇帝的笔迹不同，看着这些文件，想想当初写奏折的官、皇帝看奏折的脑子和批阅的手，还有我看它们的眼光和我写blog时的思绪，时空好像一下子凝缩了。我还突然意识到，原来在HH时领教的文件传阅并非共产党的特色，这种习惯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这种领悟忽然让我觉得，人潜移默化受到文化的影响，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了。
接着去士林官邸，这里以前是蒋介石住的地方。它所在的巨大花园现已开放，但水平一般，我相对比较喜欢深圳的荔枝公园。这个花园中西合璧，在我看来，有些不伦不类，刚刚看到一个中式亭子，接着就看到一个西式花园，喷水池中是裸体的美女和小天使，很假的。我真正想看的正房和招待所却尚未开放，不过看到了蒋家做礼拜的小教堂，曾经豪华过。
回去的路上看到小吃咸酥鸡，就是油炸的鸡胸肉丁，没有想象的好吃。但是路边店门口巨大平底锅上的水煎包，长得格外可爱，一尝又异常美味。吃了个肉的又走回去再买了个菜的吃。（后来听说这其实是山东特产。）
接着走了不少路去迪化街，南货集中的地方。介绍上说这里“走?迪化街彷若走??史的?廊，?多商家?貌都保有「大正?期」的巴洛克式??建?。” 我是为了拍照去的，但事实上，这里很破旧，淹没在无数的南货摊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路上居然还有比“残废车”还要破的三轮车突突突地开。我刚才又查了下“大正?期”是什么玩意儿，原来是日本的皇帝年号，大约清末民初。奇怪，日本人搞什么巴洛克。
晚上我乘了地铁又乘公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淡水镇的渔人码头。这个码头停着不少船， 有个拉索人行跨港桥，灯光颜色转换，时而绿色，时而紫色。河边是一望无际的木栈道，面对漆黑而平静的淡水河，夜风吹拂，涛声阵阵，很舒服。
回到旅馆，已经半夜12点，第二天早上9点的飞机，我还没有整理行李。这时突然袭来的时差又害得我困得动弹不得，只好睡了一小会儿，很担心误了飞机，被台湾当局说成逾期不归，我就惨啦。醒后开始收拾，怎么样也装不下，急得要命。打电话到机场，说因为我的原出发地是美国，所以可以多一件行李，我的法宝蛇皮袋顿时派了用场。7点上了来接我的车，觉得好险。很快到了香港，不过从香港回上海的飞机却因为天气迟迟不开，到了晚上7点多才到家。这就是两岸不直航的坏处。
总算把台北之行流水账一样地写完了。感触下次写，因为那又可以是长篇大论了。
5月3日起我就开始上班了。台北的天气又闷又热，穿得一本正经就更难受，不过也没有办法。一下子亲眼见到了台北分行的同事，大部分只有之前email联系过，觉得蛮亲切。去看了若干家银行，愈加印证了台湾和大陆（特别是老派的那种）之无数相似之处，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领导”都显得很尊敬，等级比较明显。老板有两个电话，一个是分机，一个是直线。其余人只有一个分机。说话比较客气，但是有些含糊其辞，说要研究研究，呵呵。――－上班没啥好多讲的，我还是讲讲好玩的吧：
生活在亚洲，大概最最幸福的一点就是吃了，就算普通的中饭，周围的小店甚至快餐店都可以提供不少令人嘴巴和胃还有钱包都比较舒服的选择。现在看看当时拍的每张照片，很馋。
我喜欢负责我们台湾业务的Adela，小个子但是精力充足。敬业、客气而细心，很坚韧。 她晚上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一家“兄弟饭店”吃台湾菜：乌骨鸡、南瓜粥、通心菜、三文鱼、蛋饼、油爆虾、麻吉还有担仔面。其实我不觉得这是台湾菜，好像各地都有这样的家常菜的。我一直把担仔面和四川的担担面搞不清楚，这下知道了，担仔面是清淡的汤面，里面有一个大虾和一块大肉，呵呵。Adela问我要不要吃米糕，我觉得那听上去很好吃，结果那其实是一小碗饭，上面是肉松黄瓜花生米和香菜。我问她这为什么叫做糕？她也不知道。
我也喜欢负责我们北京的Isa，她是台湾人正好回来休假。可惜她离开台北若干年，好像也不太认得路，哈哈，跟我对上海的某些地形的模糊程度差不多。结果我们转了半天就去吃了茶叶蛋、鸡汤、豆腐干，猪血糕。之后我们又去吃了烧仙草之类的东西，黑乎乎的一股药味，我想不起来以前在那里吃过，像是融解的梨膏糖浆。
我们台北分行的这个部门是娘子军，也喜欢吃。带我去很民间的市场，我这个从来不买零食蜜饯的人也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Emilie给我吃一种叫做“莲雾”的水果，大小如番茄，形状锥形，淡红色，底部有四瓣，咬上去有些脆脆的，很特别。台湾水果来大陆，这个自然是其中的大明星。
去年来费城在我们银行度过两周的几位台湾客户突然得知我来台北，紧急召集人马，请我吃饭，还兴师动众地开车来接我，看来我做老大做到海峡那边去啦。我很高兴看到他们，有的升官，有的又怀孕啦，哈哈。那顿中饭真好吃，人间一大美味就是肥肠了。
我也见到了去年在我们这里待了2个月的两位“长官”。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是和他们的大老板一起吃饭，所以多是聆听大老板们讲话，没有机会说什么话。他们只是很搞笑地问我“下榻”何处？并好像很意外地说，第一次看到你穿裙子啊，哈哈。所以5月6日周五下午，我们决定再碰一次面。我先跑去他们银行参观了一下，碰到他们的同事。在那里捣了一会儿连战访大陆的浆糊，西安小学生一句“爷爷你终于回来了”成了台湾最热门的一句话。他们还笑嘻嘻地问我，大陆会不会真的打我们啊？
然后我们去一家店吃了西餐，摄影技术高超的“许长官”把电脑带来，演示其最近的摄影杰作。“林长官”总是自嘲，说自己在家地位还不如家里那条狗，周五晚上是放风的时候。然后我们去龙山寺。在地铁里，他们说，你现在开始要说台语了，说了国语小心被人打――原来民进党常在那里活动，哈哈。他们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当初在费城与我们国内一家同源的银行的几位共度两个月的期间，就开玩笑说这是第三次国共合作。
龙山寺金壁辉煌，装饰很精致，香火旺盛，晚上也很热闹。据说此地是台北的发源地，乾隆三年建成，渐渐成了宗教和各种市政事务的中心。我们还去抽了签。找了个过路的小姑娘请她给我们拍合影，她问我们那里来的，两位长官还怕怕的，怕她是民进党的暴徒――幸好不是。旁边的华西街夜市以杀蛇表演著名，没什么见识的老外自然会觉得这里很新奇很野蛮。不过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也为了维护台湾的形象（不许拍照），这里已经没落了。杀蛇还是有的，蛇店还是有的。正巧一中性美女正在表演，她时不时玩弄着手里的大白蛇，说杀蛇马上开始，不过之前要先推荐一下蛇胆酒、蛇肉汤、蛇血，宣传它们的神奇功效，现在特价，只要买一种蛇产品，剩下的“全部送给你吃！”搞了很久，那条蛇被骚扰了无数次，但就是没等到末日。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噱头。两位长官早就知道，看我傻乎乎地在那里看，不好意思说破而已，昏倒。后来我又吃了一个饮料叫“爱玉柠檬冰”。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暧昧，呵呵，但是爱玉其实是一种植物：胖胖的锥形，褐色，表面布满白芝麻一样的东西，种子在里面，加水会成为滑滑的冻状物。
这一天晚上过得很高兴，Adela说，就知道你的兄弟会带去玩的。其实不是――他们是老大的小喽?，虽然这个老大像小朋友一样被宠坏了。我邀请他们来上海玩，希望那时候我正好也在上海，也可以带他们去玩。费城没啥特别的――或许是有的，但那毕竟不是我的家，对之的感情不深，此地夜间又是那么萧条，始终没有亚洲的特有的活力和热闹。
5月7日我去了故宫。不巧有部分在修，没有全部开放。就建筑而言，台北的故宫是假的，有点像布景道具，旁边的小花园也普普通通。不过故宫博物馆的珍宝真是灵啊，就连我这个外行都看得出来，而且品相也好，像新的一样。最著名的是依天然色泽而成的翡翠白菜和红烧肉，另外还无数色泽光润雕刻精致的玉和象牙的物件。我不经意看到了一个微雕作品，我立刻想到初中语文课本学的《核舟记》，果核雕成的小棚船上有惟妙惟肖的人物（苏东坡等），小窗还可以开合，舟底还刻有赤壁赋。给我留下最深影响之一的是清朝历代皇帝的玉玺，每个皇帝有若干个玉玺，派不同的用场，这么多珍贵的玉玺在一起，看得我眼睛都要掉下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陈列是清朝各皇帝亲自批阅的奏折。比如某地发生水灾饥荒，皇帝就朱笔一挥“知道了”，有时再多写几字评语。不同的皇帝的笔迹不同，看着这些文件，想想当初写奏折的官、皇帝看奏折的脑子和批阅的手，还有我看它们的眼光和我写blog时的思绪，时空好像一下子凝缩了。我还突然意识到，原来在HH时领教的文件传阅并非共产党的特色，这种习惯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这种领悟忽然让我觉得，人潜移默化受到文化的影响，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了。
接着去士林官邸，这里以前是蒋介石住的地方。它所在的巨大花园现已开放，但水平一般，我相对比较喜欢深圳的荔枝公园。这个花园中西合璧，在我看来，有些不伦不类，刚刚看到一个中式亭子，接着就看到一个西式花园，喷水池中是裸体的美女和小天使，很假的。我真正想看的正房和招待所却尚未开放，不过看到了蒋家做礼拜的小教堂，曾经豪华过。
回去的路上看到小吃咸酥鸡，就是油炸的鸡胸肉丁，没有想象的好吃。但是路边店门口巨大平底锅上的水煎包，长得格外可爱，一尝又异常美味。吃了个肉的又走回去再买了个菜的吃。（后来听说这其实是山东特产。）
接着走了不少路去迪化街，南货集中的地方。介绍上说这里“走?迪化街彷若走??史的?廊，?多商家?貌都保有「大正?期」的巴洛克式??建?。” 我是为了拍照去的，但事实上，这里很破旧，淹没在无数的南货摊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路上居然还有比“残废车”还要破的三轮车突突突地开。我刚才又查了下“大正?期”是什么玩意儿，原来是日本的皇帝年号，大约清末民初。奇怪，日本人搞什么巴洛克。
晚上我乘了地铁又乘公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淡水镇的渔人码头。这个码头停着不少船， 有个拉索人行跨港桥，灯光颜色转换，时而绿色，时而紫色。河边是一望无际的木栈道，面对漆黑而平静的淡水河，夜风吹拂，涛声阵阵，很舒服。
回到旅馆，已经半夜12点，第二天早上9点的飞机，我还没有整理行李。这时突然袭来的时差又害得我困得动弹不得，只好睡了一小会儿，很担心误了飞机，被台湾当局说成逾期不归，我就惨啦。醒后开始收拾，怎么样也装不下，急得要命。打电话到机场，说因为我的原出发地是美国，所以可以多一件行李，我的法宝蛇皮袋顿时派了用场。7点上了来接我的车，觉得好险。很快到了香港，不过从香港回上海的飞机却因为天气迟迟不开，到了晚上7点多才到家。这就是两岸不直航的坏处。
总算把台北之行流水账一样地写完了。感触下次写，因为那又可以是长篇大论了。
2005/09/19
葱油饼啊葱油饼(2005.9.18)
今天是星期天，发生了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第一次做了葱油饼，非常成功。
总共花了近4个小时，并引发了大楼的火警误报。警报器过于灵敏，这点油烟都要瞎起劲，好在只有几秒钟，就自动停止了，所以葱油饼的代价不是很高，没有使整幢楼的人撤离，也没有令老大从所在的22楼走到底楼。
我做的葱油饼真好吃啊！！！！！见图，第一张是下锅前，第二张是出锅后，第三张是被我咬了几口的某个特别幸福的饼，可见饼内层次分明，真是江湖高手专家级人士才做得出的极品葱油饼。
葱油饼做法
先做油酥：在一个碗里放油，再加面粉，大概一半对一半，但要保持液体状，然后加盐（和味精），可稍微咸一点，因为还要与面团混合，但也不要太咸。
切一些葱花，稍微多一点，否则就不叫葱油饼了。
然后和面，面团可以稍微软一些。生面粉要留一些，摊饼的时候要用。
从大面团上揪下一小团面，用擀面杖把它弄扁圆摊成饼，每个饼上均匀涂上油酥，撒上葱花，再卷起来，再摊薄涂上油酥，再卷起来摊薄成成饼。
在不粘锅里加油，加热后把饼放入，火不要太大，一面烘过后，再翻面，直至金黄。
至此，如果警报还没有响，你就可以安心在房间里吃极品葱油饼啦。(Eric你发扬光大啦!)
总共花了近4个小时，并引发了大楼的火警误报。警报器过于灵敏，这点油烟都要瞎起劲，好在只有几秒钟，就自动停止了，所以葱油饼的代价不是很高，没有使整幢楼的人撤离，也没有令老大从所在的22楼走到底楼。
我做的葱油饼真好吃啊！！！！！见图，第一张是下锅前，第二张是出锅后，第三张是被我咬了几口的某个特别幸福的饼，可见饼内层次分明，真是江湖高手专家级人士才做得出的极品葱油饼。
葱油饼做法
先做油酥：在一个碗里放油，再加面粉，大概一半对一半，但要保持液体状，然后加盐（和味精），可稍微咸一点，因为还要与面团混合，但也不要太咸。
切一些葱花，稍微多一点，否则就不叫葱油饼了。
然后和面，面团可以稍微软一些。生面粉要留一些，摊饼的时候要用。
从大面团上揪下一小团面，用擀面杖把它弄扁圆摊成饼，每个饼上均匀涂上油酥，撒上葱花，再卷起来，再摊薄涂上油酥，再卷起来摊薄成成饼。
在不粘锅里加油，加热后把饼放入，火不要太大，一面烘过后，再翻面，直至金黄。
至此，如果警报还没有响，你就可以安心在房间里吃极品葱油饼啦。(Eric你发扬光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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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6
费城监狱（2005.9.5写完）
2005年8月28日，在这个吉祥发财的日子里，我去了费城的一个监狱。
作为白道的老大，我大摇大摆地去视察这个业已停业作为古迹的监狱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走过若干树影婆娑的住宅区，就看到了这个城堡般的巨大黑灰色建筑，外墙上爬满藤蔓。
像我这种好人进监狱的入口不在正门，而在旁边一小门。正门大概是囚犯被押进去和被释放的通道。卖票的小姐先要我签一个协议，承认明知监狱的破落状况而入，万一发生意外纯属活该，呵呵。
这个1829年开张的监狱据说是当时最昂贵的建筑，居然还有自来水----那时候白宫还没来得及有自来水呢）！不过到了1971年，它就关门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破得一塌糊涂了。当初这个监狱有其重要意义：和以往的监狱不同，它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令人悔改。美国建国不久，在很多方面都做着制度上的大实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
从上面看下去，监狱是放射状的，连接在中心监视厅，每个长通道两边都是一个个小房间，实墙，不是铁栏杆。小房间里有可以辨认出的生锈床架、一个马桶和高高的小窗户。走在灰色通道里，感觉阴森森。这里墙皮油漆剥落，年久失修。开放参观的还算是状态好的，更多的地方连墙都倒下了，地上乱七八糟，看上去怪像动迁拆了一半的旧房子，样子很惨。
囚犯一人一间房，生活在绝对的孤立隔绝中。天窗的亮光是唯一的光源，来自老天，囚犯各自在囚室里劳动，再加上一本圣经----设立监狱的人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可以彻底反省一下，从此走上正途。这成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监狱的样板，包括中国。狄更斯则认为这种隔绝对人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根本起不到令人改过自新的效果。另外再加上监狱人满为患，单独劳动的生产效率又太低，到了1913年，这种宾州监狱系统终于被正式废弃了。
这个监狱显然是艺术家爱好的地方，要的就是这种阴郁另类的效果，作为同样有艺术气质的老大，完全可以理解。
据说以前监狱里有许多野猫出没，有个老头一个礼拜几次来此照顾这些野猫。后来，老头死了，野猫也没有了。为了纪念这件事，监狱的屋檐庭院有姿态各异的石膏白猫，叫做“鬼猫”，不经意一瞥中，就会看到它们。
第7号牢房有两层，站在上层平台看是最壮观的。近百间牢房内部都已毁损，充满灰尘泥土和锈蚀，墙上斑斑驳驳。但就在这里，有两位艺术家做了一个Pandemonium的艺术作品。每一间牢房里都有擀面杖一样的棒子自动敲击各种现有的物什，如破碗破盆破马桶、锈床锈柜等。所有敲击通过电线机关由一台计算机控制，轻重缓急，时响时轻，在阴潮充满霉味的空气中回荡着，好像囚犯的鬼魂在利用节拍无语地交流。
另外，Sting 曾大老远地跑来以这里的破墙破门为背景，拍了All This Time专辑的封面，Brad Pitt 等则到这里拍过一个电影叫Twelve Monkeys。
比较有趣的是Al Capone的牢房。他是二三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黑手党头子，生于纽约，活跃于芝加哥，在费城监狱小住了一阵，很多人说他其实是来此地避风头的，他的豪华牢房有东方地毯、书桌台灯、收音机，墙上还有油画。不过现在那里头的霉味呛得我咳嗽。就此而言，即使是做坏事，做老大也比做小喽?强。黑手党头目多半有点传奇性质，是矛盾的统一体：据说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溃后，他是第一个发救济食物的人。同样的，有一天我在历史频道看了杜月笙的生平传记，觉得很有意思，在中国抗战和内战的大背景中，更加曲折传奇，值得专门为他写一个blog。
监牢里有理发室、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厨房，现在都是破破的。我还看到了死囚犯的牢房，死囚多是最危险的犯人，所以防范更是严厉。牢房里发生了许多故事，有逃跑的企图、性压抑的简陋释放还有放风时的球类比赛。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其实是一处坍塌的牢房，天光从顶部渗下，而在尘土垃圾中长出了一棵爬藤植物，叶片差不多有荷叶那么大，枝繁叶茂，碧绿油亮，看了那么久的灰色和昏黄，我不禁为之一震。这个景象，好像有点寓意的。
这么大的监狱，那么多的牢房，来来往往这里曾经住过多少个囚犯。世事变迁，监狱已经废弃，那些人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和经历，在这里共同渡过郁闷的岁月。电影里看到，监狱里也有不少危险人物，结帮称派，弱肉强食。不过，这些都和这个破落的监狱一样被尘封了，至多成为陈列品和参观者的想象。
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演绎着社会阴暗的一面。要除暴安良主持公义、又要人道地对待囚犯，惩罚他们或是让他们改过自新―――要在这些多重目的中达到平衡是很难的，也许永远是不可能的。有些人怎么样也不会变成好人了，那就最好让他永远不要在出现在社会上。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个无辜的婴儿，是什么外因才让他变成这样的坏人呢，那就复杂了。
走出监狱，天也是阴的。不想径直回家，怕把霉气带回，我顺路就去了一家美国人开的有机食物的超市，看到色彩鲜艳的水果蔬菜，感觉顿时明朗健康很多。
最近我又恢复上载照片了，有关此监狱的照片在http://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album?.dir=75e7&.src=ph&store=&prodid=&.done=http%3a//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my_photos
台湾下次接着写，这次王家卫一下。
作为白道的老大，我大摇大摆地去视察这个业已停业作为古迹的监狱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走过若干树影婆娑的住宅区，就看到了这个城堡般的巨大黑灰色建筑，外墙上爬满藤蔓。
像我这种好人进监狱的入口不在正门，而在旁边一小门。正门大概是囚犯被押进去和被释放的通道。卖票的小姐先要我签一个协议，承认明知监狱的破落状况而入，万一发生意外纯属活该，呵呵。
这个1829年开张的监狱据说是当时最昂贵的建筑，居然还有自来水----那时候白宫还没来得及有自来水呢）！不过到了1971年，它就关门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破得一塌糊涂了。当初这个监狱有其重要意义：和以往的监狱不同，它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令人悔改。美国建国不久，在很多方面都做着制度上的大实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
从上面看下去，监狱是放射状的，连接在中心监视厅，每个长通道两边都是一个个小房间，实墙，不是铁栏杆。小房间里有可以辨认出的生锈床架、一个马桶和高高的小窗户。走在灰色通道里，感觉阴森森。这里墙皮油漆剥落，年久失修。开放参观的还算是状态好的，更多的地方连墙都倒下了，地上乱七八糟，看上去怪像动迁拆了一半的旧房子，样子很惨。
囚犯一人一间房，生活在绝对的孤立隔绝中。天窗的亮光是唯一的光源，来自老天，囚犯各自在囚室里劳动，再加上一本圣经----设立监狱的人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可以彻底反省一下，从此走上正途。这成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监狱的样板，包括中国。狄更斯则认为这种隔绝对人是一种可怕的折磨，根本起不到令人改过自新的效果。另外再加上监狱人满为患，单独劳动的生产效率又太低，到了1913年，这种宾州监狱系统终于被正式废弃了。
这个监狱显然是艺术家爱好的地方，要的就是这种阴郁另类的效果，作为同样有艺术气质的老大，完全可以理解。
据说以前监狱里有许多野猫出没，有个老头一个礼拜几次来此照顾这些野猫。后来，老头死了，野猫也没有了。为了纪念这件事，监狱的屋檐庭院有姿态各异的石膏白猫，叫做“鬼猫”，不经意一瞥中，就会看到它们。
第7号牢房有两层，站在上层平台看是最壮观的。近百间牢房内部都已毁损，充满灰尘泥土和锈蚀，墙上斑斑驳驳。但就在这里，有两位艺术家做了一个Pandemonium的艺术作品。每一间牢房里都有擀面杖一样的棒子自动敲击各种现有的物什，如破碗破盆破马桶、锈床锈柜等。所有敲击通过电线机关由一台计算机控制，轻重缓急，时响时轻，在阴潮充满霉味的空气中回荡着，好像囚犯的鬼魂在利用节拍无语地交流。
另外，Sting 曾大老远地跑来以这里的破墙破门为背景，拍了All This Time专辑的封面，Brad Pitt 等则到这里拍过一个电影叫Twelve Monkeys。
比较有趣的是Al Capone的牢房。他是二三十年代美国最著名的黑手党头子，生于纽约，活跃于芝加哥，在费城监狱小住了一阵，很多人说他其实是来此地避风头的，他的豪华牢房有东方地毯、书桌台灯、收音机，墙上还有油画。不过现在那里头的霉味呛得我咳嗽。就此而言，即使是做坏事，做老大也比做小喽?强。黑手党头目多半有点传奇性质，是矛盾的统一体：据说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溃后，他是第一个发救济食物的人。同样的，有一天我在历史频道看了杜月笙的生平传记，觉得很有意思，在中国抗战和内战的大背景中，更加曲折传奇，值得专门为他写一个blog。
监牢里有理发室、基督教堂、犹太教堂、厨房，现在都是破破的。我还看到了死囚犯的牢房，死囚多是最危险的犯人，所以防范更是严厉。牢房里发生了许多故事，有逃跑的企图、性压抑的简陋释放还有放风时的球类比赛。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其实是一处坍塌的牢房，天光从顶部渗下，而在尘土垃圾中长出了一棵爬藤植物，叶片差不多有荷叶那么大，枝繁叶茂，碧绿油亮，看了那么久的灰色和昏黄，我不禁为之一震。这个景象，好像有点寓意的。
这么大的监狱，那么多的牢房，来来往往这里曾经住过多少个囚犯。世事变迁，监狱已经废弃，那些人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和经历，在这里共同渡过郁闷的岁月。电影里看到，监狱里也有不少危险人物，结帮称派，弱肉强食。不过，这些都和这个破落的监狱一样被尘封了，至多成为陈列品和参观者的想象。
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演绎着社会阴暗的一面。要除暴安良主持公义、又要人道地对待囚犯，惩罚他们或是让他们改过自新―――要在这些多重目的中达到平衡是很难的，也许永远是不可能的。有些人怎么样也不会变成好人了，那就最好让他永远不要在出现在社会上。但是他曾经也是一个无辜的婴儿，是什么外因才让他变成这样的坏人呢，那就复杂了。
走出监狱，天也是阴的。不想径直回家，怕把霉气带回，我顺路就去了一家美国人开的有机食物的超市，看到色彩鲜艳的水果蔬菜，感觉顿时明朗健康很多。
最近我又恢复上载照片了，有关此监狱的照片在http://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album?.dir=75e7&.src=ph&store=&prodid=&.done=http%3a//pg.photos.yahoo.com/ph/gaohuan/my_photos
台湾下次接着写，这次王家卫一下。
2005/08/19
台北（二）阳明山历险记 (2005.8.18)
5月2日补休一天，我就去了阳明山。先乘捷运再乘公车。乘了很久，渐渐上山，到了某一站，突然车上的年轻人都下了车，原来这里是文化大学的所在。台湾年轻人好像戴眼镜的不少，大概蛮用功的。路上还看到一块牌子指向林语堂故居，可惜来不及去看看了。
一路上一直不太肯定到底是哪一站才是我的目的地，我就问同车的一位年纪不是很大的老太太，她很热心，说她也去阳明山，跟她走就好了。到了公车的终点站，那里有一辆阳明山游园公车，我事先做过调查，它在各主要景点都停一停，最后转回原地。我和她一同上了车，她话很多，跟我讲她去大陆，真喜欢那里等等。游园公车沿着山路开，说实话，没看见什么特别摄人心魄的美景，但我想美景大概藏在里面吧。她坚持叫我不要下车，一个人爬山很危险的，另一方面，我对这座山的大小没有概念，先都略看一遍，然后重点看哪里也可以心中有数。于是我和她就在车上绕着山从头到尾转了一圈。在一处，我看到一个地方，冒着烟----对呀，阳明山是火山，以温泉著名的，我想，等一会儿我要来拍照片。
大约45分钟后，回到目的地。她说她要回去了，原来她退休了没事，就这样来远足一番。她说，你现在也可以回台北了。我心里想，啊呀，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就笑说等会儿还是要再去转一圈。不过，我们都饿了，于是她就带我去一个她所熟知的小吃摊。山路边有若干简陋的小摊儿，甚至比我们以前复旦的小吃摊还要简陋。老太太一定要请我吃东西，我就盛情难却吃了一碗米线，蛮好吃的，呵呵。摊主是一个瘦瘦的老太太，很勤劳。旁边是一对老夫妻，那个老头一不小心把小椅子坐塌了，哈哈。坐在街上，吃着米线，耳旁是闽南话，空气有些硫磺味，旁边是尚未看得究竟的阳明山，我有一点点不敢相信，我现在是在台湾吗？感觉颇为复杂，此时此地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是陌生的，因为我极少在大排挡吃东西，但它的朴实同时又那么熟悉那么中国，尽管现在大陆为了市容，这种景象也越来越少了。邂逅这样一位热情的老太太，我觉得这一天开始得很有意思。我给她一张名片，欢迎她以后如果有机会来费城甚至上海来找我。
接着我又回到旅游巴士起点，买了一张通票，可以无限制地上下车。第一站是游客中心，我决定下去拿个地图简介之类的，结果很郁闷地发现它关门休息。只好等下一班车，等车时候碰到一对新加坡的年轻人，他们也要乘这车，但不知道车站具体在哪里（因为没有标识）---- 站在原来的下车处总不会错吧。
车终于来了，我们上了车。下一站是阳明书屋，是蒋介石在台湾亲自选址建造的最大“行馆”。我长了个心眼，问司机，今天那里开不开门。她说休息天大概不开，我又问那么从外面看得到房子吗？她说房子在里头，外面看不到。我归纳出来，那里除了警察和树以外，就看不到别的了，她回答说是的。我们的对话引起了车上一群妇女的大笑，她们是台湾一家银行的工会组织出来春游的。她们还听出来我不是本地人，我就告诉他们我来此的缘由。她们问我对台北印象如何，我就老老实实的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我的意思其实是台北有太多的地方令我感到熟悉，所以没什么特别的。她们听了又大笑，叫我和那对新加坡年轻人跟她们一起玩。不过后来因为她们要先去吃饭，我们就分开了。
下车到了第一个景点，竹子湖。我们都是走路的能手，就顺着路标去找这个竹子湖。原来以为，下车很快就到，没想到，走了20多分钟，影子都没有。问了路上卖马蹄莲（台湾称之为海芋）的老太太，她说竹子湖不是湖，是地名。以前这里有湖，现在没有了。我们已经走了那么多路，决定走到底，边走边进行着逻辑推理这到底怎么回事。山上开始起雾了，我心想不妙。
终于到了一处人比较多的所在，那里有许多凹下去的花田，种满了白色的马蹄莲。你可以下去自己采，然后付给花农钱。这时候雾已经很浓了，一片白茫茫的，白花绿叶，感觉很奥妙素雅。我越来越发现我是很务实无趣的人。男生想买点现成摘好的花给他的女朋友，又觉得太多，想和我和对半分，我坚决不肯：接下去还有这么多山路要走，手里拿规模这么大的花，纯粹是自找麻烦。那个男生还想把每个花田都看一遍。我昏倒，这才是第一个景点（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为了确保来得及看后面的景点，必须点到为止。好在那个女生在两项议题上都同意我，我渐渐掌握了旅程安排的主动权，当然，我也是想和他们作伴的，没想到阳明山居然这么荒。花农还挺有趣，还把白花喷成不同的颜色，可以假乱真。
我们就近找了一辆小巴士，开回我们游园公车的车站。小巴士挤得要命，和上海的可以媲美，飞驰在山路上。一路上祈祷着我们没有乘错车，不要错过站，等到看到那块熟悉的“竹子湖派出所”标志时，心才放下来。
下一站去了小油坑，这个地名不太高雅，但是蛮好玩的，乃一火山爆裂口，也就是我之前看到冒烟的地方。第二次去，我郁闷的发现，在浓浓的大雾中，根本看不见什么白烟。空气中的硫磺味很重，有着其特有的臭味。走近一看，小山坡有些地方是黄色的硫磺，喷气孔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摸上去是热的。观景台是面对空旷山谷的所在，大雾浓锁，能见度大概只有50厘米，我觉得自己泡在一碗米烧粥里。一黑一白两条狗在大雾中趴在湿漉漉的地上，看上去很安详。
接着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冷水坑，据说那里温泉温度比别处低，所以叫冷水坑。那里海拔低一些，雾好像薄一些。日式亭子下是“泡脚池”。石头都被硫磺染黄了，水是温的。旁边还有一男一女两座免费温泉。我跑到女温泉里去瞅了一眼，进门一墙的更衣室，旁边的水池里许多人在里头泡着，一目了然。我和我的同伴说，怎么这里没人管的？经过的一位妇女说，怎么没人管，你只要在身上搓一搓，管的人马上制止你。
我们跑出来，准备搭乘公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但以一秒之差错过了一班。他们分给我吃基隆的老油条，呵呵。“泡脚池”这个名字听上去傻，那种公用的感觉也脏兮兮的，但是我们为了打发这15分钟，最后决定还是脱了鞋袜，把脚放进去，反正那水是流动的，我们也已特意跑到最高处，确保自己在上游。哈哈，其实还是蛮滑稽的。
下一个景点就是擎天?，这是一片山上的广阔草原，作牧场用。我为看到羊的可能性而激动。但其实这里是养牛的地方。我们在上面走啊走，时不时大风吹过，把雾吹淡，我们就看得清楚一些。牛大概也都回去了，我们仅仅看见一坨坨的牛粪，呵呵。看见一个路标说 “绢丝瀑布1000米”， 想想1000米跑只要几分钟就好了，就算慢慢走过去也应该很快吧。我们在蜿蜒的山道和树丛中前进，这条路似乎人迹罕至，除了一开始偶尔看到几堆牛的痕迹以外。好几次走了许久，居然又看到一块牌子上书“绢丝瀑布1000米”，觉得上了大当，但已经回不去了。湿润的大雾和地上的青苔使不平的石地很滑，路旁的保护措施又似乎不很完备。我每一步走得都小心翼翼，但是无休无止的小心翼翼和机械运动令我时不时担心有个闪失。树林里很暗，天开始下起小雨，我们都一言不发地认真往前走，但还是滑了若干跤。有几个瞬间，我真的怀疑自己掉下去的话，是否就会留在台湾一去不复返了。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绢丝瀑布。绢丝瀑布顾名思义，就是细细的瀑布，没啥特别的。好了，瀑布看好了，我们绝望地想，难道还要原路返回吗？好在瀑布旁有一块警告牌，警告不要攀爬，以免山体滑坡。落款是公园管理处，还有电话号码。幸运的是我的美国手机拿到这里可以漫游，信号还很足。尽管是休息天，而且已经下午6点多了，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打电话去问。居然有人还在，告诉我们不用往回走，而是往前走15分钟就可以到公路上了，而且那段路是铺过的，比较好走。这下我们感觉绝处逢生，非常高兴。20分钟后看到大路，真开心，但立即发现我们又以几秒钟之差错过了一辆公车。这个地方叫菁山小镇，汽车站边有一个小饭店，路上有一条黄狗。我们在车站研究了路线图很久，还问了人，确保自己不会乘错车。半小时后，车来了，把我们送回了游园公车的出发地。
回去路上我又顺便去了士林夜市的一个室内市场。这次看到有些摊主在地上放几个巨大的塑料盆，水中是小乌龟。摊主给顾客筷子般的小木棍，给他们钓乌龟玩，于是水盆旁就蹲着一圈男人，年纪好像都还蛮轻的。这次我吃的东西包括“蚵仔煎”，就是蛋饼，但在摊饼的时候放了若干“蚵仔”一起煎，我觉得“蚵仔”就是厦门的“海蛎子”，退潮以后可见长在礁石上的贝壳类生物，也叫牡蛎。不过，沦落到与蛋饼为伍的大概是比较没出息的。整个市场里90％是各种小吃摊大排挡，大概有近百个，其规模令人激动。
阳明山据说是4月最美，那时候杜鹃花盛开。我去的时候正好错过，再加上重雾锁山，我基本上什么都没看见。不过现在回想，这还是很有趣一天，和以往一切都在我把握中的旅行很不一样，而且我还碰到有趣的人了。台湾如果要开放旅游，旅游信息和标识应该大力加强，就这一点而言，香港做得最好。像我这样的人，看地图的本领非常高强，找不到路就会更郁闷、浪费了时间会更沮丧。
一路上一直不太肯定到底是哪一站才是我的目的地，我就问同车的一位年纪不是很大的老太太，她很热心，说她也去阳明山，跟她走就好了。到了公车的终点站，那里有一辆阳明山游园公车，我事先做过调查，它在各主要景点都停一停，最后转回原地。我和她一同上了车，她话很多，跟我讲她去大陆，真喜欢那里等等。游园公车沿着山路开，说实话，没看见什么特别摄人心魄的美景，但我想美景大概藏在里面吧。她坚持叫我不要下车，一个人爬山很危险的，另一方面，我对这座山的大小没有概念，先都略看一遍，然后重点看哪里也可以心中有数。于是我和她就在车上绕着山从头到尾转了一圈。在一处，我看到一个地方，冒着烟----对呀，阳明山是火山，以温泉著名的，我想，等一会儿我要来拍照片。
大约45分钟后，回到目的地。她说她要回去了，原来她退休了没事，就这样来远足一番。她说，你现在也可以回台北了。我心里想，啊呀，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就笑说等会儿还是要再去转一圈。不过，我们都饿了，于是她就带我去一个她所熟知的小吃摊。山路边有若干简陋的小摊儿，甚至比我们以前复旦的小吃摊还要简陋。老太太一定要请我吃东西，我就盛情难却吃了一碗米线，蛮好吃的，呵呵。摊主是一个瘦瘦的老太太，很勤劳。旁边是一对老夫妻，那个老头一不小心把小椅子坐塌了，哈哈。坐在街上，吃着米线，耳旁是闽南话，空气有些硫磺味，旁边是尚未看得究竟的阳明山，我有一点点不敢相信，我现在是在台湾吗？感觉颇为复杂，此时此地的经历对我来说其实是陌生的，因为我极少在大排挡吃东西，但它的朴实同时又那么熟悉那么中国，尽管现在大陆为了市容，这种景象也越来越少了。邂逅这样一位热情的老太太，我觉得这一天开始得很有意思。我给她一张名片，欢迎她以后如果有机会来费城甚至上海来找我。
接着我又回到旅游巴士起点，买了一张通票，可以无限制地上下车。第一站是游客中心，我决定下去拿个地图简介之类的，结果很郁闷地发现它关门休息。只好等下一班车，等车时候碰到一对新加坡的年轻人，他们也要乘这车，但不知道车站具体在哪里（因为没有标识）---- 站在原来的下车处总不会错吧。
车终于来了，我们上了车。下一站是阳明书屋，是蒋介石在台湾亲自选址建造的最大“行馆”。我长了个心眼，问司机，今天那里开不开门。她说休息天大概不开，我又问那么从外面看得到房子吗？她说房子在里头，外面看不到。我归纳出来，那里除了警察和树以外，就看不到别的了，她回答说是的。我们的对话引起了车上一群妇女的大笑，她们是台湾一家银行的工会组织出来春游的。她们还听出来我不是本地人，我就告诉他们我来此的缘由。她们问我对台北印象如何，我就老老实实的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我的意思其实是台北有太多的地方令我感到熟悉，所以没什么特别的。她们听了又大笑，叫我和那对新加坡年轻人跟她们一起玩。不过后来因为她们要先去吃饭，我们就分开了。
下车到了第一个景点，竹子湖。我们都是走路的能手，就顺着路标去找这个竹子湖。原来以为，下车很快就到，没想到，走了20多分钟，影子都没有。问了路上卖马蹄莲（台湾称之为海芋）的老太太，她说竹子湖不是湖，是地名。以前这里有湖，现在没有了。我们已经走了那么多路，决定走到底，边走边进行着逻辑推理这到底怎么回事。山上开始起雾了，我心想不妙。
终于到了一处人比较多的所在，那里有许多凹下去的花田，种满了白色的马蹄莲。你可以下去自己采，然后付给花农钱。这时候雾已经很浓了，一片白茫茫的，白花绿叶，感觉很奥妙素雅。我越来越发现我是很务实无趣的人。男生想买点现成摘好的花给他的女朋友，又觉得太多，想和我和对半分，我坚决不肯：接下去还有这么多山路要走，手里拿规模这么大的花，纯粹是自找麻烦。那个男生还想把每个花田都看一遍。我昏倒，这才是第一个景点（虽然和想象的不一样），为了确保来得及看后面的景点，必须点到为止。好在那个女生在两项议题上都同意我，我渐渐掌握了旅程安排的主动权，当然，我也是想和他们作伴的，没想到阳明山居然这么荒。花农还挺有趣，还把白花喷成不同的颜色，可以假乱真。
我们就近找了一辆小巴士，开回我们游园公车的车站。小巴士挤得要命，和上海的可以媲美，飞驰在山路上。一路上祈祷着我们没有乘错车，不要错过站，等到看到那块熟悉的“竹子湖派出所”标志时，心才放下来。
下一站去了小油坑，这个地名不太高雅，但是蛮好玩的，乃一火山爆裂口，也就是我之前看到冒烟的地方。第二次去，我郁闷的发现，在浓浓的大雾中，根本看不见什么白烟。空气中的硫磺味很重，有着其特有的臭味。走近一看，小山坡有些地方是黄色的硫磺，喷气孔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摸上去是热的。观景台是面对空旷山谷的所在，大雾浓锁，能见度大概只有50厘米，我觉得自己泡在一碗米烧粥里。一黑一白两条狗在大雾中趴在湿漉漉的地上，看上去很安详。
接着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冷水坑，据说那里温泉温度比别处低，所以叫冷水坑。那里海拔低一些，雾好像薄一些。日式亭子下是“泡脚池”。石头都被硫磺染黄了，水是温的。旁边还有一男一女两座免费温泉。我跑到女温泉里去瞅了一眼，进门一墙的更衣室，旁边的水池里许多人在里头泡着，一目了然。我和我的同伴说，怎么这里没人管的？经过的一位妇女说，怎么没人管，你只要在身上搓一搓，管的人马上制止你。
我们跑出来，准备搭乘公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但以一秒之差错过了一班。他们分给我吃基隆的老油条，呵呵。“泡脚池”这个名字听上去傻，那种公用的感觉也脏兮兮的，但是我们为了打发这15分钟，最后决定还是脱了鞋袜，把脚放进去，反正那水是流动的，我们也已特意跑到最高处，确保自己在上游。哈哈，其实还是蛮滑稽的。
下一个景点就是擎天?，这是一片山上的广阔草原，作牧场用。我为看到羊的可能性而激动。但其实这里是养牛的地方。我们在上面走啊走，时不时大风吹过，把雾吹淡，我们就看得清楚一些。牛大概也都回去了，我们仅仅看见一坨坨的牛粪，呵呵。看见一个路标说 “绢丝瀑布1000米”， 想想1000米跑只要几分钟就好了，就算慢慢走过去也应该很快吧。我们在蜿蜒的山道和树丛中前进，这条路似乎人迹罕至，除了一开始偶尔看到几堆牛的痕迹以外。好几次走了许久，居然又看到一块牌子上书“绢丝瀑布1000米”，觉得上了大当，但已经回不去了。湿润的大雾和地上的青苔使不平的石地很滑，路旁的保护措施又似乎不很完备。我每一步走得都小心翼翼，但是无休无止的小心翼翼和机械运动令我时不时担心有个闪失。树林里很暗，天开始下起小雨，我们都一言不发地认真往前走，但还是滑了若干跤。有几个瞬间，我真的怀疑自己掉下去的话，是否就会留在台湾一去不复返了。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终于看到了绢丝瀑布。绢丝瀑布顾名思义，就是细细的瀑布，没啥特别的。好了，瀑布看好了，我们绝望地想，难道还要原路返回吗？好在瀑布旁有一块警告牌，警告不要攀爬，以免山体滑坡。落款是公园管理处，还有电话号码。幸运的是我的美国手机拿到这里可以漫游，信号还很足。尽管是休息天，而且已经下午6点多了，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医，打电话去问。居然有人还在，告诉我们不用往回走，而是往前走15分钟就可以到公路上了，而且那段路是铺过的，比较好走。这下我们感觉绝处逢生，非常高兴。20分钟后看到大路，真开心，但立即发现我们又以几秒钟之差错过了一辆公车。这个地方叫菁山小镇，汽车站边有一个小饭店，路上有一条黄狗。我们在车站研究了路线图很久，还问了人，确保自己不会乘错车。半小时后，车来了，把我们送回了游园公车的出发地。
回去路上我又顺便去了士林夜市的一个室内市场。这次看到有些摊主在地上放几个巨大的塑料盆，水中是小乌龟。摊主给顾客筷子般的小木棍，给他们钓乌龟玩，于是水盆旁就蹲着一圈男人，年纪好像都还蛮轻的。这次我吃的东西包括“蚵仔煎”，就是蛋饼，但在摊饼的时候放了若干“蚵仔”一起煎，我觉得“蚵仔”就是厦门的“海蛎子”，退潮以后可见长在礁石上的贝壳类生物，也叫牡蛎。不过，沦落到与蛋饼为伍的大概是比较没出息的。整个市场里90％是各种小吃摊大排挡，大概有近百个，其规模令人激动。
阳明山据说是4月最美，那时候杜鹃花盛开。我去的时候正好错过，再加上重雾锁山，我基本上什么都没看见。不过现在回想，这还是很有趣一天，和以往一切都在我把握中的旅行很不一样，而且我还碰到有趣的人了。台湾如果要开放旅游，旅游信息和标识应该大力加强，就这一点而言，香港做得最好。像我这样的人，看地图的本领非常高强，找不到路就会更郁闷、浪费了时间会更沮丧。
2005/08/15
台北（一）2005.8.14
最近我太忙啦，已经很久没有写blog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问题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太多的事是以不了了之而结束的，或者永远地悬而未决。所以，我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我才可以正式关上那一段未有记录的生活的抽屉。
4月29日，我终于飞向台北。台湾对于生在大陆的老百姓来说，是个陌生而熟悉的地方。小学语文书里讲阿里山日月潭多么美，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台流行歌曲都很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琼瑶或表现家庭亲情爱情的电视剧哭哭闹闹地霸占了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同时，台湾在政治上和祖国统一的意义上，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两岸间有很多隔阂。所以，感觉台湾很近也很远。听了很多，就是去不了。
我在芝加哥和东京一共转了两次机----漫长的旅途令人劳累，但是我时不时就突然很兴奋，我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去看看台湾到底什么样，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不带成见地去见识一下。我去的时候赶上国民党主席连战地去大陆访问，我自说自话地觉得我去台湾简直跟他的访问交相辉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0日晚上10点多，我终于到了台北。机场的英文名字是蒋介石机场，中文其实是中正机场，“中正”其实是他的名，“介石”是他的字。机场比我想象的旧而小，跟香港机场或上海浦东机场不可同日而语。这么晚了，空气还热烘烘的，到酒店一路上黑漆漆的，都是矮山。我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终于驶进市区，依然不是我想象的霓虹闪烁的样子，街上也没有许多人。我潜意识以为台北和香港差不多，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唯一印证我印象的是，每走三五步，就可以看见一个银行。我知道台湾的银行实在很多（50多个本土银行），造成了过度竞争的局面，政府正在试图改革，争取把数目减半。
所住的晶华酒店从外面上看就是一个大方盒子，不过里面很豪华。ATM机出来的是台币，100元的颜色红红的，跟人民币差不多，呵呵。我去便利店买了一个热茶叶蛋、一根雪糕和内容丰富的碗面。哈哈，我很高兴看到收银台边煮着茶叶蛋的电饭锅，让我想到上海。到底都是中国人，饮食习惯还是差不多的。这里似乎有无数人骑摩托车，胆子很大，速度很快，即使绿灯，我也要很小心地穿马路才行。我想起来，以前有一个台湾人自豪地对我说，“我是台湾人，我穿马路从来只看车，不看灯，哈哈。”
第二天五一劳动节星期天，我就四处走走。看看地图，酒店所在离台北的政治机关很近，很好奇，决定去参观一下。
走到中山北路上，沿街的房子普普通通，但是有门廊――这也是厦门的特色，大概是为了适应这里炎热的气候，可以为行人遮阳，也为房子里的人提供一些缓冲。行道树颇为茂密，人行道边停满了摩托车，车牌上俨然写着“台湾省”，老伯伯摆着摊卖玉兰花和香烟。
往南走过一系列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大路如南京东路和长安东路，路越走越宽，街上人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周末，没有人来上班吧。终于，我看到了第一个政治机构“监察院”，一幢白色的西式古迹房屋。紧接着是“立法院”，每每看到新闻里立委争斗的热闹，今日见到其所在，只是一土黄色双层砖建筑，门口有一保安站岗，不起眼地让人吃惊。然后再是“教育部”，方方正正的样子。有着郁郁葱葱花园的台大医院旁有一幢11层大楼，上面飘满青天白日旗，还有巨幅标语：原来这就是国民党总部了。国民党总部正前方有一个庙一样的建筑，大路的那一头尽头则是“总统府”。
去“总统府”的路上，有一个“二二八”公园。我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电影（梁朝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共产党员）之前，对“二二八事件”一无所知：1947年2月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起治安事件的处理失当引发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反抗运动，3月份被镇压。长期以来这是禁忌，近年来，台湾政治演变，这才成了可以谈及的话题。在看过“二二八”纪念碑后，我逛到了边上的台湾博物馆，可惜因为整修而不对外开放。饿了就去了馆前街一家小店吃牛肉面。我和旁边一位模样淳朴和气的中年妇女搭讪，她一听我是上海的，就说我不像大陆来的。我就问她，大陆来的人应该什么样子的？她指着自己的脸摇摇头，她大概是想说，大陆人的形象都不好吧。虽然我知道她对我的评论是好意的，这显然是对大陆人的一个简单化的误解。没有去过大陆的台湾人在哪里能看到大陆人？马路上不多，只有电视里：电视里的大陆人主要是政府官员，讲到台湾问题时自然多半很严厉；另外还可能看到偷渡来台湾被抓到的人，形象一定不讨人喜欢。最后，我建议她有空去大陆旅游一下（顺便可以看看普通人的样子）。
吃完牛肉面，我原路返回，去看陈水扁的所在。“总统府”是日本统治时期所建，1946年重建后为庆祝蒋介石60岁生日就叫做“介寿馆”，门口站着三四个戴着白头盔的卫兵。“总统府”平常开放给公众参观，但大陆人士除外，所以阿拉就在外面看看喽。很难说这座粉红色的建筑是什么风格，据说从其「日」字型建筑平面的安排及正门入口朝东（向日）的 设计，代表了日本帝国设计思想，但同时其装饰结构又颇为繁复，好像又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的味道。据说这叫折中主义。气势庞大，但我觉得有些不伦不类。附近还有“外交部”，那段时间正好陈水扁去太平洋一小国外交去了，电视里看到，实在有些好笑。这是后话。
接着我走去中正纪念堂，也就是纪念蒋介石的所在，台湾尊之为“蒋公”。先看到雪白蓝顶的牌楼建筑，上书“大中至正”，后面是一片大广场，正对着中正纪念堂。广场左右两座一摸一样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据说和北京的太和殿很像，但是太和殿什么样我已经忘记了），分别挂着“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 ”的牌子。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很多人穿着彩色背心，打着彩旗，正在集会游行。学生反对学费涨价，而工会成员腰间绑着饮用水的空桶，派着铜鼓的用场。白墙蓝顶的八角形中正纪念堂本身的造型颇像北京的天坛，坐东面西，遥望大陆。89级台阶表示蒋介石的寿命，台阶中间是常见于中国宫殿庙堂的御路，不能走。进了纪念堂，正堂中有巨大蒋介石坐像，背后墙上写着“民主伦理科学”，像美国林肯纪念堂的布局。两旁有头戴白头盔手拿刺刀的白衣卫兵一动一动地站岗，我问工作人员，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笑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接着看。果然，从旁边又出来三个同样装扮的兵，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每一步，脚都在半空中放半天，手臂向前举与肩平。时不时把刺刀换手，动作好像很花，由于脚步很慢，看上去挺滑稽。最后终于完成了仪仗兵交接，据说一小时换一次。纪念堂的陈列都是关于蒋介石的文物。有两辆漆黑发亮的凯迪拉克，是他的专车。（我突然想起来要给每个小喽?发一辆凯迪拉克的美好理想和庄重诺言。）在史料图片展中，我觉得颇为有趣的是，讲起抗日战争时，共产党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内战更是一字不提，抗战胜利后就一下跳到了台湾遥望大陆。看来，带有立场观点的历史，无论出在谁手，都是不可全信的东西。
出得中正纪念堂，我去乘地铁，叫做捷运。途中有几个站都叫“忠孝XX”的，我就想到很早以前童安格的一首歌，第一句就是“走在忠孝东路”。到了国父纪念馆，也就是纪念孙中山的所在，四方形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黄色屋顶，飞翘的屋檐。里头也有孙中山的大坐像，还有仪仗兵的交接。文物陈列室一角有三位老人讲着上海话，我假意过去看陈列，却在偷听他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就转过头用上海话对他们说，老伯伯你们是上海来的啊？你们略微吃了一惊，但随即就和我说话，还问我住在上海哪里，还说这里上海人很多的。他们多半是国民党的老兵，当时选择来了台湾…..历史很大程度是人造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它是怎样沉重而不可预知的东西，不论是对重要历史人物或是不同老百姓而言，都巨大改变着命运，而人只有一辈子。就建筑和保养程度而言，国父没有蒋公气派大。从国父纪念馆可以看到新落成的台北101大楼，共101层，是世界第一高楼。这幢大楼没有什么高的邻居，而香港和浦东的高楼则比较密集或至少错落有致。
晚上，我去了士林夜市。这个地方真有意思。许多条狭窄小街，两边开满小店和摆满地摊，更有甚者，有时候马路中间也摆着地摊。我对服装和小玩意儿没什么兴趣，有趣的是小吃：应有尽有的卤内脏及鸭翅鸡爪等（你要吃什么就指一指，摊主就把它放在铁板上撒上调料和油烙一烙）、士林大香肠（红色的大肉肠油光光，在灯光下看来特别诱人）、大肠包小肠（香肠外包着一层糯米一起烤）、大饼包小饼（面饼皮里包着油炸过的酥?，有咸有甜，如芝麻花生咖喱口味）、猪血糕（名字怪吓人的，由猪血和糯米做成，很有咬头，好吃）、青蛙下蛋（粉圆飘在一种冻状液体中，液体中还有片片柠檬――这是台湾的特色甜食，可惜它的名字让我想到初中做的解剖癞蛤蟆的生物实验，那只遭我毒手的可怜蟾蜍有着一肚子黑色的籽，所以我就不想吃这个青蛙下蛋了）、甜不辣（其实是鱼饼，口感很好像鱼丸，但是是方的――后来才知道这源自日本的Tempura天妇罗，虽然Tempura应该是蔬菜或海鲜包了面粉在油里狠炸的结果）。有一种源自中东的东西叫沙威玛，一大堆鸡肉穿在一根柱子上转着被烤，摊主时不时用刷子刷点调味品上去，要吃的话他就帮你割肉，夹在面包里，这个我没有尝试。在拥挤的路中间看到一对母子，手工做着花生糕和芝麻糕：他们把糯米放到圆筒状的木头模子里，再放一勺花生粉，压实，再用镊子把它夹出来就成了，吃上去香喷喷。还有个老头在马路中间卖水果，有一种没见过，小小的，绿皮粉红穰，吃上去没什么味道。他用台语回答我，我也没听懂。后来同事告诉我，这叫土芭乐。我还看到一个老头在卖槟榔，显然他不是西施。
在小吃的重重包围下，我一路走一路吃，来到一个妈祖庙，叫做慈诚宫，晚上香火还很好。有趣的是庙里一袋袋的米堆得高高的，大概是善男信女捐的，庙对面搭了临时舞台和座位，上写某某歌唱艺术团大公演，一男一女在上面唱台语歌和邓丽君的歌，不过好像没什么听众。这里真是民俗得不得了。我在路边小摊又坐下来吃了一碗高雄肉圆，很像煮得很烂的肉汤团，我还要了一大把香菜。
这时候我的时差反应出现了，就很困很困地回到旅馆，进了房间后就动弹不得，半夜才醒过来，精神又好起来。这就是初到台北的流水帐，一半政治景点，一半大吃小吃。感触以后再说。
4月29日，我终于飞向台北。台湾对于生在大陆的老百姓来说，是个陌生而熟悉的地方。小学语文书里讲阿里山日月潭多么美，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港台流行歌曲都很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琼瑶或表现家庭亲情爱情的电视剧哭哭闹闹地霸占了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同时，台湾在政治上和祖国统一的意义上，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两岸间有很多隔阂。所以，感觉台湾很近也很远。听了很多，就是去不了。
我在芝加哥和东京一共转了两次机----漫长的旅途令人劳累，但是我时不时就突然很兴奋，我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去看看台湾到底什么样，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不带成见地去见识一下。我去的时候赶上国民党主席连战地去大陆访问，我自说自话地觉得我去台湾简直跟他的访问交相辉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0日晚上10点多，我终于到了台北。机场的英文名字是蒋介石机场，中文其实是中正机场，“中正”其实是他的名，“介石”是他的字。机场比我想象的旧而小，跟香港机场或上海浦东机场不可同日而语。这么晚了，空气还热烘烘的，到酒店一路上黑漆漆的，都是矮山。我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终于驶进市区，依然不是我想象的霓虹闪烁的样子，街上也没有许多人。我潜意识以为台北和香港差不多，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唯一印证我印象的是，每走三五步，就可以看见一个银行。我知道台湾的银行实在很多（50多个本土银行），造成了过度竞争的局面，政府正在试图改革，争取把数目减半。
所住的晶华酒店从外面上看就是一个大方盒子，不过里面很豪华。ATM机出来的是台币，100元的颜色红红的，跟人民币差不多，呵呵。我去便利店买了一个热茶叶蛋、一根雪糕和内容丰富的碗面。哈哈，我很高兴看到收银台边煮着茶叶蛋的电饭锅，让我想到上海。到底都是中国人，饮食习惯还是差不多的。这里似乎有无数人骑摩托车，胆子很大，速度很快，即使绿灯，我也要很小心地穿马路才行。我想起来，以前有一个台湾人自豪地对我说，“我是台湾人，我穿马路从来只看车，不看灯，哈哈。”
第二天五一劳动节星期天，我就四处走走。看看地图，酒店所在离台北的政治机关很近，很好奇，决定去参观一下。
走到中山北路上，沿街的房子普普通通，但是有门廊――这也是厦门的特色，大概是为了适应这里炎热的气候，可以为行人遮阳，也为房子里的人提供一些缓冲。行道树颇为茂密，人行道边停满了摩托车，车牌上俨然写着“台湾省”，老伯伯摆着摊卖玉兰花和香烟。
往南走过一系列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大路如南京东路和长安东路，路越走越宽，街上人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周末，没有人来上班吧。终于，我看到了第一个政治机构“监察院”，一幢白色的西式古迹房屋。紧接着是“立法院”，每每看到新闻里立委争斗的热闹，今日见到其所在，只是一土黄色双层砖建筑，门口有一保安站岗，不起眼地让人吃惊。然后再是“教育部”，方方正正的样子。有着郁郁葱葱花园的台大医院旁有一幢11层大楼，上面飘满青天白日旗，还有巨幅标语：原来这就是国民党总部了。国民党总部正前方有一个庙一样的建筑，大路的那一头尽头则是“总统府”。
去“总统府”的路上，有一个“二二八”公园。我看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电影（梁朝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共产党员）之前，对“二二八事件”一无所知：1947年2月底，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一起治安事件的处理失当引发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反抗运动，3月份被镇压。长期以来这是禁忌，近年来，台湾政治演变，这才成了可以谈及的话题。在看过“二二八”纪念碑后，我逛到了边上的台湾博物馆，可惜因为整修而不对外开放。饿了就去了馆前街一家小店吃牛肉面。我和旁边一位模样淳朴和气的中年妇女搭讪，她一听我是上海的，就说我不像大陆来的。我就问她，大陆来的人应该什么样子的？她指着自己的脸摇摇头，她大概是想说，大陆人的形象都不好吧。虽然我知道她对我的评论是好意的，这显然是对大陆人的一个简单化的误解。没有去过大陆的台湾人在哪里能看到大陆人？马路上不多，只有电视里：电视里的大陆人主要是政府官员，讲到台湾问题时自然多半很严厉；另外还可能看到偷渡来台湾被抓到的人，形象一定不讨人喜欢。最后，我建议她有空去大陆旅游一下（顺便可以看看普通人的样子）。
吃完牛肉面，我原路返回，去看陈水扁的所在。“总统府”是日本统治时期所建，1946年重建后为庆祝蒋介石60岁生日就叫做“介寿馆”，门口站着三四个戴着白头盔的卫兵。“总统府”平常开放给公众参观，但大陆人士除外，所以阿拉就在外面看看喽。很难说这座粉红色的建筑是什么风格，据说从其「日」字型建筑平面的安排及正门入口朝东（向日）的 设计，代表了日本帝国设计思想，但同时其装饰结构又颇为繁复，好像又有巴洛克和文艺复兴的味道。据说这叫折中主义。气势庞大，但我觉得有些不伦不类。附近还有“外交部”，那段时间正好陈水扁去太平洋一小国外交去了，电视里看到，实在有些好笑。这是后话。
接着我走去中正纪念堂，也就是纪念蒋介石的所在，台湾尊之为“蒋公”。先看到雪白蓝顶的牌楼建筑，上书“大中至正”，后面是一片大广场，正对着中正纪念堂。广场左右两座一摸一样的中国宫殿式建筑（据说和北京的太和殿很像，但是太和殿什么样我已经忘记了），分别挂着“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 ”的牌子。正好是五一劳动节，很多人穿着彩色背心，打着彩旗，正在集会游行。学生反对学费涨价，而工会成员腰间绑着饮用水的空桶，派着铜鼓的用场。白墙蓝顶的八角形中正纪念堂本身的造型颇像北京的天坛，坐东面西，遥望大陆。89级台阶表示蒋介石的寿命，台阶中间是常见于中国宫殿庙堂的御路，不能走。进了纪念堂，正堂中有巨大蒋介石坐像，背后墙上写着“民主伦理科学”，像美国林肯纪念堂的布局。两旁有头戴白头盔手拿刺刀的白衣卫兵一动一动地站岗，我问工作人员，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笑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接着看。果然，从旁边又出来三个同样装扮的兵，一步一步地走上前来，每一步，脚都在半空中放半天，手臂向前举与肩平。时不时把刺刀换手，动作好像很花，由于脚步很慢，看上去挺滑稽。最后终于完成了仪仗兵交接，据说一小时换一次。纪念堂的陈列都是关于蒋介石的文物。有两辆漆黑发亮的凯迪拉克，是他的专车。（我突然想起来要给每个小喽?发一辆凯迪拉克的美好理想和庄重诺言。）在史料图片展中，我觉得颇为有趣的是，讲起抗日战争时，共产党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内战更是一字不提，抗战胜利后就一下跳到了台湾遥望大陆。看来，带有立场观点的历史，无论出在谁手，都是不可全信的东西。
出得中正纪念堂，我去乘地铁，叫做捷运。途中有几个站都叫“忠孝XX”的，我就想到很早以前童安格的一首歌，第一句就是“走在忠孝东路”。到了国父纪念馆，也就是纪念孙中山的所在，四方形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黄色屋顶，飞翘的屋檐。里头也有孙中山的大坐像，还有仪仗兵的交接。文物陈列室一角有三位老人讲着上海话，我假意过去看陈列，却在偷听他们，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就转过头用上海话对他们说，老伯伯你们是上海来的啊？你们略微吃了一惊，但随即就和我说话，还问我住在上海哪里，还说这里上海人很多的。他们多半是国民党的老兵，当时选择来了台湾…..历史很大程度是人造的，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它是怎样沉重而不可预知的东西，不论是对重要历史人物或是不同老百姓而言，都巨大改变着命运，而人只有一辈子。就建筑和保养程度而言，国父没有蒋公气派大。从国父纪念馆可以看到新落成的台北101大楼，共101层，是世界第一高楼。这幢大楼没有什么高的邻居，而香港和浦东的高楼则比较密集或至少错落有致。
晚上，我去了士林夜市。这个地方真有意思。许多条狭窄小街，两边开满小店和摆满地摊，更有甚者，有时候马路中间也摆着地摊。我对服装和小玩意儿没什么兴趣，有趣的是小吃：应有尽有的卤内脏及鸭翅鸡爪等（你要吃什么就指一指，摊主就把它放在铁板上撒上调料和油烙一烙）、士林大香肠（红色的大肉肠油光光，在灯光下看来特别诱人）、大肠包小肠（香肠外包着一层糯米一起烤）、大饼包小饼（面饼皮里包着油炸过的酥?，有咸有甜，如芝麻花生咖喱口味）、猪血糕（名字怪吓人的，由猪血和糯米做成，很有咬头，好吃）、青蛙下蛋（粉圆飘在一种冻状液体中，液体中还有片片柠檬――这是台湾的特色甜食，可惜它的名字让我想到初中做的解剖癞蛤蟆的生物实验，那只遭我毒手的可怜蟾蜍有着一肚子黑色的籽，所以我就不想吃这个青蛙下蛋了）、甜不辣（其实是鱼饼，口感很好像鱼丸，但是是方的――后来才知道这源自日本的Tempura天妇罗，虽然Tempura应该是蔬菜或海鲜包了面粉在油里狠炸的结果）。有一种源自中东的东西叫沙威玛，一大堆鸡肉穿在一根柱子上转着被烤，摊主时不时用刷子刷点调味品上去，要吃的话他就帮你割肉，夹在面包里，这个我没有尝试。在拥挤的路中间看到一对母子，手工做着花生糕和芝麻糕：他们把糯米放到圆筒状的木头模子里，再放一勺花生粉，压实，再用镊子把它夹出来就成了，吃上去香喷喷。还有个老头在马路中间卖水果，有一种没见过，小小的，绿皮粉红穰，吃上去没什么味道。他用台语回答我，我也没听懂。后来同事告诉我，这叫土芭乐。我还看到一个老头在卖槟榔，显然他不是西施。
在小吃的重重包围下，我一路走一路吃，来到一个妈祖庙，叫做慈诚宫，晚上香火还很好。有趣的是庙里一袋袋的米堆得高高的，大概是善男信女捐的，庙对面搭了临时舞台和座位，上写某某歌唱艺术团大公演，一男一女在上面唱台语歌和邓丽君的歌，不过好像没什么听众。这里真是民俗得不得了。我在路边小摊又坐下来吃了一碗高雄肉圆，很像煮得很烂的肉汤团，我还要了一大把香菜。
这时候我的时差反应出现了，就很困很困地回到旅馆，进了房间后就动弹不得，半夜才醒过来，精神又好起来。这就是初到台北的流水帐，一半政治景点，一半大吃小吃。感触以后再说。
2005/06/12
多元化培训（2005.6.11）
谁说美国不做思想政治工作？中国有党员先进性教育，美国有多元化培训，即所谓Diversity Training。就像党员教育要不停地进行，多元化培训每年也要不停地进行，态度要认真，不得请假，不得迟到早退，不得三心二意，因为这是政治态度的考量。
4月14日和15日两天，我“脱产” 去参加Diversity Training。Diversity 是多元化的意思， 在美国的具体国情下，这特指使各种人口在社会上获得平等代表与权利的努力。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历史上奴隶制遗留下的种族歧视问题，经过那么多年，自然是改善了许多，但依然是存在的，某些社会现象依然是它的后果。另外，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是Diversity Training的重要课题之一。经过培训，我发现多元化要比这些还要复杂得多， 而其本身又有问题，我颇有感想。
在培训之前，我略看了给我们的资料：据统计，员工多样化的公司的业务表现上比构成单一（白人男性）的要好；我想，从概率上讲，如果公司扩大选择范围，选到好人才的概率自然也大，多多少少和公司业绩有关。另外资料又举例说明，在两家其它条件都相同的公司竞标的时候，标主比较了其员工多元化情况，结果多元化做得好的那一家中了标。于是，得出结论，员工多样化对公司业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看了，对多元化动机的表述产生了怀疑：说了半天，听上去目标是股东利益。如果平等是天赋的，而这种平等被历史上的事件扭曲，现在就是要把扭曲摆平，尽可能地做到平等，这应该是不带什么功利动机在内的。由于社会大气候如此，多元化成了考核公司的指标之一，做得好的公司有好处；但如果没有这种大气候，多元化无利可图，难道就不需要为平等做出努力了吗？不过，公司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利益驱动的组织，其包含的非盈利元素，如支持社区建设、公益基金、保护环境之类的，虽然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依然和公司形象及税务考虑有关，所以也不是那么单纯的。然而，平等应该是由原则驱动而非利益驱动，这与公司并非天生一对。不过，还是有办法调和的：现实地说，利益驱动比原则驱动往往有效地多，比如说，允许工厂互相买卖污染指标，是一种灵活的手段，比硬性规定更有效地鼓励工厂保护环境。有点讽刺的是，有些崇高的事情，在具体操作上要有灵活的手段，协调各方的动机，才方便达到崇高的目的。
两天的培训，是Workshop形式的，大家围坐一圈，与两位指导者互动。或分小组组内讨论。其他的受训者都是我们银行各部门的人，报了这两天的名。指导者一位是黑人老头，另一位是中年白人妇女，后来自爆是同性恋，他们开的这个公司就是专门为人做这种多元化培训的。
一开始，我们围成一个圈，大家可以自愿上前一步，自报某种身份，对之有认同的人也上前一步。于是大家走上前又退后的，忙得很。当一个非裔女子上前自称“有色妇女” (Woman of color), 我一瞬间犹豫了一下，居然没有上前。这一活动结束后，我们对之自由评论。我就忍不住说，我不在美国长大，而在中国国内，皮肤颜色从来就不是自己身份认知的一部分，什么叫Woman of color?! 难道白色不是颜色吗？真奇怪！说实话，我一直就觉得自己首先是人（也许有些时候是小毛羊），然后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想过自己是什么颜色的；而到了美国， 我对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也很明确，对于某些事情，我选择性地入乡随俗或者避尔远之。
当我们被启蒙了自己的身份以后，指导者要大家讲讲生活中似乎和歧视有关的事例，我趁机发了一通牢骚：美国机场安检人员看你拿哪国护照而决定要不要来彻底搜查，这就是歧视外国人嘛！不过这个指导人为了要达到她的效果，想引导我说当时感觉很沮丧无助。结果被我否认，我当时其实是阿Q般地想，以后美国人来中国，也来这样试试看。谁怕谁？呵呵。
经过第一天的教育，我变成了一切主要歧视类型中的受害者：女性、有色人种, 属于受支配群体，另外，我在公司还资历浅、不信教、未婚、英语不是母语……我原来只是觉得美国政策有时候对外国人态度不友好，这下意识到了我被无数座大山重压，我的悲惨可怜真是夸张啊。看来我平时觉悟太差，还一直觉得自己是独立特行的老大。我觉得自己是旁观者，观察到Yale学生黑人比例很低，即使有，还很可能不是美国人。我也观察到无家可归者中黑人比例高。还有一天，电梯里碰到一个黑人，还一副绅士打扮，一见我进去，就很气愤地说，“为什么人们一见到我就要乱下判断？！什么白人、什么亚洲人......上帝把他们都送到地狱里去吧，越快越好！”，然后他的楼层到了，他就出去了。我的结论是种族歧视导致了没有理由的仇恨。
这一天结束前，指导者叫我们每人写个小纸条，再写个有关事例。我就简要地写了春节的鸡脚事件，呵呵。第二天，我们分小组，抽纸条，表演小品。我们抽中的纸条就是要表演“不尊重别国的文化饮食习惯, 发表了不适当的评论。”哈哈，原来这就源自我的纸条。大家表演结束后，又是自由评论，我就简要地告诉了大家鸡脚事件的缘由和我的看法。其实我这个懒人并不是最喜欢吃鸡脚，但这是原则问题，所以我觉得值得小题大做。显然，某些人把中国人吃鸡脚和野蛮未开化划等号是非常错误的。有个挪威人也说他吃挪威的“鱼布丁”的时候，同事的反应令他很不爽。
对于同性恋的容忍也是多元化培训的一部分内容。地上被划成四块，表示对这一问题不同程度的认知和容忍程度，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站到相应的地盘里去。我自认对同性恋持有相当平和的态度，他们有选择自己幸福的自由，我为什么要说三道四呢？所以我站到了对同性恋比较没问题、认知比较成熟的那一块，发现站在这一块的人不多。那个老头指导叫大家观察站在各区域的人各有什么特点。结论是站在我这一块的全是“Women of color”，他暗示，因为我们都是受歧视的，所以对其他受歧视的人群比较同情。那个挪威人指出，“Huan刚才说不觉得自己是Women of color”。说得好，这种结论真是莫名其妙，我的看法跟我皮肤的颜色有什么关系？！
我接着探讨性地问“基督教的教育和对同性恋的偏见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这比和肤色的联系大多了。没想到，这个问题引来了激烈的争议。一个女的正色反驳说，她在天主教学校长大，因此个人选择不做同性恋，但她对别人同性恋没有歧视。好几个女的也激动地随声附和。显然，一旦宗教信仰被扯进来，逻辑、讨论、思考立刻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她的问答不就正说明了宗教信仰和对同性恋的看法有关系？虽然那种关系不一定就等于歧视。我和她们辩论了一会儿，指出人脑是白纸，受的教育和看法没有关系才怪。那个自己也是女同性恋的指导者不同意我的看法，总结说，“上帝和歧视同性恋是没有关系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但她随即不许我再说了，说一旦牵涉到宗教，就说不完了。我很不甘心地反驳，“基督教和同性恋问题没有关系？我看美国的政治可不是这样的嘛！”她和众人就说, “ 政治不一样，我们不谈政治。”
依我之见，多元化培训最缺的一块就是允许讨论上帝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的作用和角色。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家，但我在国内的时候，倒还觉得基督教蛮有趣蛮美的。到了美国，由于政治的宗教化，又见识了言行不一致的教徒，甚至还有道德败坏的（如猥亵儿童的天主教父和包庇他们的教会），我反而觉得教条和民主是相违背的，而信仰是虚伪的 。不过，在美国的现行条件下，这方面的讨论显然是属于“不能讲”的范畴。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逝世的时候，历数他的主要事迹，其中之一就是他协助了波兰共产主义的倒掉。我问天主教的同事，政治和宗教应该分开，教皇为什么要牵涉政治？他回答说，他没有直接参与，只是间接影响而已。我又问，他干吗要去反对共产主义呢？他回答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啊。我说，是无神论就要推翻啦？！这个动机倒是蛮奇怪，照这种逻辑，天主教还应该去推翻其他宗教派别占主导力量的国家政权，而不是争取宗教和解。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里瞎说。什么叫政治上正确？很明显，在美国，你最好别怀疑上帝的存在，也不要怀疑宗教有什么消极作用，即使泛指所有宗教，基督教的人就要跳起来。
到了第二天下午，大家已经讨论不动了，反复地讨论性别和肤色问题，搞得有点上纲上线的，开头还新鲜，这下没有激情了。我原来有许多智慧的发言，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到了最后，我也懒得说了。到底是周五啦！所有人都看着手表。
总结一下，多元化培训是必要的，特别是很多白人男性，他们看了很多统计数字，都吓了一跳。大家都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晓得了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但同时，培训本身有把什么事情都往框框里硬套之嫌，这样也不好。另外，某些问题被胆小或盲目地躲开了。没有开明的态度，生活在想象出来的世界是没用的。不能追究来源，讨论也是白讨论。但这也许不是培训的问题，这是美国当今政治宗教化的问题。我觉得，那些基于教条而反堕胎甚至反避孕、反对干细胞研究的人，都在把自己的信仰强加所有人，用或然的、未成形的生命去妨碍现世生命的存在及质量，他们才是在害人呢。
4月14日和15日两天，我“脱产” 去参加Diversity Training。Diversity 是多元化的意思， 在美国的具体国情下，这特指使各种人口在社会上获得平等代表与权利的努力。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历史上奴隶制遗留下的种族歧视问题，经过那么多年，自然是改善了许多，但依然是存在的，某些社会现象依然是它的后果。另外，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是Diversity Training的重要课题之一。经过培训，我发现多元化要比这些还要复杂得多， 而其本身又有问题，我颇有感想。
在培训之前，我略看了给我们的资料：据统计，员工多样化的公司的业务表现上比构成单一（白人男性）的要好；我想，从概率上讲，如果公司扩大选择范围，选到好人才的概率自然也大，多多少少和公司业绩有关。另外资料又举例说明，在两家其它条件都相同的公司竞标的时候，标主比较了其员工多元化情况，结果多元化做得好的那一家中了标。于是，得出结论，员工多样化对公司业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看了，对多元化动机的表述产生了怀疑：说了半天，听上去目标是股东利益。如果平等是天赋的，而这种平等被历史上的事件扭曲，现在就是要把扭曲摆平，尽可能地做到平等，这应该是不带什么功利动机在内的。由于社会大气候如此，多元化成了考核公司的指标之一，做得好的公司有好处；但如果没有这种大气候，多元化无利可图，难道就不需要为平等做出努力了吗？不过，公司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利益驱动的组织，其包含的非盈利元素，如支持社区建设、公益基金、保护环境之类的，虽然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依然和公司形象及税务考虑有关，所以也不是那么单纯的。然而，平等应该是由原则驱动而非利益驱动，这与公司并非天生一对。不过，还是有办法调和的：现实地说，利益驱动比原则驱动往往有效地多，比如说，允许工厂互相买卖污染指标，是一种灵活的手段，比硬性规定更有效地鼓励工厂保护环境。有点讽刺的是，有些崇高的事情，在具体操作上要有灵活的手段，协调各方的动机，才方便达到崇高的目的。
两天的培训，是Workshop形式的，大家围坐一圈，与两位指导者互动。或分小组组内讨论。其他的受训者都是我们银行各部门的人，报了这两天的名。指导者一位是黑人老头，另一位是中年白人妇女，后来自爆是同性恋，他们开的这个公司就是专门为人做这种多元化培训的。
一开始，我们围成一个圈，大家可以自愿上前一步，自报某种身份，对之有认同的人也上前一步。于是大家走上前又退后的，忙得很。当一个非裔女子上前自称“有色妇女” (Woman of color), 我一瞬间犹豫了一下，居然没有上前。这一活动结束后，我们对之自由评论。我就忍不住说，我不在美国长大，而在中国国内，皮肤颜色从来就不是自己身份认知的一部分，什么叫Woman of color?! 难道白色不是颜色吗？真奇怪！说实话，我一直就觉得自己首先是人（也许有些时候是小毛羊），然后是中国人，从来就没想过自己是什么颜色的；而到了美国， 我对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也很明确，对于某些事情，我选择性地入乡随俗或者避尔远之。
当我们被启蒙了自己的身份以后，指导者要大家讲讲生活中似乎和歧视有关的事例，我趁机发了一通牢骚：美国机场安检人员看你拿哪国护照而决定要不要来彻底搜查，这就是歧视外国人嘛！不过这个指导人为了要达到她的效果，想引导我说当时感觉很沮丧无助。结果被我否认，我当时其实是阿Q般地想，以后美国人来中国，也来这样试试看。谁怕谁？呵呵。
经过第一天的教育，我变成了一切主要歧视类型中的受害者：女性、有色人种, 属于受支配群体，另外，我在公司还资历浅、不信教、未婚、英语不是母语……我原来只是觉得美国政策有时候对外国人态度不友好，这下意识到了我被无数座大山重压，我的悲惨可怜真是夸张啊。看来我平时觉悟太差，还一直觉得自己是独立特行的老大。我觉得自己是旁观者，观察到Yale学生黑人比例很低，即使有，还很可能不是美国人。我也观察到无家可归者中黑人比例高。还有一天，电梯里碰到一个黑人，还一副绅士打扮，一见我进去，就很气愤地说，“为什么人们一见到我就要乱下判断？！什么白人、什么亚洲人......上帝把他们都送到地狱里去吧，越快越好！”，然后他的楼层到了，他就出去了。我的结论是种族歧视导致了没有理由的仇恨。
这一天结束前，指导者叫我们每人写个小纸条，再写个有关事例。我就简要地写了春节的鸡脚事件，呵呵。第二天，我们分小组，抽纸条，表演小品。我们抽中的纸条就是要表演“不尊重别国的文化饮食习惯, 发表了不适当的评论。”哈哈，原来这就源自我的纸条。大家表演结束后，又是自由评论，我就简要地告诉了大家鸡脚事件的缘由和我的看法。其实我这个懒人并不是最喜欢吃鸡脚，但这是原则问题，所以我觉得值得小题大做。显然，某些人把中国人吃鸡脚和野蛮未开化划等号是非常错误的。有个挪威人也说他吃挪威的“鱼布丁”的时候，同事的反应令他很不爽。
对于同性恋的容忍也是多元化培训的一部分内容。地上被划成四块，表示对这一问题不同程度的认知和容忍程度，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站到相应的地盘里去。我自认对同性恋持有相当平和的态度，他们有选择自己幸福的自由，我为什么要说三道四呢？所以我站到了对同性恋比较没问题、认知比较成熟的那一块，发现站在这一块的人不多。那个老头指导叫大家观察站在各区域的人各有什么特点。结论是站在我这一块的全是“Women of color”，他暗示，因为我们都是受歧视的，所以对其他受歧视的人群比较同情。那个挪威人指出，“Huan刚才说不觉得自己是Women of color”。说得好，这种结论真是莫名其妙，我的看法跟我皮肤的颜色有什么关系？！
我接着探讨性地问“基督教的教育和对同性恋的偏见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这比和肤色的联系大多了。没想到，这个问题引来了激烈的争议。一个女的正色反驳说，她在天主教学校长大，因此个人选择不做同性恋，但她对别人同性恋没有歧视。好几个女的也激动地随声附和。显然，一旦宗教信仰被扯进来，逻辑、讨论、思考立刻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她的问答不就正说明了宗教信仰和对同性恋的看法有关系？虽然那种关系不一定就等于歧视。我和她们辩论了一会儿，指出人脑是白纸，受的教育和看法没有关系才怪。那个自己也是女同性恋的指导者不同意我的看法，总结说，“上帝和歧视同性恋是没有关系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但她随即不许我再说了，说一旦牵涉到宗教，就说不完了。我很不甘心地反驳，“基督教和同性恋问题没有关系？我看美国的政治可不是这样的嘛！”她和众人就说, “ 政治不一样，我们不谈政治。”
依我之见，多元化培训最缺的一块就是允许讨论上帝在历史和社会中的的作用和角色。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家，但我在国内的时候，倒还觉得基督教蛮有趣蛮美的。到了美国，由于政治的宗教化，又见识了言行不一致的教徒，甚至还有道德败坏的（如猥亵儿童的天主教父和包庇他们的教会），我反而觉得教条和民主是相违背的，而信仰是虚伪的 。不过，在美国的现行条件下，这方面的讨论显然是属于“不能讲”的范畴。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逝世的时候，历数他的主要事迹，其中之一就是他协助了波兰共产主义的倒掉。我问天主教的同事，政治和宗教应该分开，教皇为什么要牵涉政治？他回答说，他没有直接参与，只是间接影响而已。我又问，他干吗要去反对共产主义呢？他回答说，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啊。我说，是无神论就要推翻啦？！这个动机倒是蛮奇怪，照这种逻辑，天主教还应该去推翻其他宗教派别占主导力量的国家政权，而不是争取宗教和解。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里瞎说。什么叫政治上正确？很明显，在美国，你最好别怀疑上帝的存在，也不要怀疑宗教有什么消极作用，即使泛指所有宗教，基督教的人就要跳起来。
到了第二天下午，大家已经讨论不动了，反复地讨论性别和肤色问题，搞得有点上纲上线的，开头还新鲜，这下没有激情了。我原来有许多智慧的发言，像是回到了学生时代，到了最后，我也懒得说了。到底是周五啦！所有人都看着手表。
总结一下，多元化培训是必要的，特别是很多白人男性，他们看了很多统计数字，都吓了一跳。大家都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晓得了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但同时，培训本身有把什么事情都往框框里硬套之嫌，这样也不好。另外，某些问题被胆小或盲目地躲开了。没有开明的态度，生活在想象出来的世界是没用的。不能追究来源，讨论也是白讨论。但这也许不是培训的问题，这是美国当今政治宗教化的问题。我觉得，那些基于教条而反堕胎甚至反避孕、反对干细胞研究的人，都在把自己的信仰强加所有人，用或然的、未成形的生命去妨碍现世生命的存在及质量，他们才是在害人呢。
2005/06/01
春天和问题 （2005年5月31日写完）
以下主要是我4月29日在机场转机等候的时候所写，好像又是老黄历了：
当每日经过的停了一个冬天的大喷泉开始喷水，我意识到，费城漫长的冬天终于延口残喘地过去了。这是几个礼拜之前的事情了。
春天的风吹在脸上和脖子上的感觉，舒服得简直有些过分；一树树的粉红的花，开得汹涌；大红和鲜黄的郁金香把白色的City Hall与蓝天互相映衬，喷泉的水声、飘出来的水汽和水池的蓝色晶莹及散坐周围的人们都展示了春天的美好。
不过，说实话，春天的到来同时也有些人让我心慌，这个新到的春天让我想到New Haven的春天，在严寒后突然绽放的美丽和温暖在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有关的种种回忆突然回到我的心头。到了费城以后就一直没心没肺地过日子的我，突然开始怀旧起来，即使怀旧中又有少许至今难以致信的后怕。同样，夜深人静听音乐也很可怕。我有时候责怪自己的记性，记得很多事情的发生之背景音乐，在半梦半醒中不当心听到，稀里糊涂中情景细节异常清晰地浮现，即使是十几年前的事，依然让我心慌，明确地感到了心脏的跳动。草蜢、许志安、苏永康、李克勤的声音是我最喜欢的，要不是我知道他们是谁的话，我简直可以仅仅因为其声音而爱上他们。
不过我也不是一直那么多愁善感的。4月6日，我和同事去Upenn听了Financial Times 的Martin Wolf的讲座：Why Globalization works。他提纲挈领地讲了一通，因为没啥特别的新意和争议，我虽然又像读书时那样作了笔记，但是这讲座没有给我更深的印象。不过，显然，春天也来到了Upenn, 草地上典型地坐满/躺满了本科生。
4月10日，去了费城近郊的Morris Arboretum，这里简单而美丽，不会让人有什么很深的感触。这个植物园在Chestnut Hill, 大片大片起伏的绿色草地，某处还搞笑地竖着绵羊状的铁皮，从远处背光看，就是一群黑羊在吃草。众多的黄水仙、一树树的白花和粉红色的花，草地上细小的野花野草、鲜绿的蕨类植物、蓝天和毛羊都成了我摄影的绝佳对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个中学物理书中小孔成像的范例：人走进一个黑筒，筒壁上有两个小洞，透露着亮光。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就发现墙上是外面景色的影像，模糊而上下颠倒，然而是彩色的，这就叫做春光乍现，非常有趣。植物园外隔壁有个小型的天主教大学Chestnut Hill College，教堂和教学楼古色古香，有一点像Yale，很美丽。而接下去的镇中心，好像那条街叫做Germantown Avenue，沿路开着五颜六色的小店，也蛮可爱的。接着到了一个叫做Mount Airy的地区，人们在乱山小溪边骑车跑步，而一个小母狗看见我很激动，就扑了上来，呵呵。
哦对了，3月30日，我从Charlotte回来，在出租车上听到当晚在住处附近那个大教堂里费城大主教要主持教皇临终前的弥撒。我虽然不信教，但觉得这是值得一去的，所以还是去了。大主教没说什么应景的话，倒是读了不少圣经的选段，信徒们时不时地起立和下跪，我长椅两边都坐了人，找不到机会离开，只好在别人下跪的时候低低地坐着。不管怎样，我也是好心的，呵呵，虽然我觉得蛮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教皇还没有临终的时候，大家就这么着急呢？这是有些矛盾的，去天堂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很明显，离开这个尘世却让很多人难过。教皇终于去世了，电视里开始24小时的转播。看到电视里梵蒂冈美丽宏伟的圣彼得教堂，我就想了2002年夏天快乐的冒险和意大利美味的冰淇淋。站在教堂上的平台看出去，看到屋檐上若干圣人像的背影，面对蓝天和正气的广场，那是如何的美妙。我一直对基督教颇有好感，直到到了美国，发现它在政治和大众价值上的影响过于霸权，直接或间接地否定着其它的信仰和价值，我渐渐变得不以为然。当然，许多教堂的美丽是无可否认的。从电视里看到，John Paul II 有不少拍得很好的照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微笑的他，白衣白帽，白鸽在他上方飞起。CNN还有些介绍他的生平，他受全世界众多人口的热爱，并与其他宗教交流示好，为基督教历史上的暴行道歉等。同时，他对有些问题的保守看法也很有争议，比如继续不让女人在教会任职，反对采取避孕措施（在非洲等地如此传教，对防治艾滋病有消极作用）。但是，CNN的主持人又自说自话地断言，既然他人也死了，所有的争议都无所谓了。最后，我的兴趣终于被这些不断重复的赞美消磨了，新闻里却又没有其他任何内容，我只好关了电视听音乐。
我认识一个变成了美国公民的乌克兰人。人们以为她是东正教，结果她说她转成了天主教了，因为，读书的时候，有个交换学生的机会，条件是信天主教并有波兰血统。她本有波兰血统，于是就方便地把自己变成了天主教徒。她时不时表达为自己是美国人自豪，并多次告诉人们生活在乌克兰有多痛苦，她小时候国家多么无耻，而现在还没有自来水。她所说的这些大概都是事实，但是她的口气就像在特意贬低乌克兰以谄媚听她说话的美国人，令人很不舒服。同时，她认为既然她不喜欢乌克兰，出于类似的理由，我也应该痛恨中国。我为她的投机主义和自说自话深感惊讶。
在教皇逝世之前，美国一切太平，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否要拔掉一个女植物人的输营养管让她死亡的争吵。连着一个多礼拜，早上把我喊醒的电视、手机上收到“爆炸新闻”就是更多的有关与此的最新消息，外加各位人士激烈的辩论和她普通的身世。法院，国会，布什，深更半夜都为此不睡觉，真是全国总动员啊。生命是宝贵的，但生与死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私人感情、宗教信仰和政治利益都掺和进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大家可以一致同意的结果，唯一可以了结这件事就是她最终的死亡和其他爆炸新闻的出现。这么说好像有些冷酷，但的确就是这样，教皇一有逝世的迹象，女植物人的故事烟消云散，有谁还在乎呢？
社会上的一些东西被认为是阴谋理论的产物。美国的税务制度应该是一种。因为去年我换了签证性质和换了州，所以一共有三个税表要填，那些软件都不适用，这浪费了我整整一个半周末（共3天）。最令人气愤的是，为了确定某一项内容，往往不得不看上一段罗嗦的公文，然后它把你引向无数条重要例外，而这些重要例外往往把你引向其他文件，一圈兜下来，我就忘了自己的最初目的了。而为了获得一个数字，往往要辗转填很多个表，看更多的公文是否适用。我又不甘心偷懒，怕拿不回应该退的税。好在税务局的电话服务还不错，解答问题都还耐心。另外，找会计师代为报税的费用是可以抵免税的，我就觉得整个系统搞得那么复杂是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包括税务局工作人员和会计们。不过，美国的医疗制度大概才是真的险恶，听了无数个令人郁闷的经历，最后归纳出来就是“黑”。美国的药费之高是臭名昭著的，制药厂的利润高得要命，lobby的力量也很强。（贫穷的艾滋病人群自然无法承担如此的价格，特别是在非洲。）最近著名药厂的药接二连三地被置疑或撤回，因为有严重损害健康或致死的危险。也就是说，花了很多钱，买来的药可能使自己更不健康。最近看新闻说，药厂大做电视广告，使病人去向医生要求某种药，医生常常为了讨病人欢心，要啥给啥，开出过于厉害的处方。比如，刚刚失业的人自然很郁闷，去向医生要抗抑郁症的药，医生也就开了。然而很明显，刚失业不郁闷才怪，在这时候吃药恐怕要上瘾。医生教育费用高时间长，要从很高的诊疗费中收回来。医药费那么贵，所以一定要买也很贵的保险。但每次去看病，还是要付几十块固定的费用。但是高收费相伴随的服务却似乎很差。买了保险后，每个人要确定一个主要医生/医院，该医生/医院就从保险公司拿到一定的钱。然后，一般小毛小病，就去找他/它。为了这样的小毛病，经常要2周的预约时间。到时候多半就好了，去一般药店买非处方药大概还不及那个固定费用。（这样保险公司更加白赚。）终于等到预约时间并按时到了以后，护士小姐给你量好体温，再等半小时到两小时，医生可以看你了，5分钟后就被打发了。他有可能跟你说，这病他看不了，要专业医生看的，于是他介绍一个给你，而你找他看的钱照样是要收的。然后你再经过长长的等待，付钱看第二个医生。如果第一个医生已经实施了一定的治疗，然后决定做不下去了，介绍到第二个医生的时候，第二个医生可能会拒绝接受，因为第一个医生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取了费用，而同一件病症，保险公司只能支付一次。听说急诊室更差，有人付100块钱后，看了半天看不出毛病，又没什么可治疗的，医生硬是叫病人走，只因为急诊室没地方了。病人一点都没有恢复，走出去的当儿再次昏倒，才得以多躺一会儿。这样看来，药厂、医生、保险公司在这个系统里就是相当无耻的连档模子，不比赌场崇高多少, 或者更加狡猾，因为他们还自称关注人们的健康和生活。
当每日经过的停了一个冬天的大喷泉开始喷水，我意识到，费城漫长的冬天终于延口残喘地过去了。这是几个礼拜之前的事情了。
春天的风吹在脸上和脖子上的感觉，舒服得简直有些过分；一树树的粉红的花，开得汹涌；大红和鲜黄的郁金香把白色的City Hall与蓝天互相映衬，喷泉的水声、飘出来的水汽和水池的蓝色晶莹及散坐周围的人们都展示了春天的美好。
不过，说实话，春天的到来同时也有些人让我心慌，这个新到的春天让我想到New Haven的春天，在严寒后突然绽放的美丽和温暖在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痕迹，有关的种种回忆突然回到我的心头。到了费城以后就一直没心没肺地过日子的我，突然开始怀旧起来，即使怀旧中又有少许至今难以致信的后怕。同样，夜深人静听音乐也很可怕。我有时候责怪自己的记性，记得很多事情的发生之背景音乐，在半梦半醒中不当心听到，稀里糊涂中情景细节异常清晰地浮现，即使是十几年前的事，依然让我心慌，明确地感到了心脏的跳动。草蜢、许志安、苏永康、李克勤的声音是我最喜欢的，要不是我知道他们是谁的话，我简直可以仅仅因为其声音而爱上他们。
不过我也不是一直那么多愁善感的。4月6日，我和同事去Upenn听了Financial Times 的Martin Wolf的讲座：Why Globalization works。他提纲挈领地讲了一通，因为没啥特别的新意和争议，我虽然又像读书时那样作了笔记，但是这讲座没有给我更深的印象。不过，显然，春天也来到了Upenn, 草地上典型地坐满/躺满了本科生。
4月10日，去了费城近郊的Morris Arboretum，这里简单而美丽，不会让人有什么很深的感触。这个植物园在Chestnut Hill, 大片大片起伏的绿色草地，某处还搞笑地竖着绵羊状的铁皮，从远处背光看，就是一群黑羊在吃草。众多的黄水仙、一树树的白花和粉红色的花，草地上细小的野花野草、鲜绿的蕨类植物、蓝天和毛羊都成了我摄影的绝佳对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有个中学物理书中小孔成像的范例：人走进一个黑筒，筒壁上有两个小洞，透露着亮光。当眼睛适应了黑暗，就发现墙上是外面景色的影像，模糊而上下颠倒，然而是彩色的，这就叫做春光乍现，非常有趣。植物园外隔壁有个小型的天主教大学Chestnut Hill College，教堂和教学楼古色古香，有一点像Yale，很美丽。而接下去的镇中心，好像那条街叫做Germantown Avenue，沿路开着五颜六色的小店，也蛮可爱的。接着到了一个叫做Mount Airy的地区，人们在乱山小溪边骑车跑步，而一个小母狗看见我很激动，就扑了上来，呵呵。
哦对了，3月30日，我从Charlotte回来，在出租车上听到当晚在住处附近那个大教堂里费城大主教要主持教皇临终前的弥撒。我虽然不信教，但觉得这是值得一去的，所以还是去了。大主教没说什么应景的话，倒是读了不少圣经的选段，信徒们时不时地起立和下跪，我长椅两边都坐了人，找不到机会离开，只好在别人下跪的时候低低地坐着。不管怎样，我也是好心的，呵呵，虽然我觉得蛮奇怪的是，为什么在教皇还没有临终的时候，大家就这么着急呢？这是有些矛盾的，去天堂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很明显，离开这个尘世却让很多人难过。教皇终于去世了，电视里开始24小时的转播。看到电视里梵蒂冈美丽宏伟的圣彼得教堂，我就想了2002年夏天快乐的冒险和意大利美味的冰淇淋。站在教堂上的平台看出去，看到屋檐上若干圣人像的背影，面对蓝天和正气的广场，那是如何的美妙。我一直对基督教颇有好感，直到到了美国，发现它在政治和大众价值上的影响过于霸权，直接或间接地否定着其它的信仰和价值，我渐渐变得不以为然。当然，许多教堂的美丽是无可否认的。从电视里看到，John Paul II 有不少拍得很好的照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微笑的他，白衣白帽，白鸽在他上方飞起。CNN还有些介绍他的生平，他受全世界众多人口的热爱，并与其他宗教交流示好，为基督教历史上的暴行道歉等。同时，他对有些问题的保守看法也很有争议，比如继续不让女人在教会任职，反对采取避孕措施（在非洲等地如此传教，对防治艾滋病有消极作用）。但是，CNN的主持人又自说自话地断言，既然他人也死了，所有的争议都无所谓了。最后，我的兴趣终于被这些不断重复的赞美消磨了，新闻里却又没有其他任何内容，我只好关了电视听音乐。
我认识一个变成了美国公民的乌克兰人。人们以为她是东正教，结果她说她转成了天主教了，因为，读书的时候，有个交换学生的机会，条件是信天主教并有波兰血统。她本有波兰血统，于是就方便地把自己变成了天主教徒。她时不时表达为自己是美国人自豪，并多次告诉人们生活在乌克兰有多痛苦，她小时候国家多么无耻，而现在还没有自来水。她所说的这些大概都是事实，但是她的口气就像在特意贬低乌克兰以谄媚听她说话的美国人，令人很不舒服。同时，她认为既然她不喜欢乌克兰，出于类似的理由，我也应该痛恨中国。我为她的投机主义和自说自话深感惊讶。
在教皇逝世之前，美国一切太平，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否要拔掉一个女植物人的输营养管让她死亡的争吵。连着一个多礼拜，早上把我喊醒的电视、手机上收到“爆炸新闻”就是更多的有关与此的最新消息，外加各位人士激烈的辩论和她普通的身世。法院，国会，布什，深更半夜都为此不睡觉，真是全国总动员啊。生命是宝贵的，但生与死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如果私人感情、宗教信仰和政治利益都掺和进来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大家可以一致同意的结果，唯一可以了结这件事就是她最终的死亡和其他爆炸新闻的出现。这么说好像有些冷酷，但的确就是这样，教皇一有逝世的迹象，女植物人的故事烟消云散，有谁还在乎呢？
社会上的一些东西被认为是阴谋理论的产物。美国的税务制度应该是一种。因为去年我换了签证性质和换了州，所以一共有三个税表要填，那些软件都不适用，这浪费了我整整一个半周末（共3天）。最令人气愤的是，为了确定某一项内容，往往不得不看上一段罗嗦的公文，然后它把你引向无数条重要例外，而这些重要例外往往把你引向其他文件，一圈兜下来，我就忘了自己的最初目的了。而为了获得一个数字，往往要辗转填很多个表，看更多的公文是否适用。我又不甘心偷懒，怕拿不回应该退的税。好在税务局的电话服务还不错，解答问题都还耐心。另外，找会计师代为报税的费用是可以抵免税的，我就觉得整个系统搞得那么复杂是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包括税务局工作人员和会计们。不过，美国的医疗制度大概才是真的险恶，听了无数个令人郁闷的经历，最后归纳出来就是“黑”。美国的药费之高是臭名昭著的，制药厂的利润高得要命，lobby的力量也很强。（贫穷的艾滋病人群自然无法承担如此的价格，特别是在非洲。）最近著名药厂的药接二连三地被置疑或撤回，因为有严重损害健康或致死的危险。也就是说，花了很多钱，买来的药可能使自己更不健康。最近看新闻说，药厂大做电视广告，使病人去向医生要求某种药，医生常常为了讨病人欢心，要啥给啥，开出过于厉害的处方。比如，刚刚失业的人自然很郁闷，去向医生要抗抑郁症的药，医生也就开了。然而很明显，刚失业不郁闷才怪，在这时候吃药恐怕要上瘾。医生教育费用高时间长，要从很高的诊疗费中收回来。医药费那么贵，所以一定要买也很贵的保险。但每次去看病，还是要付几十块固定的费用。但是高收费相伴随的服务却似乎很差。买了保险后，每个人要确定一个主要医生/医院，该医生/医院就从保险公司拿到一定的钱。然后，一般小毛小病，就去找他/它。为了这样的小毛病，经常要2周的预约时间。到时候多半就好了，去一般药店买非处方药大概还不及那个固定费用。（这样保险公司更加白赚。）终于等到预约时间并按时到了以后，护士小姐给你量好体温，再等半小时到两小时，医生可以看你了，5分钟后就被打发了。他有可能跟你说，这病他看不了，要专业医生看的，于是他介绍一个给你，而你找他看的钱照样是要收的。然后你再经过长长的等待，付钱看第二个医生。如果第一个医生已经实施了一定的治疗，然后决定做不下去了，介绍到第二个医生的时候，第二个医生可能会拒绝接受，因为第一个医生已经从保险公司获取了费用，而同一件病症，保险公司只能支付一次。听说急诊室更差，有人付100块钱后，看了半天看不出毛病，又没什么可治疗的，医生硬是叫病人走，只因为急诊室没地方了。病人一点都没有恢复，走出去的当儿再次昏倒，才得以多躺一会儿。这样看来，药厂、医生、保险公司在这个系统里就是相当无耻的连档模子，不比赌场崇高多少, 或者更加狡猾，因为他们还自称关注人们的健康和生活。
2005/04/25
4月22日纽约示威 (2005.4.23-4.24)
最近我莫名其妙地陷入了或者被迫旁观了若干场辩论，颇有许多话想说。但它们都是很大的主题、并且是再怎么讨论也没有什么结果的，比如基督教与无神论、女植物人拔管子之争、天主教教皇John Paul II的去世等等。这些事情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却忍不住为许多人的逻辑和论据之缺乏并霸占了公众话语的空间而感到烦扰。按照时间顺序，本来这次的blog应该写这些的，或是写写最近到来的春天，发发填税表的牢骚，但是因为最近的反日活动，我的注意力就被完全地吸引住了。所以这次我还是先做一次王家卫，来一次蒙太奇，写写反日吧。
但 我不知道何从写起。几个礼拜以来，我每天更频繁地看新闻，为国内的游行而激动；同时又渐渐觉得出现的一些破坏事件被用心险恶的国外媒体大加渲染从而会使我 国难看，觉得不太好。可是人本来就不是纯理性的动物，我认为冲动和一定程度的暴力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人中无耻或是无动于衷的那一群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不是 什么新鲜事了。可是美国英国一些重要媒体的胡言乱语甚至作假，帮日本怪中国，则愈加地令我气愤，这样的颠倒黑白，正义何在？
我后来终于忍不住写了一个email给我原来同学的list，Yale国际关系专业最近几年的学生很大一部分都会收到。我不管他们怎么看待我没头没脑发来的颇有火药味（但是很有道理）的长篇大论，我只是觉得需要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里媒体的偏见（以及日本所否认的罪刑），多一个也是好的。我的大意是讲CNN搞 了个假投票，不管怎么投，票数和百分比都不变，结论是大部分的受调查人都认为中国人的愤怒情绪不是正当的。当然这种调查本来就是不科学的，可以不理会，但 这样作弊也实在太厚颜无耻了。从而说开去，这里许多媒体不谈日本如何用种种谬论美化自己的暴行、不谈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不谈日本对批评天皇的言论的 压制，却反弹中国的教科书也很可疑，或者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大部分的游行，却允许这次反日游行的表现，暗示应该禁止镇压它。我也同意我们的教科书也有问题， 政府在游行集会言论自由上也做得很不够；但是很明显，有些事情应该用人性和公理判断，而非意识形态，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慰安妇，这些事情都是反人类的 罪，对于修改教科书和参拜那个神社，是非应该是那么的分明，而那些自诩的中国专家和专门从中国报道的记者却避重就轻，改换主题，睁眼说瞎话，好像凡是所谓 多党制的民主国家(日本)就是对的，而中国是共产党一党制，所以就不可能对。他们给人一种印象，PRC成立前被日军害死的中国人民活该倒霉，谁让抗战后内战后，获得政权的是共产党呢？
我的日本同学Akiko 第 二天也就给所有人回了信。我知道她不喜欢日本政府，但还是为她的坦率吃了一惊。她大骂小泉去拜那个破神社，而很多日本人根本就不在乎。现用教科书的确已经 够误导，关于二战，更多强调的是美国轰炸以后，日本老百姓的日子是多么苦，多少人依然承受着原子弹后的痛苦。她本人原来也不清楚这场仗的原委，直到她到了 香港读中文在学校里看到了一本画册….她最后说她本来就痛恨自己工作所在的东京银行，听说其北京分行被砸鸡蛋，禁不住就要笑。
我看了她的email，很感动，并做了一点自省，要确保自己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注意不把怒火指向所有日本人，好在我的email里面讲得很清楚，阿拉反的是右翼。后来有些同学开始回信，说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我也以为这比在华盛顿的智库（有人管那些智库叫idea whore, 卖脑不卖身，为那些政客动足脑筋，提供理论基础，以实现其Agenda）实习机会的信息有趣多了。
信的原文：http://groups.yahoo.com/group/ycias-list/message/34
Akiko的回信：http://groups.yahoo.com/group/ycias-list/message/35
此处媒体一边倒的谎言，好像鲁迅说的，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最郁闷的那个周末，一醒过来，就立刻想到日本的事情，一下子非常清醒，睡不着了；平常我可是要继续赖床2－3小时才起来的。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我在窗上挂了个国旗，抬眼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红色总算改善了我的心情。同时，我和几个朋友在email/MSN上交流这些事情，ZYQ给Economist写了信，ZQ给NPR写了信，写得都很精辟，yingying跟我一句一句地谈。他们都是好同志，总算我不是一个人郁闷。我又写给了Economist、NY Times和Washington Post。不晓得那些胡言乱语操纵着话语霸权的混蛋看不看这些email, 我希望他们是看的，我不指望能点化他们――照他们的逻辑，他们说不定又认为我们是政府派出的枪手。但我希望至少刺激他们一下。
4月18日周一傍晚，很烦的我突然得知周五纽约联合国前示威的事情，顿时非常开心。我终于也有机会可以表达自己了！虽然年纪一大把了，下班后，我基本是蹦蹦跳跳回家的。在路上，我注意到了傍晚的金色阳光照在白色大蛋糕状的City Hall上，达利展览的广告旗上，他的小胡子奥妙而幽默地翘着，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开得鲜艳的要命，蓝色水池里的大喷泉的声音那么悦耳，让我想到美丽的日内瓦。晚风吹来，舒服。
我就这样激动了若干天，虽然时不时要被某些无耻的言论搞得胸闷。终于到了4月22日周五早上，我穿着Yale的校名衫，上了去纽约的火车。我本来就要去纽约拿我去台湾的签证，所以这样更是一举两得了。
台湾办事处刚刚搬到第五大道和42街 交界的地方，碰到一个等办护照的台湾女人对我凶巴巴的，我也没理她，我要去反日示威，哪里还顾得上她？！确切的说，我拿到的那玩意儿不叫签证，同一个国 家，要什么签证？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旅行证。想一想，当初居然能够达成一个中国的大前提真不容易，很明显，中国这个定义是故意的模糊，留下了无数 发展空间。最近，国民党、亲民党去大陆交流对话，陈水扁就觉得自己的重要性旁落，急吼吼地说人家叛国，真丢人。即使岛内政治大家各有算盘，陈水扁如此失 态，试图阻碍对话，又阻挡不了，搞些文字游戏，乱扣帽子，让人看笑话。我相信有许多台湾人是宁愿台湾独立的，大家各有想法，再加上多年的宣传得力，出现这 种情况，正常得很。Propaganda嘛， 哪个政府不做？陈水扁确实也是代表了很多人的意愿。但我认为对话总比打战好，也总比冷战好，最多白对话，陈这么着急，很明显他们关注不是什么所号称的为台 湾人民谋求幸福，而多半是成立台湾国的野心。亲日的李登辉更令人厌恶，还有参观了靖国神社、说慰安妇是自愿卖身赚钱的台联的家伙们，那才叫卖国，无论中国 的定义是什么。回到原题，我走在42街突然看到几十辆警车呼啸而过，误以为那是为下午示威维持秩序的，一下子很激动，心脏好像要跳出来了。我一下子加快了脚步，风吹着我的头发，感觉很酷。
不过时间还太早，我就又去找在UN附近上班的Jonathan 。前一天他像一个“冲头”一样发了一篇NY Times上的文章给我，大意是中国教科书上美化文革大跃进，说国内的反日游行令人想到文革时候的革命小将。我顿时怒不可遏，回信说这是一篇SxxT, 而最近SxxT太多，我决定不再一篇篇地反击，这根本就不值得我花精力。我顺便揶揄地告诉他说：我第二天要去纽约抗议，很明显，耶鲁的教育未能开化我，未能把我从政府的洗脑中解放出来。我依然受到了政府对学生的大规模操纵，而这文革时所惯用的操纵手段，在2005年已经跨出国界，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这个真正民主精髓所在的地方。他看了我这个email大概昏过去，就回信说他不是故意要惹恼我，并愿意听听我和日本韩国同学到底怎么想的。我回信说，第二天中午一起吃饭吧。于是在披萨店排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前前后后一堆人，我故意说话说得比较响，想抓紧任何机会扩大影响。 可惜别人都在叽叽咕咕说话，店里又吵吵闹闹，没人偷听我们的对话。Jonathan不 理解为什么我那么气愤，原来是因为他以为我们教科书上依然说文革和大跃进是好事，这下他知道了那篇文章的论据不成立。当然，他本来就同意日本一面说批准那 本最糟糕的教科书是言论自由，一面又压制有关慰安妇等损害天皇形象的言论，也是很差劲。拉美裔的伙计把装着披萨的纸袋给我，还用中文对我说，你好吗。那个 纸袋不是普通的棕色纸袋，而是印着若干个黑社会的人人头，还写着，“这不是一口袋午餐，而是一口袋罪犯”。原来是一个电视的广告，我觉得这很可爱。联合国 附近有个僻静的小花园，五颜六色又粉粉的郁金香开得很美，我就和以此为背景，和这口袋罪犯合了影。
然后，Jonathan就陪我走到示威的地方，虽然时间还是有点早。若干人在路上发传单，有中国人模样的，也有老外模样的，不出所料，果然是那白痴的轮子。一个女人把一份报纸递给我，我一看就轻蔑地说，“This is rubbish!”。Jonathan 就笑，我也觉得很好笑，呵呵。后来他回去上班了，而我们的队伍还没有来，我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经过发传单的轮子的时候，就骂“垃圾”。这群轮子，本来就够丢人了，而对于反日活动，他们的立场明显是幸灾乐祸，无耻啊。
后来ZYQ打手机说，说费城的队伍已经开始进场了，我就飞跑过去，又突然看见交叉马路上出来一群人，打的是熟悉的耶鲁学生会的旗子，我狂喜。然后又看到ZQ，背着个大照相机，我非常高兴，接着又看到WQ，哈哈，他们原来都说可能不来的，最后都来了。看到了PZ, WX, 还有以前Helen Hadley的不少同学，并认识了前几天在email上结识的GR，在这样的场合重遇整整一年未见的朋友同学，又认识新的朋友，这是真的欣喜。
示威的所在是一个小广场，在联合国斜对面。几百人中，有许多是各所大学的学生，除了Yale外，还有Columbia等。还有不少人开了很多小时的车，从波士顿或巴尔的摩过来，精神可嘉。除了学生以外，还有华侨组织，也包括ABC和 台湾人。韩国人也来了，广场上也有不少韩国国旗。大家拉着中英文的横幅，打着各种各样标语，还有揭示暴行的图片。集会的格式是各界代表轮流发言，然后大家 齐声喊口号。我们面前黑压压一群媒体记者，多半是日本媒体，都沉着脸在拍。大家爱国热情都很高，齐心协力，令人感动。有个老人，好像有家人死在日本人手 中，他演讲起来充满热情，喊起口号声嘶力竭，当他喊起“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这是发自心肺的。我个人认为，中文演讲和标语太多，我们熟知有关一切，而目 的应该是让别人（包括日本媒体）知道日本的真面目，理解中国人民的立场，所以应该用英文。而不少英文口号和标语的语法需要改，不过呢，要求也不能太高了。 耶鲁的中国学生捐钱买了50本Iris Chang的Rape of Nanking（南 京大屠杀）的书，作为标语的一部分，还发给日本记者和路人，希望可以提高他们的认识。美国的书贵，学生囊中羞涩，却还这样全力支持，即使这些书的影响还是 有限，但这是多么执着真诚的努力，那些诋毁这一切自发努力为政府操纵的人，或者用一个贬义的愤青帽子来扣的人，良心在哪里?
突然发现ZQ上 去了，他代表耶鲁学生发了言。他用英文讲的，讲得很好，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他不是一味的谴责，而讲的是很有道理的话，这样更加能让外人理解接受。大红 的国旗在他头上飘扬，下面簇拥了一大群人，他看上去很酷很有领导气质，让我这个老大为这个小喽?骄傲。后来日本共同社的记者还采访了他，那个记者没说什么 特别的。但是，听GR说， 采访她的另一个记者则非常阴险，一个劲儿想从她嘴巴里套话，想套出这个游行不是自发的，而是政府组织的。记者问她，你这样游行，国内父母知不知道，是不是 父母叫你们来的？她回答说，这和父母有什么关系！真可怕，如果她回答说父母知道（并支持）的话，那个记者一定就可以发挥成，政府通过其父母唆使这次集会。GR很警惕，回答得真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幸好那个记者没有问我，不然说不定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多危险。
关于非学生人士，ZYQ的报告写得够好的了，我就在此引用一下：“……终于见到了这次集会费城地区的组织者。原来他们并不是UPenn，Drexel或者Temple的学生会，而是费城的侨界，就是早些年到美国的华人，大多操着带点广东、福州腔的普通话。说实在的，原先我对他们的印象并不是很好，总以为他们没太多文化，只能在Chinatown开开中餐馆。这次集会却使我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的年龄都不小，却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热情。准备工作做的很细致，租了大巴，为每个人准备了好吃的sandwich和饮用水，还写了许多标语。以他们的年龄和境遇看，他们中的许多也许是要终老美国的，但为什么他们依然关心着爱护着那个似乎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利益纠葛的祖国呢？看起来 ‘爱国之情’对许多人说来真的是至死不渝的。”
可 惜，我们被批准的只是在这块固定的地方示威，并不能在路上走，所以谈不上游行。由于联合国所在的第一大道并不繁华，往来的行人不太多，不过有些双层旅游车 经过的时候，就停一会儿，上面的游客就好奇地看。不过，这个广场是示威专用地，既然目的是要反对日本入常，跑到第五大道也不合适，虽然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这一天突然很冷，风很大，不过可以把旗帜舒展开，所以还是值得的。
在 集会的中间，广播里放了几次《歌唱祖国》。如果在国内，听到这歌估计没什么感觉，但是在纽约的街头听到，还是很感动。最后唱了国歌，我好久没有机会唱了， 心情很激动，虽然起调的人把它起得太高了，呵呵。我知道有些可以度身事外的人，会觉得我们都被洗脑了，但是那些人还有什么更高尚更值得的passion 吗？
周五那天早上起来，看到小泉在万隆又道了一次歉，照Economist的话来说，这下子是日本第18次道歉了，中国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可是同一天，近百位国会议员又去参拜了靖国神社。我认为，他还不如不要道歉的呢。
集会结束后，冻僵了的我和Yale的一帮人一起去56街去吃中饭（他们是饿着肚子喊口号的！）。阴天，走在路上，拿着红红的小国旗，像火一样。川菜辣得我要死，我也没吃饱，青岛啤酒倒把我的脸弄得很红。然后我们走到42街的中央火车站，他们就回New Haven去了，我则在纽约继续晃悠消磨时间。
对逛百货公司毫无兴趣的我去了附近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建筑宏伟美丽，雨后的灰色外墙显得非常干净。门前园子里开着粉红色郁金香，好像美女的嘴唇，很香艳的样子。图书馆内部也很有气派，让我想到耶鲁的图书馆。我自然拍了很多照片。最后，我坐在图书馆门外的椅子上给yiyi打电话，报告我的兴奋。后来我饿了，就去中央火车站那里买点东西充饥，卖甜点的little pie company很有名，我看中了小杯状的奶酪蛋糕，本想买两个，一摸口袋只剩下最后两块钱现金只够买一个，滑稽。
终于熬到了6点45分，等到了Jonathan。他正好有林肯中心音乐会的票子，我自然要去听：National Chorale 演 出威尔第的安魂曲。唱诗班的男人们都穿着一色的西装，女人们穿得五颜六色，大概是为了迎合春天这个季节。那个男低音还是个中国人。唱诗有些单调，听了有些 困，但是当乐团开始大声奏乐，我就醒过来啦。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自然兴奋不已地告诉他下午的壮举，给他看照片，并希望旁边的人偷听我们的对话，呵呵。音 乐会幕间休息的时候，我想起来要给我妈打电话，以免她看见我那么晚还没有回家上网，一定以为我被纽约警察抓走啦，哈哈。
买了一个小热狗，乘上23：15最后一班回费城的火车，我依然沉浸在相当程度的激动中。在火车上，我就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妈妈、Eric和小朱，进行骚扰和炫耀。这一天我一箭多雕，实在太牛了。不好意思，写到这里我想不出什么很严肃深刻的结尾了。反正大家也看累了吧。
P.S.
1. 这里还有我2003年9月写的一个blog: 《关于日本》，我觉得很有道理，嘻嘻
http://pantheon.yale.edu/~hg52/blog/japan.htm
2. ZYQ写的一点东西，我觉得非常好。稍作删节，引用如下：
“今天六点多醒来，竟然睡不着….我忽然想到几个名人在50年前的那场国难中的表现……
1、胡适
胡适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说过：“现 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 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早年在回国的船上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时，失望于中国黑暗的政坛，曾经发誓“二十年不问政治”。但是抗战军 兴，，胡适先生却欣然担当了中国驻美国大使，踏入政坛，用自己在美国的关系和学界的声望，奔走于中美政府之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抛弃自己的原则……
2、吴佩孚
吴佩孚在历史教科书上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他镇压过京汉铁路大罢工，也是当年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最终被北伐军赶下了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祖国对他的伤害不可谓不深。那么，在日军侵华的时候，他去做汉奸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实恰恰相反。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时，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深受祖国“伤害”的军阀可以保持民族气节……
3、林徽因
林徽因女士出生于书香门第，16岁即入伦敦St. Mary's College学习，后来又在UPenn获得美术学学士，在Yale学习舞台美术，可以说得尽欧风美雨之熏陶。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她的儿子梁从诫问她，如果日军真的打进重庆，你们准备怎么办？林徽因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回答：“真要是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在民族危亡之际，一个精通西学、才貌贯世的学人可以置幼子于不顾，视生死如无物…..
4、杨荫榆
杨 荫榆不是一个讨人欢喜的人物，曾经被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大加鞭挞。而且她长年独身，性格乖僻，连她侄女杨绛对她的回忆也是颇有微词。抗战时期， 苏州沦陷，杨荫榆住在盘门，四邻小户人家都深受日军蹂躏。因为她早年在日本留学，精通日语，就多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因此成为日本 人的眼中钉，终于在1938年元旦被两个日本兵枪杀。在民族危亡之际，就连这样一个性情乖张的人都会挺身而出反抗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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